邱興堂這個大巴山的莊稼漢子，憑堅強的毅力，憑勤勞的雙手，憑忠厚的品德，在深圳闖蕩，乾過泥水工，開過診所，最後從事房屋出租，月收入過萬元。但是他沒有忘記自己是共產黨員，他要幫助老鄉共同致富。邱興堂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解決達州籍民工的具體困難，成為達州農民工的主心骨。邱興堂說：“不管白天黑夜，幾乎每天都有達州老鄉打電話找我，每個月200元電話費都不夠。”
身背巨債遠走他鄉
在1999年之前，邱興堂只是達縣碑廟鎮鎮醫院的一名招聘醫生，看到周邊的親戚朋友養奶牛很賺錢，便用借來的10萬元錢從西安買回7頭奶牛，打算開始養殖。可沒想到的是，牛拉到陝西與萬源交界的地方，出了一場車禍，人沒傷著，但一頭懷孕的奶牛因為撞傷死掉了。後在飼養的過程中，又由於看管不當，兩頭奶牛摔下山崖。經過一年多的飼養後，邱興堂才發現，養奶牛並不容易，而當地人沒有喝鮮奶的習慣，也沒有加工企業來收購牛奶，產出的牛奶只能賣出一少部分，餘下的只能倒掉。2000年，當邱興堂賣掉奶牛後一算，自己竟有高達14萬元的債務等著償還。這對於一個月只有700多元工資的他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每到趕場天，父親開的藥店門口就坐滿了來要賬的債主。父親藥店的收入也不高，只能維繫日常生活，家中還有兩個未成家的弟弟，為了負債的事，家裡常為此吵架。2000年9月，邱興堂聽到在外打工的同鄉說，在外一個月能賺2千元錢，相當於他3個月的工資。為了早一點還清債務，邱興堂心動了，辭去了鎮醫院的工作。離開了妻子和女兒，懷揣著從父親那裡借來的600元錢和夢想，他到了深圳的羅湖區，去尋找他的未來。
“我永遠不會忘記到深圳來的第一天。”邱興堂說：“當時老鄉請我吃了5塊錢的快餐，我在屋檐下睡了3晚上，是在老鄉店門口的沙發上睡的，一想起來就非常難過。自己有一個願望，既然來了，就一定要紮下根來。不管今天有多苦，我都不在乎，但是，我們一定要尋找到一個機會。”後經人介紹，邱興堂在向西大廈里做起了小工，一天50元錢。打過牆、搬過磚、背過砂、睡過橋洞和樓梯間，為了收工資也與老闆爭吵過……可以說是嘗盡了人生百味。後來他想為什麼不用自己的醫療技術為老鄉服務呢？”於是他向老鄉借來幾百元錢，買了一些日常藥品，白天打工，晚上為住在黃貝嶺和羅芳村的老鄉看一些頭痛發燒的簡單病症。
一場糾紛帶來改變
要不是成立流動黨員支部，邱興堂也許現在還過著和以前一樣簡單、平實的日子。然而，達州駐深圳辦事處負責人將流動黨員支部書記的擔子壓在了他的身上，從此，邱興堂就添了許多繁雜瑣事：組織支部活動、打聽尚未亮明身份的黨員、協助處理同鄉之間的糾紛、幫助同鄉維權等等。據統計，居住在黃貝嶺一帶的達州務工同鄉有近3萬人，他就是這近3萬同鄉中最大的“官”。同鄉聚集而住，是深圳這座移民城市的一個特色，時間一長，就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同鄉村”。黃貝街道黃貝嶺、羅芳村一帶的達州同鄉村就是這樣出現的。這些達州人白天出門務工，晚上回到這裡休息，儘管並不富裕，但在深圳過得也算其樂融融。
但生活中的麻煩事總不免發生。2006年5月的一個晚上，一位達州同鄉的孩子在一家當地人開的商店買煙，店主找到孩子父親說沒給錢，雙方發生爭執。店主叫來一夥人把孩子父親暴打了一頓。老鄉咽不下這口氣，幾天后叫來一幫打工的親戚把店主“修理”了。雙方矛盾升級。當地派出所只好找到了達州駐深圳辦事處的主任廖清江出面調停。
弄明情況後，廖主任靈機一動，何不成立一個對這些流動人口進行“自治”性管理的組織？如何管理是個問題，羅湖區委、區政府想到了黨員。經過摸底調查，黃貝街道這個在深圳的達州人群落里，有20多名黨員。經過充分醞釀，2007年4月19日，黃貝街道四川達州流動黨員黨支部成立，當地人親切稱之為“同鄉村黨支部”。邱興堂毛遂自薦，被任命為黃貝轄區四川達州流動黨支部書記。
為同鄉討要合法權益
流動黨員黨支部成立的喜訊很快在達州同鄉中傳開了。剛剛上任黨支部書記的邱興堂馬上進入角色，開始為同鄉們奔走做事。2008年4月26日，一位同鄉民工在一工地第一天上班時，不慎從腳手架上摔下來，在平樂骨傷科醫院診斷為：右肘關節、右腕關節粉碎性骨折。當時老闆就推諉不想承擔責任，想給1000元錢打發他回家。幾個老鄉知道這件事憤憤不平，找了幾十個老鄉要把工地搞個天翻地覆，為此雙方因達不成協定發生了衝突。邱興堂知道後，立即向醫生諮詢，當得知1000元遠遠不夠後期治療的費用時，他找到老闆“談判”。邱興堂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四川省達州流動黨員黨支部書記。他說，這個身份，讓他有責任過問這件事。老闆沒給同鄉買工傷保險，自知理虧，一番協商之後，此事最終得到了圓滿解決。
2009年4月，宣漢縣同鄉小李因為跟公司主管鬧矛盾，工作了一年多被超市辭退了，臨走時被公司剋扣工資，拒絕支付相應的賠償金，幾次和公司的主管協商都沒有結果。小李越想越氣憤，便叫上幾個老鄉，打算去公司堵門鬧事。了解這一情況後，邱興堂馬上諮詢達州駐深圳辦事處的律師，然後有理有據地跟公司交涉，拿出勞動契約、法律條文一條條比對。在法律面前，最終公司認可了他們的訴求，並在3天之內付清了所有賠償和所欠工資。老鄉的權益得到了維護，更重要的是同鄉村黨支部在成長中不斷成熟，依法辦事的處理方式給老鄉們上了生動的一課。老鄉們開始知道，能保護自己的只有法律武器，而不是魯莽和衝動。
有了這兩件事，邱興堂的大名在黃貝一帶同鄉中幾乎家家皆知，黨支部的威信也大大增強。民工這樣說道：“我們打工在外，無依無靠，以前我們拼的是蠻力，靠的是武力打打殺殺，很粗暴，效果也很差，今天我們親眼看到了組織的力量。現在好了，有了黨支部、有了工會維權站，我們在外打工就有了依靠！腰桿也硬多了!
解救輕生跳樓老鄉
毋庸置疑，今天，我們明顯感受到生存的壓力，因為維權的高成本成為現實障礙。農民工拿不到工錢，幾個老鄉集合起來討要工錢“鬧事”，要“跳樓”，爬吊塔、堵馬路，甚至不惜以犯罪手段來“維權”。已經成為他們維護自己權益的“有效”方法。這一特殊的“維權”方法反映出這一群體尷尬的生存境遇。2008年12月16日下午3時，邱興堂正在參加羅湖區委組織部召開的“同鄉村”黨建工作會議，突然接到黃貝派出所民警打來的電話，叫他立即趕到羅芳村84棟，協助警方處置突發事件。原來，一位四川老鄉要跳樓自殺。該輕生男與警方僵持已長達兩個多小時，眼看輕生男隨時有可能從樓上摔下來。情急中，警方想到了達州“同鄉村”黨支部。
接到救急電話，邱興堂火速趕往現場參與解救。當邱興堂跑步趕到羅芳村84棟時，樓下已聚集了大量圍觀民眾，警方在現場拉起了警戒線，消防隊員架起了雲梯車，120急救車閃爍著警燈待命，充氣墊安放在了樓下，情況萬分危急。從現場民警的簡單介紹中得知，輕生男子是南充人曾某，住龍崗區布吉鎮，前幾天有個好心的湖南人借給他2000元錢，在布吉鎮開了個路邊燒烤店，一天能收入200元左右。可好景不長，剛開工兩天就被城管執法隊勒令撤除，並沒收了燒烤工具。借錢的人見狀上門催債，於是引發糾紛，被債主打得頭破血流。走投無路的曾某便選擇了到羅芳村跳樓自殺。
邱興堂衝上8樓樓頂，見曾某情緒特別激動，便沉住氣和曾某用家鄉話聊了起來：“老鄉，我是四川達州的黨支部書記，你有啥子委屈告訴我，我來幫你處理。”得知老鄉書記來了，曾某陡然失聲痛哭，不停地述說著內心的冤屈。邱興堂問他口渴了要不要喝水，被拒絕了，又遞上一支煙，曾某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想了想最後還是收下了。幾分鐘後，曾某情緒逐漸緩和。經過一番心貼心的對話交流，南充老鄉從陽台護欄走了下來，跪倒在邱興堂面前，述說他不平坦的遭遇。邱興堂問他為啥跑到羅芳村來尋短見，他說去年就住在羅芳村，知道這裡有個老鄉黨支部，一定會幫他的。隨後，邱興堂和民警一起把南充男子送到了當地醫院，為他妥善包紮處理傷口、買水買飯，還主動捐給他100元錢。
驚險解除了，現場的民警和圍觀民眾都說，危急時刻，還是黨支部起了關鍵作用。羅芳村81棟居民楊檸軒甚至說：“今天你們看到的，如果沒得邱書記來，那個男的可能就完了，同鄉村書記的威力硬是大！”
像南充男子一樣受過邱興堂幫助的人還有許許多多。邱興堂以黨支部為平台，積極引導、幫助農民工簽訂勞動契約160多份，依法解決勞資糾紛56次；幫助追收拖欠農民工工資150多萬元。主動幫助石維紅、呂映仁等20多名困難老鄉，總計2.4萬多元；為鄭帥、石立賢等14名老鄉的子女進行助學救助2.8萬元；去年5月，幫助免費培訓達州籍農民工610人，其中342名學員通過培訓拿到相關證書、46名學員順利找到了工作。日前，他還申請到達州市委的30餘萬元資金，免費培訓達州在深圳的務工者上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