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趙忍安（1912—1986），四川成都市人。曾任全國工商聯常委，民建中央委員，市民建副主委。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四川樂山、重慶等地工作。1945年10月被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往武漢開展地下工作，爭取了工商界上層人士和一些重要政界人士。武漢解放前夕參加籌備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進行反拆遷、反破壞、維持真空期間社會秩序和迎接解放等工作。解放後歷任中國人民銀行中南區行金融管理處處長、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市分行副行長，與民建會員和工商界保持聯繫，並任武漢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工商代表團副首席代表，武漢市工商聯籌備會副主委，民建武漢分籌會籌備員。1952年調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並任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工業組副組長。後調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還擔任上海市民建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委，為黨的統戰事業作出了貢獻。
人物生平
趙忍安，常州人，趙氏是常州望族，因父親在四川做官，趙忍安1912年出生在成都。少年時代，他在校讀書期間，受到進步思想薰陶，傾向進步。1925年參加孫中山逝世的紀念會。1926年，上街參加了“三一八慘案”遊行示威。1933年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1937年他受中共黨組織的派遣，到四川樂山彝族地區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先後在樂山任樂群墾社特支書記。在南充任支部書記、南華藝社黨團書記。1940年，被派往重慶，打入和成銀行，任襄理（副總經理），潛伏在金融界為黨工作，任銀行特別支部黨團書記、化龍橋區委委員及書記等，直屬中共南方局領導。
1945年10月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慶和成銀行準備到武漢開設分行，中共南方局決定為武漢重建地下黨組織做內應，通過活動，成功讓趙忍安到武漢籌建分行。1946年1月，和成銀行漢口分行在勝利街25號成立，他任經理。
解放後歷任中國人民銀行中南區行金融管理處處長、武漢市分行副行長，武漢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工商代表團副首席代表，武漢市工商聯籌備會副主委，民建武漢分籌會籌備員。1950年5月，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1952年調中共中央統戰部，並任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工業組副組長。1959年到上海，後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還擔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為中共的統戰事業作出了貢獻。“文化大革命”後，他調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任副行長，認真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中共的統戰政策，使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得到妥善安排，還熱情擁護金融體制改革，發表了一些銀行工作和金融研究方面的文章。
趙忍安歷任民建中央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原黨委副書記、副行長趙忍安同志，因患腦溢血不幸於1986年5月25日逝世，終年74歲。
人物事跡
趙忍安為中共地下黨武漢創建人之一，直接受周恩來、錢瑛領導，他以武漢合成銀行行長的身份為掩護，潛入國民黨湖北省黨、政、軍上層，為黨送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情報，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因其“西裝革履，高大英俊，夫人翁和新旗袍燙髮，漂亮高雅”，被當地人稱為“中共地下黨中的一對‘金童玉女’”。
銀聯會上 大耍杜月笙
1945年抗戰勝利後，重慶和成銀行準備到武漢開分行，中共南方局啟動了在該行潛伏了5年的地下黨趙忍安，向銀行申請到武漢籌建分行，為武漢重建地下黨組織做內應。
1946年1月，和成銀行漢口分行成立，趙忍安被任命為經理。
趙忍安到漢後不久，就登門拜訪國民黨省政府主席萬耀煌，主動幫主席夫婦換了30根金條和一些銀元，萬耀煌看到物價飛漲，拿了不值錢的金圓券通過趙忍安的關係，兌換成金條。此後，萬耀煌夫婦把他當作心腹，常到趙家串門。有一次到交通銀行赴宴，剛上頭道菜，萬就藉口有事，信步走到和成銀行趙經理府上“搞一點小吃”。此事轟動三鎮，趙忍安成了武漢上流社會的“大紅人”。 為他開展地下工作，獲取國民黨重要情報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成銀行漢口分行也成為武漢地下黨領導機關的重要交通站。
國民黨發動內戰後，為操控金融市場，將各省市銀行業同業公會代表召到南京，選舉籌備成立銀行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並暗中指派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要挾各省代表，推選一個不懂金融的國民黨要員當聯合會理事長。
武漢代表趙忍安暗中串連各地代表，推選德高望重的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李馥蓀擔任聯合會理事長。為了不引起杜月笙的警覺，他與代表們約定，表面上不反對杜月笙的建議，等選舉投票時再表明觀點。
杜月笙果然中計。無記名投票選舉時，除了國民黨自己幾個人投了那個國民黨要員的票外，其餘代表全選李馥蓀出任銀聯理事長，杜月笙傻了眼。見木已成舟，來剪彩的蔣介石只能默認了事實。
酒桌上 套出襄樊城防計畫
利用銀行老闆、和國民黨政要交往密切的特殊身份，趙忍安在“秘密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除了戲耍杜月笙，他還在解放襄樊、掩護地下市委成員、保衛武漢電信局等中立下大功。
1947年底，萬耀煌調走，趙忍安又和接任的張篤倫成了“鐵哥們”。
1948年4月，到襄樊布防的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路過漢口，其好友設宴為他接風，請來張篤倫、趙忍安等達官貴人作陪。“共軍南下勢如破竹，襄樊能守得住嗎？”酒過三巡後，張篤倫問道。見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康澤交了底：他在襄樊設了三道防線……他沒想到，正和他喝酒的趙忍安就是共產黨的臥底，他透露的國民黨軍隊襄樊布防計畫很快被送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城部隊手中。1948年7月，解放軍攻破襄樊城，康澤被擒。
把地下市委書記藏到特務對面
1949年武漢解放後，當潛伏的國民黨軍統特務萬勤（化名）看到中共武漢市委書記曾惇時，一下子懵了，這不就是原來坐在自己桌子對面的“老同事”孫建業嗎？
1946年3月，萬勤按軍統特務、武漢行轅第二副處長蔡立民的命令化裝潛伏到震寰紗廠。上班第一天，他遇到了常和蔡立民一起吃飯的和成銀行老闆趙忍安。趙忍安帶著一個書生，他指著那個書生，對萬勤說：“你是蔡處長派來的人吧，他叫孫建業，我兄弟，照顧點。”萬勤以為孫建業是“自己人”，以後常和孫建業交換內部線索。半年後孫建業被調走。
萬勤不知道，孫建業就是中共武漢市地下市委書記曾惇。
1946年3月，曾惇被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漢，為躲過敵特搜捕，負責接應的趙忍安想出“絕招”——把曾惇安排到特務身邊，“敵人絕不會想到中共市委書記敢和特務在一起”。於是，化名孫建業的曾惇和特務萬勤成了同事，不僅躲開了追捕，還了解了許多敵特活動情況。 解放後，萬勤被逮捕法辦。
亮出國民黨高官名片保衛電信局
1949年5月12日晚，白崇禧準備逃走，派人包圍了武漢電信局，準備在撤逃前將電信局炸毀。一般人無法進入封鎖線，中共地下武漢市委書記曾惇立即指派趙忍安想辦法與電信局局長、總工程師等取得聯繫，商量保護對策。
趙忍安通過一張白崇禧司令部經濟處處長孟學思的名片，進入了該局。
孟學思是白崇禧司令部掌管武漢經濟大權的總負責人，趙忍安早就與他混熟，成為“朋友”。在白崇禧逃跑準備前，孟接到指令，必須要等到司令部撤離，他才可以離開武漢。孟為了活命，暗中找趙忍安幫忙，覺得形勢緊張，住在楊森花園已不安全，要趙忍安幫忙找個住處，並對趙說，萬一來不及撤離落在共軍手中，就說他是和成銀行職員。孟掌握著很多國民黨核心機密。趙忍安請示組織，徵得地下市委同意後，趙忍安決定讓孟住在身邊，一邊刺探敵情，一邊做策反。趙忍安有意將他安排在和成銀行職工宿舍住下。孟帶了一個警衛和一部電話機住在趙忍安隔壁，經常與白崇禧等有關方面聯繫，趙忍安便乘機表示對他“關心”，每天晚上去找他閒談，從中打探到很多情報，隨即轉告給武漢地下組織。5月10日，孟突然留下一張名片和兩張南逃的軍用火車票，不辭而別。這張名片正好被趙忍安派上了用場，他拿了這張名片，一面大搖大擺通過封鎖線，與電信局職工取得聯繫，裡應外合，做好保衛措施；一面籌集2000大洋，買通指揮爆破的國民黨頭目，放棄炸毀電信局的計畫，保護了電信局。
還有保護張公堤、躉船碼頭等。白崇禧在撤退之前，曾有歹毒計畫，想用炸毀張公堤，水淹漢口，來阻止解放軍入城，武漢守備司令魯道源乘機暗中敲詐，稱拿不到3萬大洋就炸堤和碼頭。在這萬分危急時刻，趙忍安受中共武漢地下市委指示，出面與魯道源談判，討價還價，最後又由他出面，組織武漢銀行同業公會的銀行家們湊到6000大洋把魯道源擺平，避免了災難的發生。1949年5月15日晚，白崇禧部隊全部逃跑，趙忍安和其他地下黨一起亮出真實身份，成立治安委員會，維護城市秩序。16日下午，趙忍安受市委指派，帶領進步人士，趕到江岸，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