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魔鬼的床

這張魔鬼的床

《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是一本由馬瑞芳教授撰寫的書寫“百家講壇”主講人的書籍。作者以調侃、風趣、幽默的文筆,書寫百家講壇那些人和事,並提出了很多懸念。

基本信息

內容提要

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 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

西方神話有張魔鬼的床,人被捉到床上,長了截短,短了拉長。百家講壇對主講人來說,也是張“魔鬼的床”。床的尺寸是“傳統文化,服務大眾,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筆者在上這張魔鬼床的過程中,抱怨並快樂地觀察著百家講壇的人和事,關注一系列問題和懸念……上了“魔鬼的床”,主講人被“截短拉長”,是否還張揚個性?……

馬瑞芳以山東人的豪爽幽默,涉筆成趣,妙筆生花,寫了閻崇年青燈獨對,坐擁書城五十載,厚積薄發,面對台下一名觀眾,一舉成名;性情中人易中天妙語如珠,機智灑脫,哪怕是與央視名嘴對話,照樣揮灑自如,機鋒迭出;于丹為人謙和沖淡,洞察人世,掩不住頑皮活潑,骨子裡俠氣激盪;老夫子王立群命運多舛的人生經歷,他用苦難來磨礪自己,一步一個腳印,成就了自己;紀連海懵懵懂懂,總是被好運眷顧,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嘎小子,成為名動一時的中學老師……

該書不僅對十大主講人做了精彩紛呈的描述,對百家講壇欄目的一些運作內幕,如何在大學裡“選秀”,如何“修理”大腕主講人,都有細緻生動的解讀。書中配有五六十張十大主講人充滿生活情趣的照片,給眾多冬粉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

編輯推薦

看百家講壇主講人“外傳”個性張揚,聽山大教授馬瑞芳“神聊”精彩紛呈!

閻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康震、孫立群、紀連海、毛佩琦、隋麗娟壇上壇下。

在這本書中,你可以看到:老爺子閻崇年持重,大佬易中天機智,小妮子于丹聰慧,老笨王立群厚道,大仙紀連海另類。學者讀書治學之道,教授育人處事之理,作家生活情趣之妙。

易中天:馬瑞芳和許多主講人的關係都非常好。這種關係,說得好聽,叫“惺惺相惜”;說得難聽,叫“臭味相投”。其實“臭味相投”也並非貶義。因為這裡的“臭”,原本讀如“嗅”。“臭味”就是“氣味”,“相投”不過“合得來”。換個文雅的說法,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百家講壇》的主講人,大體上就是這么一個意氣相投的鬆散群體。直、爽、好玩的馬瑞芳,則是其中最有人緣的一個。所以她能寫這本書。

閻崇年:我藏在書齋五十年,出來曬兩年太陽不行嗎?

于丹:快樂是種超強能力,可不是誰想樂就能樂的……我腦子裡有個刪除“開關”,不感興趣的,一刪,沒了!

孫立群:生活貴在“貴適意”,考慮問題、決定事情從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愿出發,一旦不合己意,便毫不遲疑地另做打算。

紀連海:上百家講壇的,人生都有些曲折,都有點兒怪。百家講壇就是一個“怪物公司”。

作者以調侃、風趣、幽默的文筆,書寫百家講壇那些人和事,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和懸念:學者怎樣上電視?如何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學者是否應該明星化?上了“魔鬼的床”,主講人被“截短拉長”,是否還張揚個性?易中天、于丹等人是怎樣被發現,並被拉上“魔鬼”之床的?閻崇年、王立群、紀連海等人一講成名,生活和心態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寫了閻崇年青燈獨對,坐擁書城五十載,厚積薄發,面對台下一名觀眾,一舉成名;性情中人易中天妙語如珠,機智灑脫,哪怕是與央視名嘴對話,照樣揮灑自如,機鋒迭出;于丹為人謙和沖淡,洞察人世,掩不住頑皮活潑,骨子裡俠氣激盪;老夫子王立群命運多舛的人生經歷,他用苦難來磨礪自己,一步一個腳印,成就了自己;紀連海懵懵懂懂,總是被好運眷顧,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嘎小子,成為名動一時的中學老師……

該書不僅對十大主講人做了精彩的描述,對欄目的一些運作內幕,如何在大學裡“選秀”,如何“修理”大腕主講人,都有細緻生動的解讀。

作者簡介

馬瑞芳 馬瑞芳

 馬瑞芳,1942年4月出生。1965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兼任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山東省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人大常委。主要著作有:《蒲松齡評傳》、《聊齋志異創作論》、《聊齋人物論》、《從<聊齋志異>到<紅樓夢>》等;長篇小說《藍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散文集《學海見聞錄》、《假如我很有錢》、《野狐禪》、《女人和嫉妒》、《漏泄春光有柳條》等。曾獲“八五”期間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首屆全國女性文學創作獎、首屆全國少數民族創作散文一等獎、全國紀實散文獎等。

前言

誰是最受歡迎的主講人馬瑞芳教授這本書,是寫《百家講壇》主講人的。在一般人看來,主講入寫主講入,大約不過小菜一碟,其實不然。因為《百家講壇》這個欄目下面,分若干編導組。每組有一個組長(也叫“執行主編”),若干編導,都歸製片人萬衛管。具體地說,就是萬衛管組長,組長管編導,編導管我們。主講人的“歸屬”,原則上是固定的。一開始歸哪個組,以後也歸哪個組,算是不成文的約定俗成。不同組的主講人,雖非“老死不相往來 ”,卻也見面不多,更談不上熟悉。不同組的編導,也只熟悉自己組裡的人。所有主講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製片人萬衛,製片吳襪,恐怕就只有總策劃解如光。解如光這個總策劃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選題,還管尋找和發現主講入,實際上是《百家講壇》“獵頭公司”的“總經理”。

要寫這本書,他最有資格。可惜此公閒雲野鶴、高深莫測。你要問他這些事,保證王顧左右笑而不答,一臉的謙虛謹慎。結果便“便宜”了馬瑞芳。

那么,馬瑞芳怎么就熟悉這么多主講人呢?這和她的性格有關。她的性格,我認為就是三條:直、爽、好玩。記得那是一個晚上,吃過飯,當時的編導組長魏學來介紹我們兩個認識。因為那時我剛到《百家講壇》,兩眼一抹黑,屬於“生瓜蛋子”,很需要這位“駕輕就熟”的老大姐“傳幫帶”。結果剛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談,口無遮攔,也不考察一下對面這個入可靠不可靠,這叫“直”。後來交往多了,她給我提意見,我也給她提意見。她覺得對,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這叫“爽”。再後來,她寫文章,說她幫助我是“照顧智障兒童”,把我肚子笑疼,這叫“好玩”。直、爽、好玩,這三條都是討人喜歡的。所以馬瑞芳和許多主講人的關係都非常好。這種關係,說得好聽,叫“惺惺相惜”;說得難聽,叫“臭味相投”。其實“臭味相投”也並非貶義。因為這裡的“臭”,原本讀如“嗅 ”。“臭味”就是“氣味”,“相投”不過“合得來”。換個文雅的說法,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百家講壇》的主講入,大體上就是這么一個意氣相投的鬆散群體。直、爽、好玩的馬瑞芳,則是其中最有入緣的一個。所以她能寫這本書。

其實,這樣性格的人,不但在一個群體中會有好人緣,上了電視也多半會有“觀眾緣”。觀眾喜歡什麼樣的主講人?或者說,一個主講人受到觀眾歡迎,靠的是什麼?依我看是三條:學問、見解、個性。《百家講壇》畢竟是“講壇”,一點學問都沒有的講不了。當然,學問大得像陳寅恪、錢鍾書,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適,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沒有。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要有見解。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電視節目,或者說,作為“傳承文明傳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講壇》不但要傳播知識,還要傳播思想、傳播文化。觀眾也不但要聽你“說什麼”,還要看你“怎么說”。這個“怎么說”有時比“說什麼”還重要。我講《漢代風雲人物》時,講到“鴻門宴”,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製片人萬衛問我為什麼不細講。我說,“鴻門宴”誰不知道呀?萬衛說,正因為大家都知道,才要聽您講。觀眾不是要聽“鴻門宴”,而是要聽您怎么看待這段歷史,要聽“ 易中天版的《鴻門宴解讀》”。這事讓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講壇》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講壇》“要講故事”,但不能“只講故事”。不明白這一點,就弄不懂這個欄目。它的主講人也“要有學問”,但不能“ 只有學問”。不明白這一點,就當不了主講人。

有學問,又有見解,在中央電視台的這個講壇上,大體上就站得住腳了。但是,你要讓觀眾喜歡,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極其喜歡”,光有這兩條還不行,還得要有個性。實際上《百家講壇》的主講人也都是有個性的,只不過有的鮮明有的不鮮明,有的張揚有的不張揚而已。有媒體問我,《百家講壇》挑主講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沒有?我說有啊,越醜越好。

眾人皆笑,以為我又在調侃。其實這話背後的意思,是要有個性。個性與長相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長得漂亮就沒個性了?話當然不能這么說。不過,一個主講人,一個靠學問和見解吸引觀眾的主講人,如果太漂亮,臉蛋也好,身材也好,國語還特標準,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 ,說起話來字正腔圓就像《新聞聯播》,那個性就不容易彰顯了。話說清楚,不是“沒有個性”,只是“不易彰顯”而已。此外,女主講人另當別論。比如講《紅旗渠》的李蕾就很漂亮,照樣大受歡迎。

那么,越有個性就越好嗎?也未必,還要看是什麼個性。孤僻、傲慢、陰陽怪氣,怕是沒人喜歡。直、爽、好玩,卻肯定招人愛。不少觀眾喜歡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這裡。當然,還得加上學問和見解。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她的《說聊齋》就成功了。

其實並不單是馬瑞芳,別的人也一樣。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如果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就會受到觀眾歡迎。當然,他(或她)還得會講課。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這就是《百家講壇》選擇主講人的標準。會講課是最起碼的,既會講課又有學問就算合格,既會講課又有學問還有見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時還有鮮明的、突出的、招人喜愛的個性,那就能大獲成功,成為最受觀眾歡迎的《百家講壇》主講人。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問:觀眾喜歡?有這必要嗎? 二 為什麼必須觀眾喜歡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百家講壇》是乾什麼的。

《百家講壇》是乾什麼的?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傳播的既然是知識、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講人當然必須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於傳播,那是電視台的事。電視台就是幹這個的。何況是中央電視台,還能不懂傳播?懂傳播會傳播的中央電視台,和那些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講人一起來做這事,還不是“黃金搭檔”?早期的《百家講壇》就是這么想的,因此所請多為大腕、大師、泰斗級的人物。結果怎么樣呢?不幸得很,收視率極低,欄目也面臨末位淘汰。有人說,你們不能這么勢利,不能只看收視率,你們要有使命感!這話只能讓人苦笑。是的,《百家講壇》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視率。但是,起碼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說那收視率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它至少能夠告訴大家,我們要傳播的東西傳到了沒有。如果沒有傳到,豈非無效勞動?這就好比醫生治病,藥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進去,或者輸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運送貨物,貨再好,送不到,也等於零。

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在“傳播某某”這個詞組中,“傳播”二字,未必比它後面的那個“某某”次要!準確的說是這樣:進行決策時,“ 傳播什麼”比“怎樣傳播”重要。這時要有使命感。具體操作時,“怎樣傳播”比“傳播什麼”重要。這時要有現實感。這和“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一個道理。

因此必須研究傳播規律,打通傳播渠道。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傳播方式和傳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對傳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通過電視傳播和通過圖書傳播,就兩樣。我曾經發現《百家講壇》的某些主講人,學問很好,文筆也好。寫出來的講稿,編導看了也滿意。

然而那節目,弄不好就創了收視率的“新低”。為什麼呢?就因為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這裡面差別大了。

那么,電視傳播的規律是什麼? 首先第一條,電視是給人看的,同時也聽,其接收方式是視聽綜合。

這是它與圖書的不同。第二,電視觀眾是鬆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沒一搭隨時都可能轉換頻道的。這是它與電影的不同。第三,電視觀眾在觀看節目時,沒有任何責任、義務,也沒有任何人能強迫他們收看。這是它與上課的不同。明白了這三條,我們就不難理解,“抓住觀眾”這四個字對於電視來說,是何等重要。同時,我們也不難理解,《百家講壇》對主講人為什麼會有特殊的要求。因為在這檔節目中,只有他一個人出現在螢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觀眾,請問誰抓得住?如果抓不住,豈不就得下課?這樣一來,《百家講壇》在選擇主講人時,就不能只考慮學問多少、名氣大小、水平高低、權威與否。不是“不考慮”,是不能“只考慮”,甚至不能“首先考慮”。首先要考慮的,還是他有沒有“觀眾緣”。有“ 觀眾緣”,其他方面達標合格,本人也願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講壇,甚至成為“壇主”。沒有“觀眾緣”,學問再好,水平再高,名氣再大,也可能與講壇失之交臂,因為他原本“無緣”。

我說的這一點,被不少研究和批評《百家講壇》的人忽略、輕視、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百家講壇》既然是一檔“文化類節目”,那么,你就只能靠節目的內容,靠節目當中的思想、文化、學術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來吸引人。如果還要強調主講人的“觀眾緣”,豈非把自己混同於“ 娛樂節目”?你們這個節目,豈非將學術和歷史“娛樂化”?豈非“娛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誤人子弟”?依我看,說這些話的人八成不懂電視!實際上,不管你對《百家講壇》如何定位,“學術”的,“泛學術”的,“有一定學術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檔電視節目。是電視節目,就得讓觀眾喜歡。不但要喜歡你的內容,還得喜歡你這個人。為什麼呢?因為電視與圖書不同。書是讀的,電視是看的。讀書的人看不見作者,也沒有必要看。看《百家講壇》的卻看得見主講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見,也聽得見。總而言之,《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是活生生地出現在他們面前,給他們以有聲有色的感受。

請問,這種感受能不重要嗎?何況我們所說的“觀眾緣”,並非娛樂節目要求的青春靚麗光彩照人,不過“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而已,怎么就“娛樂化”了呢?難道只有娛樂明星是有個人魅力的,科學家、學問家、思想家就該刻板、古怪、討人嫌?請問這是什麼混賬邏輯?更有趣的是,我們還聽到了剛好相反的批評。這類批評是主張要有性格,要有個人魅力的。但他們認為《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沒有個性,所有人都是“一個腔調”,因為都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也有人把某些節目的不太受歡迎,歸咎於編導、策劃和製片人的“修理”。由於修理過分,所以個性全無。不是有個說法,叫做“《百家講壇》是張‘魔鬼的床 ’”嗎?於是我就要問:是這樣嗎?如果是,問題在哪裡?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裡? 三 《百家講壇》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說“魔鬼的床”。

這個說法的“著作權”是屬於馬瑞芳的,其“論證”之文就收在本書。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誰都看得出馬老師是在調侃。她的態度,則是“抱怨並快樂著”。實際上這篇文章要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學者怎樣上電視。或者說,一個學者,怎樣才能從“做學問的”變成“ 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

這可是一個並不簡單的過程。

馬瑞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這一過程,並把它稱之為“艱苦而有趣的” 。說艱苦,是因為在她那裡,有好幾道過不去的坎,繞不過的彎。說有趣,則因為終於邁過去、繞過來了。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了一片新天地,開闢了一個新領域,豈非“不亦樂乎”?儘管事後說起來眉飛色舞,我相信馬老師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滿腦門子官司”;而她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走上講壇之學者的共同問題。比方說,不能全面、系統、完整,行嗎?不能按部就班、引經據典、追根溯源,行嗎?不能像平時上課那樣,講人物按生平,講歷史按年代,行嗎?甚至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能把人難死。比方說,按照學術慣例和職業道德,引用他人觀點是要把出處注出來的。要求嚴格一點,還必須註明版次、頁碼。但在《百家講壇》,至少後面這點做不到,引用過多也成問題。別以為這是小事。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他所做的這件事有沒有學術性,也意味著他還是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古人有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學問,是每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丟了學問,就和“失節”差不太多了,豈能隨意?難怪魏學來告訴馬瑞芳應該怎么講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這樣看,《百家講壇》還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問題遠沒有那么簡單。事實上,學問、學術、學術性,與格式、規範之類並不打等號。格式中規中矩,出處、版次、頁碼、關鍵字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我們見得還少嗎?反過來,沒有這些玩意的作品,語言優美文采飛揚的作品,也未必就沒有學術性。這一點,讀讀古人的論文就知道,用不著我多說。問題是,《百家講壇》與學術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它是“學術”的呢?還是“非學術”的呢?甚至“反學術”的呢?換句話說,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欄目?我們必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

易中天 2007年6月16日於廈門

目錄

序——我看《百家講壇》

“開壇元勛”閻崇年

閻先生坐擁書城

邂逅易中天

易中天——公雞中的戰鬥機

性情中人易中天

易中天PK于丹

小妮子于丹

于丹“挨罵”宴請“之流”

《美好的夜晚》——阿牛接待于丹

“老夫子”王立群

新“桃園結義”——王立群PK易中天

王立群的多味人生

毛佩琦的事和明代那些事

孫立群尋常生活關鍵字

紀連海傳奇

好孩子康震哥哥

隋麗娟開講慈禧

坐上“魔鬼”之床的馬瑞芳

百家講壇動了誰的乳酪?

百家講壇紮營記

學習是永遠的快樂——我讀孔子

附錄

百家講壇說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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