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唯

趙唯

趙唯,本名學曾,又名野時,1907年生,重慶市(原四川省)雲陽縣黃龍鄉(現江口鎮)人。老地下黨,中國共產黨川東遊擊縱的創建人,司令員。1992年8月30日在萬縣寓所病逝,享年85歲。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老地下黨,中國共產黨川東遊擊縱的創建人,司令員。

1931年在上海加入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趙唯 趙唯

1932年10月創建雲陽縣第一個中共組織——農壩支部委員會。1935年1月19日與譚林、陶誾一道領導指揮雲陽縣工農武裝起義。

1940年4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經營救出獄。

1947年冬與彭詠梧等組建中國共產黨川東遊擊縱隊,任司令員。

1950年1月任雲陽縣人民政府縣長。

1954年8月任四川省萬縣專區行政公署副專員。

l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下放農場勞動,後任萬縣地區農科所副所長。

1970年被捕入獄。

1976年被判刑勞改。

1982年獲平反昭雪,同年離休寓居郫縣,後移住萬縣。

1985年捐資4000元倡辦雲陽縣一·一九職業高級中學。

1992年8月30日在萬縣寓所病逝,享年85歲。

根據趙唯生前的意願,雲陽縣委、縣府決定並將趙唯與其夫人王忠孝骨灰遵遺願歸葬在原一·一九職中校門外側石壁內,2007年歲末,因三峽工程故由老城遷葬於雲陽新縣城附近風景如畫的玉龍陵園。

詳細事跡

趙唯是一位為雲陽的解放事業作出過極大貢獻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可他的一生卻是坎坷的,令人尊敬、令人同情、令人不平。趙唯出生於一個大地主家庭。他在上海讀大學時,於1931年加入了共青團,開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第二年,趙唯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33年被組織上派回雲陽,建立了雲陽縣第一個中共黨支部,將共產主義的火種帶進了大巴山。第二年他父親死後,趙唯繼承了全部財產。地下黨的力量壯大起來後,趙唯於1935年1月19日,在自家的打穀場上召開了一個民眾大會,將趙家祖輩積累下來的田地財物全分給了農民。然後組織了著名的雲陽武裝暴動,拉起隊伍成立了游擊隊,任司令員,攻占過雲陽縣城。後來,這支游擊隊便一直活躍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區,與國民党進行了長期轟轟烈烈艱苦卓絕的戰鬥。

小說《紅岩》中的許多英烈,均是川東遊擊縱隊趙司令的戰友和下級。如全國聞名的英烈彭詠梧(彭松濤),就是這支游擊縱隊的政委。在大巴山下犧牲後,他的頭顱被敵人砍下,懸掛在奉節縣竹園坪寨樓上示眾,他的墓如今還在奉節縣城供人憑弔。江竹筠(江姐)當時是中共地下黨下川東聯絡員,公開身份是萬縣地方法院的職員。她於1948年6月在萬縣被捕後,即解送重慶,演譯出渣滓洞內的那些動人的故事。

趙唯使雲陽為中心的川東地區有了共產黨組織,解放前在雲陽堅持地下鬥爭的所有共產黨領導人中,只有趙唯資格最老、堅持鬥爭時間最長、所處鬥爭環境最惡劣。從1932年7月到1949年12月的雲陽革命鬥爭史,也就是趙唯提著腦袋與國 民 黨 玩兒的艱難困苦史。

1935年1用19日,趙唯與後期到雲陽的共產黨領導人譚林(譚佑銘)一起發動“119工農武裝起義”失敗後,他冒著國民黨瘋狂報復,懸賞200銀元高價通緝的危險,仍堅持在雲陽鬥爭。1940年春他被國 民 黨 萬縣專署逮捕,關押在萬縣監獄。國 民 黨 雲陽黨部書記長楊秩東強迫趙唯出具“反共自新”聲明,否則格殺勿論。趙唯擲地有聲地回答:“頭可斷志不可屈,我決不反共自新,任隨你楊秩東把我怎么辦!”,後被黨組織和統戰朋友營救出獄。黨組織在雲陽宣布了對趙唯在敵人監獄的審查情況,並號召黨員學習趙唯對敵毫不妥協,臨危不懼,堅貞不屈,保持革命氣節的高貴品質。

1947年11月,中共川東臨委派遣彭詠悟帶領江竹筠(江姐)在雲陽農壩鄉鹿塘坪與趙唯見面,隨即開會決定(史稱“鹿塘坪會議”),正式成立川東民主聯軍下川東縱隊(後改名為中共川東遊擊縱隊)。趙唯任縱隊司令員,彭詠悟任政委,下轄三個支隊:巴北支隊、奉大巫支隊、七南支隊,趙唯親兼巴北支隊司令。川東遊擊縱隊在趙唯的帶領下,首戰鹿子坪、智取河堰口、夜襲魚泉場、攻打南溪鎮、奔襲開縣溫泉鹽場、搗毀巫溪西寧鄉公所、小谷坪轉移、路陽山突圍、仁和寨脫險……大小戰鬥數十次,攪亂了蔣家王朝“小廚房”的政治秩序,策應了解放戰爭的正面戰場,永遠載入雲陽人民武裝鬥爭的光輝史冊。趙唯的名字使敵人喪膽,是雲陽民間傳頌的英雄。

1949年秋,解放軍進軍大西南,雲陽黨組織負責人鄒予明專程到龍洞鄉同趙唯商量對敵策反、迎接解放事宜。因當時雲陽集政權、軍權於一身的偽縣長湛廷舉(後為雲陽政協委員)早年受趙唯等人影響,曾同情和支持過趙唯等人的一些革命活動。鄒持趙唯的一封親筆信,利用趙唯的名氣和威望,策動了湛廷舉起義,使雲陽沒費一槍一彈而獲得和平解放。

1950年趙唯擔任雲陽縣縣長、剿匪指揮部指揮長,為安定雲陽當時的社會及生產秩序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後調任萬縣專署任副專員。

蒙冤

由於歷史的原因,當時整個西南地區各級黨政機關內事實上都存在著“山頭”:一是“南下派”(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派,俗稱“南下幹部”),二是“地方派”(本地 “地下黨”幹部),“南下派”是掌權派(西南服務團雲陽中隊就有60多人,雲陽“文革”前的各任縣委書記均由“南下幹部”擔任),兩派間感情不一樣,“地方派”地方工作熟悉,工作中兩派時有意見分歧。作為“地方派”代表人物趙唯終於1957年“反右”時被錯劃為“右派”,從此失去了政治生命。“文革”中更是備受折磨,因江青的一句“下川東地下黨叛徒多”,使“下川東地下黨”成為“叛徒”的代名詞。

1970年,趙唯因此受冤被捕入獄。由於那位永遠健康的副統帥鬧出個驚天動地的“九.一三”事件,當時形勢十分緊張,全國的看守所內都進行了非常管理,措施之一便是停止每天的放風。除了極少數參加勞動的人犯外,其他人都整日被悶在幽暗的牢房裡,沒機會呼吸新鮮空氣也無法活動筋骨。64歲的趙唯在萬縣市看守所內被拘押了6年多後,於1976年4月6日被判刑20年。

在萬縣市看守所,上面一發出停止放風的命令,當即便雷厲風行地實施了。但在非常時期過後,上面卻忘了再發明令恢復。加上管理人員覺得,不放風還少了一項麻煩的日常工作。因此在萬縣市看守所,這停止放風的措施便一直執行了近兩年之久。

每天上午,他都會被看守按時放出4倉來。老人一出來便沿著天井的邊緣似競走運動員般邁步急走,不東張西望也不減速。他連續走上將近1個小時,直到渾身大汗後,才坐在石階上休息一會兒。然後又以同樣的速度走那么長時間,這短髮雪白的老人就主動報告進倉,他天天不聲不響地在天井裡急走的樣子,每天走的步數,便是從看守所走回家中的距離。趙唯在想像中回到家中與老妻坐一會兒,又走回看守所。單邊8公里,一步不多一步不少。他被農科所多次押回去批鬥時計量好了的。

監倉里有一個詐欺犯嘲弄過趙唯:你家是雲陽縣的大地主,你又是那么早的大學生,假若你規規矩矩地讀書留學,作個專家教授,一輩子自由自在該過得多舒坦?你卻不會享福自找苦吃,先共了自已家的產,然後提著腦袋幹了幾十年革命,結果卻把自己革到共產黨的監獄裡來了。

趙唯正色回答:我參加革命不是為了個人過好日子,是為了大多數勞苦民眾翻身得解放;雖然我現在被關進來了,這只不過是錯誤路線的影響,我們黨歷來就是在不斷地和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前進的……

出於這種信念,他一有機會便叮囑看守所里的“三老會”們:為了出去以後有精力繼續為黨工作,我們在這裡更要保持信念加強鍛鍊。

趙唯1968年被抓進看守所。考慮到他的年齡和影響,所以上頭曾主動給與他優待:住單間、吃大米外加油酥豆辦,還有單獨放風和一份《人民日報》。但趙唯在看守所內自律很嚴,對優待只接受了單獨放風和《人民日報》,他同其他人犯們一樣,擠在又髒又臭的大倉里。由於在山上打游擊時長期飽一飩餓一飩,趙唯的腸胃一直不好,每天早上那2兩大米他是全吃了,但中午和晚上那兩罐包穀,他就只能將上面的稀羹喝掉,而將下面的大半硬包穀米給與那位照顧他日常生活的人吃。大家都勸他接受優待,吃3飩大米就別吃包穀了。可趙唯卻固執地不答應,他說:既然現在成了囚犯,便不能在吃的問題上搞特殊化,更不能去住單間脫離民眾。

趙唯畢竟經歷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鍊,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他的精神狀態一直很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常對我們講一些他自己的革命經歷。

趙唯是在上海讀大學時參加的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叫林祖涵。林祖涵就是林伯渠。他是早年的同盟會員,1921年1月在上海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林伯渠在長征時便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到延安後作過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建國時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趙唯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後,就在林伯渠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後來組織上又要求趙唯輟學,將全部精力投入地下工作。趙唯二話沒講,便照組織的安排退了學,向家裡要了一筆錢,在上海開了一家川菜館,作地下黨的聯絡站。

趙唯整天西服革履廝混於上海灘,結織了許多在現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當他講到這段經歷時不由沉重地嘆了口氣,說了幾句題外話:那時候,凡在社會上有點地位的人進館子吃東西,結帳時該付80塊的必給100塊,多付錢才顯得有面子;現在少數有地位的人進館子,都要少付錢甚至不付錢,才顯得有面子......不過短短几十年,人的價值觀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趙唯的冤案得到了徹底糾正。恢復了黨籍,享受離休待遇,長期居住成都。

1982年中央平反冤假錯案才出獄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其名譽,恢復了政治地位和行政級別。

趙唯在解放後受了那么多委屈,但仍對黨忠心耿耿,仍關心家鄉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1985年,他將因坐牢補發的四千多元工資捐出,倡辦了雲陽縣一、一九職業高級中學,使雲陽的職業教育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受到省、地兩級的高度重視。

1993年,趙唯以85歲高齡因病逝世。

附錄

人民網黨史頻道:

中共川東遊擊縱隊於1947年11月底成立,在歷時兩年多的時間裡,先後與敵人進行了大小戰鬥70多次,為下川東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川東遊擊縱隊總司令趙唯在殘酷的革命鬥爭中,家屋被燒,妻兒流落,仍慷慨高歌:“風吹浪打不回頭,履險如夷何憂愁!”

“天下有飢猶己飢,天下有溺猶己溺。只要饑溺得解放,燒房殺頭何所惜。”

面對著山下自家屋子燃起的熊熊大火,面對敵人在自家的燒殺搶掠,身為游擊縱隊總司令的趙唯,卻只能帶領隊伍隱藏在自家屋後的山上―――敵眾我寡,他不能讓隊伍再做無謂的犧牲。當游擊隊員滿懷仇恨,要衝下山去與敵人拚命時,趙唯極力阻止隊員的魯莽行為,吟誦出這首發自肺腑的詩。

這是1948年2月19日,趙唯帶領川東遊擊縱隊配合“奉大巫起義”,擂響了雲陽武裝起義的戰鼓。之後,敵人開始了對游擊隊的圍追堵截和對趙唯的全面追捕。

如今,60多年過去,但在雲陽,人們提起趙唯的英雄軼事,依然津津樂道。

含冤入獄“殺無赦”

獄卒為他破“獄規”

1928年到1929年,趙唯的家鄉雲陽黃龍鄉一帶匪盜四起,致使坐商關門、行商絕跡、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1929年春,雲陽縣當局組織了千餘人的清剿大軍,由縣團務委員會委員長馬仲雲任總指揮,開赴黃龍鄉、沙沱鄉一帶剿匪。馬仲雲指派時任沙沱、黃龍、路陽三鄉聯防隊中隊長的趙唯率部作為先頭部隊,搶占有利地形。不想,在戰鬥中,馬仲雲的親信、由原軍閥部隊流竄到剿匪部隊的鄔孟生臨陣倒戈,剿匪部隊猝不及防,一下損失了人槍數百。

損兵折將,丟失了剿匪部隊幾百支槍,又是自己的親信臨陣叛變,如何向上司交待?馬仲雲絞盡腦汁,決定嫁禍於趙唯。

第二天,馬仲雲便以“剿匪失敗,通匪窩匪,損失人槍達500之巨”的罪名將趙唯拘捕。軍閥混戰,槍桿子就是命根子,有槍就能成為草頭大王,上面一聽說雲陽剿匪因趙唯通匪損失慘重,不問青紅皂白,很快宣判趙唯“殺無赦”。

趙唯被押解到萬縣,關押在萬縣軍閥王陵基司令部的禁閉室內。夜深人靜,趙唯陷入深深的思考:為什麼自己滿腔熱忱,為民做事,卻總鬥不過那些烏合之眾,屢屢敗下陣來?為什麼自己拚死剿匪,除暴安良,卻被人栽贓嫁禍,無妄惹來殺身禍……

而在鐵窗之外,卻有人在為趙唯鳴冤叫屈―――雲陽民眾和機關法團聯名聲援:趙唯無罪。他們派出代表團,長住萬縣為趙唯伸冤,還到處求情,請客送禮。在他們的努力下,趙唯由“殺無赦”被改判為“等待處理”。

作為“等待處理”的犯人,趙唯被關進了萬縣監獄。

這裡有一套不成文的“規矩”:新犯人進入獄門,就會被獄卒脫光衣服,搜光錢財,然後送進地下室的黑屋。給錢後,從黑屋提到“病倉”。再給錢,到“下倉”。還得用更多的錢買“倉位”,最後才提到監房樓上的“上倉”,住最好的床位。

老年趙唯 老年趙唯

趙唯一進獄門,獄卒卻連聲說道:“請上倉,請上倉。”緣何趙唯“一步登天”住進了“上倉”?原來,所有被提到司令部審訊的犯人,審訊前和審訊後都要被羈押在禁閉室里。趙唯對其他羈押犯人,不是拿出食物讓他們填飽肚子,就是拿出家人準備的衣褲進行接濟。開縣長店坊的鄢某,是被誣陷為盜匪的小知識分子,沒有棉衣穿,受刑後直打寒顫,趙唯就脫下自己的棉大衣給他穿上。

就這樣,受過趙唯好處的人,一回到監牢就談論趙唯,很快大家都知道“趙唯夠朋友”,就連很多獄卒都被趙唯的行為所感動。所以,趙唯進監後,有獄卒為他打破“獄規”,讓他住進了“上倉”,免受了地牢黑屋及“病倉”、“下倉”的痛苦。

後來,被取保釋放的趙唯於1931年夏天搭乘客輪來到上海,在讀雲陽中學時的同學、時任上海共青團無線電團支部書記、共產黨人張述成的介紹下加入了共青團,並於1932年2月正式轉為共產黨員。

編寫山歌訴罪狀

工農團結破“哨棚”

隨後,趙唯接受了新的任務,返回雲陽老家組建中國共產黨農壩鄉支部。

1936年9月,在去年雲陽暴動失敗後離開雲陽的趙唯,從城口修齊壩秘密回到了雲陽農壩鄉。他和時任中共雲奉邊區特委書記的譚林、宣傳委員張述成一起,繼續開展黨的地下鬥爭。

為了廣泛發動貧苦農民和礦工都加入到革命民眾的隊伍中來,趙唯根據山區工農喜歡唱山歌的特點,提議編寫些歌詞在工農中進行教唱。

於是,幾個人便根據工農弟兄受剝削受壓榨的血淚史,寫出一首首悲愴、淒涼、充滿控訴的山歌,這其中《貧農團歌》和《礦工歌》是最為著名的兩首。

《貧農團歌》唱道:“正月裡來是新年,想起貧農真可憐,初三未曾過,就要上山間……三月裡來是清明,貧農說的是真情,樹皮來當飯,真要餓死人……”

在《礦工歌》中,同樣寫滿了工人的血和淚:“礦工們,大家起來,唱個歌兒聽。從早到晚,苦苦苦,盡在洞洞處……廠老闆,剝削我們,喝酒又吃肉,穿起皮襖,算算算,我們血和汗……”

這一支支灑滿血淚的歌,唱出了農民、礦工積壓了幾輩子的辛酸和仇恨,控訴著舊社會的無數罪狀,因此,歌曲很快就傳遍了各處,許多民眾淚水漣漣地唱著歌,懇切要求參加貧農團或工會。

到這年冬天,以雲陽農壩鄉為中心,東至巫溪尖山、南至雲陽雲安、西至開縣長店坊、北至巫溪爐膛溪方圓四五十公里的區域內,發展了40幾個貧農團小組,有1000多名成員。革命民眾組織的不斷壯大,讓反動派十分恐慌,他們採取了“碉堡政策”,即在農壩鄉等各處的通衢隘口搭設哨棚,監視革命活動。

哨棚一搭起,就給革命活動帶來了諸多不便,趙唯就和譚林、張述成商量,如何把哨棚變成革命的工具。

由於哨棚數量眾多,而敵人人手有限,便強迫農民輪流熬更守夜值守哨棚,盤查過往行人,這就給了趙唯等人機會。

“哨棚搭起真無用,吹風落雪天,凍得真可憐……鋪蓋睡不成,衣服穿得單……”

一首《哨棚歌》如泣如訴,唱出了農民民眾守哨棚的悲慘遭遇,更唱出了對反動派的滿腔仇恨!很快,《哨棚歌》就在哨棚間廣泛傳唱,農民再也不去守哨棚了。於是,趙唯就動員貧農團或礦工會會員去守棚,從此,哨棚不僅成為貧農團或礦工會開會、活動的場所,革命民眾還利用哨棚來監視反動派保全隊的動向,及時通知革命民眾或黨組織成員轉移。這樣一來,反動派設立哨棚的企圖就被徹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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