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作者： 陳志讓 著出 版 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 2008-8-1
- 字數：
- 版次： 1
- 頁數： 192
- 印刷時間：
- 開本： 大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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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張：
- I S B N ： 9787563376162
- 包裝： 平裝
編輯推薦
三十多年來，我從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史轉向政治軍事史，現在又回到社會經濟史。在這一段漫長的時期中，我逐漸明白了我想找的答案，一個是為什麼中國近代化的途程中有那么多荊棘，另一個是那些荊棘怎樣才能掃除乾淨。也是逐漸地，我認識了前一段路程上的荊棘是1860-1895年的紳一軍政權，後一段路程上的荊棘是1895-1949年的軍一紳政權。本書分析的就是1912-1928年的軍一紳政權。――陳志讓
內容簡介
本書為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經典論綱性著作，深入淺出地分析了軍紳政權的形成及軍閥時期社會的種種變遷，重點討論了政治的離心力、軍閥的地區與派系鬥爭、憲法與傳統、財政與軍費等問題。作者認為，1895年以前，中國是紳軍政權，這之後到1949年以前，是軍紳政權。軍紳政權因為派系與地區兩方面的矛盾，不能統一中國。在思想上，他們對近代文化最大的讓步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行動上，互相混戰，橫徵暴斂，摧殘新興事業，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作者簡介:
陳志讓（Jerome Chen），四川成都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作者之一。1919年生，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經濟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1956年在倫敦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1963―1971年執教於英國利茲大學，先後擔任講師、高級研究教授，1987年以後，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名譽教授。1980年當選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研究興趣廣泛，在中國近現代史多個領域均有所建樹，對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等政治人物的研究，成就尤其突出。目錄
王爾敏序自序
緒論
第一章 政治的離心力（1900―1911）：官、紳、軍隊
第二章 政治的離心力（1912―1913）：各省
第三章 南北之分
第四章 內戰的形態
第五章 聯省自治
第六章 士兵
第七章 派系與內政
第八章 派系與外交
第九章 憲法與傳統
第十章 財政與軍費
第十一章 社會結構的變遷
第十二章 文化的趨勢：守舊與現代化
第十三章 軍閥的仇敵
第十四章 結論
附錄 軍官團與軍官團的精神
書摘
第一章 政治的離心力（1990-1911）：官、紳、軍隊中國在中日戰爭中敗北，三十年的洋務、時務政策破產了。破產之餘，最大的危機是半新半舊的淮軍的覆滅，使紳士政權對內對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太平天國和捻軍橫掃中原。那時恭親王的“善後章程”要中國以暫時對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機會、努力平定內亂、然後發憤圖強為長期政策。1895年，中國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內亂，但列強瓜分的局面炭岌可危。大政方針必須改變。當時一致的意見是中國必須重新練兵來保衛紳士政權，當時不一致的意見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張。
1860年代意見也不一致，但限於官吏之間。一般在野士紳對行政人員，行政人員自己對自己，都具有相當高的信心。1895年意見的不一致，不限於行政人員之中，在野士紳對行政人員也出了嚴厲的批評。在朝在野的士紳都認為中國必須變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麼？變到什麼程度？
1895年《下關條約》簽訂的訊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等人正在北京參加考試。他們的聯合行動就是所謂的“公車上書”。他們所建議的有：（一）遷都繼續作戰；（二）變法以圖強。他們正面地或旁敲側擊地對行政人員提出批評。這一個變法運動發展為1898年的“百日維新”，主張擴大政府的基礎，包括在野的士紳，都參加政治討論。他們主張立憲，要把承天命以統治天下的清朝改為順民意以統治中國的民族國家。他們也主張改變考試制度以選拔新式的治國人才。這樣的改革方案就是當時保守的政治勢力所謂的“叛逆”，因為他們要保的是中國，不一定是“大清”。他們注視的焦點是中國民族主權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國文化主權的完整。
“百日維新”之後，保守的政治勢力受到外國勢力（Salisbury侯爵所謂的“租借權之戰”）和農民（義和團運動）反抗外國勢力的雙重壓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順應民意，那么中國就無以立國。在義和團戰爭中，使保守派政府最為心悸的一個新發展是“東南自保”。山東的袁世凱、兩江的劉坤一、兩湖的張之洞、兩廣的李鴻章都拒絕捲入戰爭的漩渦。
“百日維新”象徵著在朝與在野士紳之間有了裂痕，“東南自保”象徵著在朝士紳之間有了裂痕。統治階級本身的裂痕是統治階級最關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約之後，不得不對新的紳士勢力讓步，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試制度的改革。傳統的考試製在1905年廢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學校教育和新的考試辦法。（二）擴大政府的基礎，容納在野紳士的意見。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之後，立憲簡直變成了公認的治百病的良藥。在北京，進行了憲政編查，答應開國會，答應立憲；在各省，成立了咨議局。（三）在經濟方面，《下關條約》規定通商各國能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興辦實業。中國本國的紳商也享有民辦實業的權利。於是張元濟、王雲五等紳士在上海辦了商務印書館；袁樹勛、楊度等地方紳士在湖南興辦礦業公司；張謇在南通辦紗廠，開墾鹽鹼地。當然許多沒有功名的商人、實業家甚至幫會裡的人如杜月笙，也參加興辦實業。張謇在他的《張季子九錄・實業錄》里說他是“通官商之郵”。他從士紳（狀元）到商人的轉變過程，是他認為從“嚼然”到“穢濁”的過程。乾淨也罷，穢濁也罷，他走的不是一個傳統的狀元所走的途徑。
這樣，中國的新式企業從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傳統，走向了民辦的局面。從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業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資從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萬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億兩千多萬元。在金融事業方面，舊式的山西票號漸漸衰頹，新式的官辦、官商合辦以及商辦的銀行逐漸興起。各地的紳士也發動了收回礦權、路權的鬥爭。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廣東三省的鬥爭最為劇烈，以至於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級的改革由上層紳士負責，他們可以說是頭腦比較新穎、比較開明的人。他們在1900年代主張立憲，主張興辦實業。這些主張得有宣傳機構，於是他們辦報紙、雜誌。新的建設為他們拓展了新的就業機會、取得權力和影響的機會。紳士們從“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的上進階梯，發展到進學校，到外國尤其是去日本留學。回國之後，做官、經商、教書、辦實業、辦報紙雜誌，甚至寫小說、演戲等等。
所謂“上層紳士”也許可以用省咨議局選舉資格來劃分。那些人必須具有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有功名，五品以上的軍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動產或資本五千元以上，這種人不到全國人口的萬之四十二。在他們之下有中下層的士紳住在縣城或鄉下，也在辦新政。傳統的縣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樣有六個部門――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此外設有鹽房、倉房、承發房。1900年代新機關設立了，都由鄉紳領導。新機關有實業、教育、警察、團練、市政，此外有些地方還成立了商會和農會。
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麼成績，那不是我們的課題。但是在變革的過程中，紳士階級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是“責無旁貸”的。這些當然的領袖約有七百萬人，占全國人口約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們進行改革，那是他們的事，無知無識的民眾沒有份。民眾由他們領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眾參加，他們的地位會受到威脅。
據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這些中下級紳士，比上層紳士保守。在辦新政時期，他們增強了在地方的領導力量，也取得稅收和支配稅收的權力。省一級的地方紳士也因為辦新政而增強了他們的地位和權力。咨議局變成了擴大他們權力和影響的機關，報紙雜誌變成了擴大他們影響的工具。
從政策的觀點來看，在朝紳士、在野的上層紳士、在野的鄉紳，代表著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間有矛盾，而且矛盾在發展。在朝紳士一致反對革命，要保中國，同時要保大清。他們不相信缺乏行政經驗的地方紳士，怕新政搞得太過火，怕收迴路權礦權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層紳士希望在朝紳士讓出更大的權力，他們不相信官吏能實現新政的目的。中下級紳士受的還是傳統教育，沒有進過學校，更沒有留過學，甚至他們的兒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機會。可是他們站在紳士的最下層，一面跟地方政府爭權，一面抵抗當地的民眾。紳士集團於是分成這三個部分，每個部分之中意見不一致，又因為親戚、朋友、師生等關係而分成許多派系。
從職業的觀點來看，紳士們、士大夫們，有了各種新的就業途徑。他們一些人參加了工商業者的陣營，一些人變成了新的自由職業者（從事教育、新聞事業、職業寫作、律師、會計師、西醫等等）。他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頗為相似。他們多半來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經不是傳統的士大夫了。
這就是說，中國的統治階級分成了許多集團和派系。辦新政，一面增強了紳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們的團結。新政是他們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權力和影響的根據。如果新政辦不好――事實上辦得很不好――對他們的權力和影響會有很不利的結果。
在野紳士之中還有一派認定中國非革命、非改變國體政體不能自存。改良派辦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勢力也就愈大。兩派的基本分歧之點在於是否用武力達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眾――紳士以外的中國人。那時有組織的民眾有兩種――反滿的秘密結社、新式的軍隊。1900年代革命的紳士和這兩種有組織的民眾都取得了聯繫。
這樣我們就轉到1895年以後中國建立新軍的運動，以及新軍和紳士的政治關係。
練新軍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主要的目的在保衛京師。1895年到1900年之間編練成了五個武衛軍，在義和團之戰中損失了四個，只有駐紮在山東的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武衛右軍）得以保全。1901年與1907年之間，中國有兩支新軍：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凱編練的北洋軍和張之洞在湖北編練的自強軍。1907年（中央）規定練新軍三十六鎮（師）的計畫，各省才開始練新軍，目的也在維持國內政權的安定。
1905年廢除考試的一個結果是新教育比傳統教育貴。有志有才的年輕人上進的機會和個人的財富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這樣1907年各省練兵給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帶來了上進的機會。於是他們投入新式的陸軍學校，例如陸軍國小、速成學校之類。有一些到了日本在軍事學校求學。前者以李宗仁為代表，後者以蔣介石為代表。軍隊為紳士的子弟開闢了一個就業上進的機會，可以用魯迅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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