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孟子當時的諸侯對其學說的評價，也是後世某些人對於儒家思想的看法。即主張脫離社會現實。
漢劉向、劉歆父子撰《諸子略》，認為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觀點卻與劉向、劉歆父子不同，認為“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顯然，司馬談說儒家“迂腐”。
不過，還是司馬遷深刻，他看到了儒家的堅守。司馬遷說：“衛靈公問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這不是孔子、孟子不知道衛靈公、梁惠王所想，而是不願意迎合衛靈公、梁惠王的不義之戰，所以被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這種“迂遠”，正是孔子、孟子的堅守。儒家的這種精神，正是中國社會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
戰國時期，善於順應時代變化的，是法家和縱橫家。《史記·商君列傳》說，商鞅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得以求見孝公，他知道最好的政治是五帝禪讓之“帝道”，夏商周三王以德治國之“王道”已經墮落，而春秋五霸的“霸道”又比王道等而下之，但是，他為了求得秦孝公的任用，竟然以更等而下之的“富國強兵之術”遊說秦孝公，以換得秦孝公的重用。
《史記·蘇秦列傳》說蘇秦先到秦國，欲幫助秦國“連橫”，統一天下，後不得秦重用，歸家刺股苦學，後遊說六國“合縱”，欲維持戰國分裂之局面。後張儀先投奔已經發達的蘇秦，其意是想在“合縱”中貢獻自己的力量，因蘇秦不接納，遂投奔秦國，成為“連橫”的智囊。這說明蘇秦、張儀為了自己出人頭地，對於統一或者分裂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也首鼠兩端。
《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為了個人利益，可以篡改詔書，害死公子扶蘇，扶持胡亥上台，縱容趙高指鹿為馬，使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期。
戰國至秦，不僅有投機的法家和縱橫家，還有氣節高尚有堅守的儒者。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設立博士制度，而所招攬的博士，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就重大問題，多次徵詢博士意見，其“民主”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難得的了。但是，對於秦始皇來講，他需要的是博士們沿著他的思路思考，給他的主意錦上添花，而不是反對他的觀點。但是，博士們卻不願意曲意奉承。所以，秦始皇覺得博士“怪異”。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正目的，是所謂“妖言以亂黔首”，“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儒生的執著，最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秦始皇殘暴如此，但秦始皇長子扶蘇卻是一個另類，他對秦始皇進諫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哪裡聽得進去，公子扶蘇因此被遣往上郡，遠離權力中樞，最後被李斯、趙高和公子胡亥暗算。
雖然有堅守的儒生命運坎坷，但是，那些投機分子，也難免陰溝翻船。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得罪秦惠王，倉皇出逃，欲住宿，因無身份證明，而不被接納，客店老闆告知商鞅：“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也喟然嘆道：“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制定的新法令自己無處藏身，他逃亡魏國，魏國因擔心得罪秦國，不敢接納，最終商鞅被秦車裂而死。魏人說：“商君，秦之賊。”雖然這個話有一定的語言環境，但就普遍意義而言，商鞅變法，帶來了秦國的強盛，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秦國的滅亡。正如司馬遷所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乾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一個刻薄的人，得到現世果報，也可以為後人戒。
《史記·李斯列傳》載，李斯在勾結趙高立胡亥後，在與趙高的爭權鬥爭中失敗，被處腰斬，並夷三族。他臨死與他的次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司馬遷說，“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這個看法，是很準確的。
被看作“迂腐”的儒生，雖然難免坎坷命運，甚至喪命，但是，正因為他們的堅持，使社會上少了一部分助紂為虐的人，被看作識時務的商鞅、李斯等人，雖然不一定送命，但也不一定不送命。現世的榮華如過眼煙雲，身後的罵名，卻世代流傳。更因為他們的推波助瀾，使社會漸趨黑暗，即使他們得有善終，但是時過境遷，當他們的子孫重新被邊緣化以後，他們所釀造的苦酒，仍然可能讓他們的子孫和廣 大的平民飲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