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譯文經典:一九八四》與蘇聯扎米亞京的《我們》、英國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被合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譯文經典: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書中描述的是對極權主義惡性發展的預言——人性遭到扼殺，自由遭到剝奪，思想受到鉗制，生活極度貧乏、單調。特別可怕的是：人性已墮落到不分是非善惡的程度。《譯文經典:一九八四》是奧威爾辭世前最後一部著作，由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翻譯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譯者：董樂山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是英國人，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
1904年，由母親帶他先回到了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伙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並獲取了獎學金。但早在國小時期，他就飽嘗了被富家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後來的回顧中可以看出，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1927年辭了職，並在後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1931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奧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繫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Pier,1937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
他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么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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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四月間，天氣寒冷晴朗，鐘敲了十三下。溫斯頓史密斯為了要躲寒風，緊縮著脖子，很快地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不過動作不夠迅速，沒有能夠防止一陣沙土跟著他刮進了門。
門廳里有一股熬白菜和舊地席的氣味。門廳的一頭，有一張彩色的招貼畫釘在牆上，在室內懸掛略為嫌大了一些。
畫的是一張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寬：這是一個大約四十五歲的男人的臉，留著濃密的黑鬍子，面部線條粗獷英俊。溫斯頓朝樓梯走去。用不著試電梯。即使最順利的時候，電梯也是很少開的，現在又是白天停電。這是為了籌備舉行仇恨周而實行節約。溫斯頓的住所在七層樓上，他三十九歲，右腳脖子上患靜脈曲張，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幾次。每上一層樓，正對著電梯門的牆上就有那幅畫著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著。這是屬於這樣的一類畫，你不論走到哪裡，畫面中的眼光總是跟著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著你。
在他住所裡面，有個圓潤的嗓子在念一系列與生鐵產量有關的數字。聲音來自一塊象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這構成右邊牆壁的一部分牆面。溫斯頓按了一個開關，聲音就輕了一些，不過說的話仍聽得清楚。這個裝置(叫做電幕)可以放低聲音，可是沒有辦法完全關上。他走到窗邊。
他的身材瘦小纖弱，藍色的工作服——那是黨內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單薄。
他的頭髮很淡，臉色天生紅潤，他的皮膚由於用粗肥皂和鈍刀片，再加上剛剛過去的寒冬，顯得有點粗糙。
外面，即使通過關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裡，陣陣的小捲風把塵土和碎紙吹捲起來，雖然陽光燦爛，天空蔚藍，可是除了到處貼著的招貼畫以外，似乎什麼東西都沒有顏色。那張留著黑鬍子的臉從每一個關鍵地方向下凝視。在對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說朋是：老大哥在看著你。那雙黑色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溫斯頓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張招貼畫，一角給撕破了，在風中不時地吹拍著，一會兒蓋上，一會兒又露出唯一的一個詞兒“英社”。在遠處，一架直升飛機在屋預上面掠過，象一隻藍色的瓶
子似的徘徊了一會，又繞個彎兒飛走。這是警察巡邏隊，在伺察人們的窗戶。不過巡邏隊並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溫斯頓的身後，電幕上的聲音仍在喋喋不休地報告生鐵產量和第九個三年計畫的超額完成情況。電幕能夠同時接收和放送。溫斯頓發出的任何聲音，只要比極低聲的細語大一點，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塊金屬板的視野之內，除了能聽到他的聲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動。當然，沒有辦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監視著。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經常，或者根據什麼安排在接收某個人的線路，那你就只能猜測了。甚至可以想像，他們對每個人都是從頭到尾一直在監視著的。反正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高興，他們都可以接上你的線路。你只能在這樣的假定下生活——從已經成為本能的習慣出發，你早已這樣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作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
溫斯頓繼續背對著電幕。這樣比較安全些；不過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時也能暴露問題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單位真理部高聳在陰沉的市景之上，建築高大，一片白色。這，他帶著有些模糊的厭惡情緒想——這就是倫敦，一號空降場的主要城市，一號空降場是大洋國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擠出一些童年時代的記憶來，能夠告訴他倫敦是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是不是一直有這些景象：破敗的十九世紀房子，牆頭用木材撐著，窗戶釘上了硬紙板，屋頂上蓋著波紋鐵皮，倒塌的花園圍牆東倒西歪；還有那塵土飛揚、破磚殘瓦上野草叢生的空襲地點；還有那炸彈清出了一大塊空地，上面忽然出現了許多象雞籠似的骯髒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沒有用，他記不起來了；除了一系列沒有背景、模糊難辨的、燈光燦爛的畫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麼記憶了。
一個龐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築，白色的水泥晶晶發亮，一層接著一層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從溫斯頓站著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黨的三句口號，這是用很漂亮的字型寫在白色的牆面上的：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據說，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間屋子，和地面下的結構相等。在倫敦別的地方，還有三所其他的建築，外表和大小與此相同。它們使周圍的建築仿佛小巫見了大巫，因此你從勝利大廈的屋頂上可以同時看到這四所建築。它們是整個政府機構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藝術；和平部負責戰爭；友愛部維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負責經濟事務。用新話來說，它們分別稱為真部、和部、愛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愛部．它連一扇窗戶也沒有。溫斯頓從來沒有到友愛部去過，也從來沒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內的地帶．這個地方，除非因公，是無法進入的，而且進去也要通過重重鐵絲網、鐵門、隱蔽的機槍陣地．甚至在環繞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著黑色制服、攜帶連枷棍的凶神惡煞般的警衛在巡邏。
溫斯頓突然轉過身來．這時他已經使自已的臉部現出一種安詳樂觀的表情，在面對電幕的時候，最好是用這種表情。他走過房間，到了小廚房裡。在一天的這個時間裡離開真理部，他犧牲了在食堂的中飯，他知道廚房裡沒有別的吃的，只有一塊深色的麵包，那是得省下來當明天的早飯的。
他從架子上拿下一瓶無色的液體，上面貼著一張簡單白色的標籤：勝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種令人難受的油味兒，象中國的黃酒一樣。溫斯頓倒了快一茶匙，硬著頭皮，象吃藥似的咕嚕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臉馬上緋紅起來，眼角里流出了淚水。這玩藝兒象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時候，你有一種感覺，好象後腦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過接著他肚子裡火燒的感覺減退了，世界看起來開始比較輕鬆愉快了。他從一匣擠癟了的勝利牌香菸盒中拿出一支煙來，不小心地豎舉著，菸絲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這次比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電幕左邊的一張小桌子前。他從桌子抽屜里拿出一支筆桿、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開本空白簿子，紅色的書脊，大理石花紋的封面。
不知什麼緣故，起居室里的電幕安的位置與眾不同。按正常的辦法，它應該安在端牆上，可以看到整個房間，可是如今卻安在側牆上，正對著窗戶。在電幕的一邊，有一個淺淺的壁龕，溫斯頓現在就坐在這裡，在修建這所房子的時候，這個壁龕大概是打算放書架的。溫斯頓坐在壁龕里，儘量躲得遠遠的，可以處在電幕的控制範圍之外，不過這僅僅就視野而言。當然，他的聲音還是可以聽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中，電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於這間屋子的與眾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這件事也是他剛剛從抽屜中拿出來的那個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這是一本特別精美的本子。光滑潔白的紙張因年代久遠而有些發黃，這種紙張至少過去四十年來已久未生產了。不過他可以猜想，這部本子的年代還要久遠得多。他是在本市里一個破破爛爛的居民區的一家發霉的小舊貨鋪中看到它躺在櫥窗中的，到底是哪個區，他已經記不得了。他當時一眼就看中，一心要想得到它。照理黨員是不許到普通店鋪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場上做買賣”)，不過這條規矩並不嚴格執行，因為有許多東西，例如鞋帶、刀片，用任何別的辦法是無法弄到的，他回頭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兩頭，就溜進了小鋪子，花二元五角錢把本子買了下來。當時他並沒有想到買來乾什麼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裡面沒有寫什麼東西，有這樣一個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懷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開始寫日記。寫日記並不是不合法的(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合法的，因為早已不再有什麼法律了)，但是如被發現，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肯定，會受到死刑的懲處，或者至少在強迫勞動營里乾苦役二十五年。溫斯頓把筆尖願在筆桿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這種沾水筆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簽名時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氣才買到一支，只是因為他覺得這個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筆尖書寫，不能用墨水鉛筆塗劃。實際上他已不習慣手書了。除了極簡短的字條以外，一般都用聽寫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當然是不能用聽寫器的。他把筆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過只有一剎那。他的腸子裡感到一陣戰顫。在紙上寫標題是個決定性的行動。他用纖小笨拙的字型寫道：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後一靠。一陣束手無策的感覺襲擊了他。首先是，他一點也沒有把握，今年是不是1984年。大致是這個日期，因為他相當有把握地知道，自已的年齡是三十九歲，而且他相信他是在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確定下來，誤差不出一兩年，在當今的時世里，是永遠辦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為誰寫日記呀？為將來，為後代。
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個可疑日期上猶豫了一會兒，突然想起了新話中的一個詞兒“雙重思想”。他頭一次領梧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艱巨性。你怎么能夠同未來聯繫呢？從其性質來說，這樣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兩種情況，要是未來同現在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就不會聽他的，要是未來同現在不一樣，他的處境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裡，看著本子。電幕上現在播放刺耳的軍樂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僅喪失了表達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來要想說什麼話了。過去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準備應付這一時刻，他從來沒有想到過，除了勇氣以外還需要什麼。實際寫作會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來頭腦里一直在想的、無休止的、無窮盡的獨白付諸筆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獨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靜脈曲張也開始癢了起來，使人難熬。他不敢抓它，因為一抓就要發炎。時間滴嗒地過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頁空白的紙張，腳脖子上的皮膚發癢，音樂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陣醉意。
突然他開始慌裡慌張地寫了起來，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他寫的是些什麼。他的纖小而有些孩子氣的筆跡在本子上彎彎曲曲地描劃著名，寫著寫著，先是省略了大寫字母，最後連句號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電影。全是戰爭片。一部很好，是關於一艘裝滿難民的船，在地中海某處遭到空襲。觀眾看到一個大胖子要想游開去逃脫追他的直升飛機的鏡頭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象一頭海豚一樣在水裡浮沉，後來通過直升飛機的瞄準器看到他，最後他全身是槍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紅了，他突然下沉，好象槍眼裡吸進了海水一樣。下沉的時候觀眾笑著叫好。接著你看到一艘裝滿兒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飛機在盤旋。
有箇中年婦女坐在船首，大概是個猶太女人，懷中抱著一個大約三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嚇得哇哇大哭，把腦袋躲在她的懷裡，好象要鑽進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個婦女用胳膊摟著他，安慰著他，儘管她自己的臉色也嚇得發青。她一度用自己的胳膊儘可能地掩護著他，仿佛她以為自己的胳膊能夠抵禦子彈不傷他的身體似的。接著直升飛機在他們中間投了一顆二十公斤的炸彈，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為碎片。接著出現一個很精采的鏡頭一個孩子的胳膊舉了起來越舉越高越舉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機頭裝著攝影機的直升
飛機跟著他的胳膊，在黨員座中間發出了很多的掌聲但是在無產座部分有個婦女突然吵了起來大聲說他們不應該在孩子們面前放映這部電影他們在孩子們面前放映這部電影是不對的最後警察把她趕了出去我想她不致於會遇到什麼不愉快的結果無產者說些什麼沒有人會放在心上典型的無產者反應他們決不會——
溫斯頓停下了筆，一半是因為他感到手指痙攣。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使他一瀉千里地寫出這些胡說八道的話來。
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寫的時候，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記憶在他的思想中明確起來，使他覺得自已有能力把它寫下來。他現在認識到，這是因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決定今天要回家開始寫日記。
如果說，這樣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說是發生的話，這件事今天早上發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點的時候，在溫斯頓工作的紀錄司，他們把椅子從小辦公室拖出來，放在大廳的中央，放在大電幕的前面，準備舉行兩分鐘仇恨。溫斯頓剛剛在中間一排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有兩個他只認識臉孔、卻從來沒有講過話的人意外地走了進來。其中有一個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個姑娘。
他不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說司工作。由於他有時看到她雙手沾油，拿著扳鉗，她大概是做機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說寫作機器。她是個年約二十七歲、表情大膽的姑娘，濃濃的黑髮，長滿雀斑的臉，動作迅速敏捷，象個運動員。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圍了一條猩紅色的狹緞帶，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標誌，圍的不松不緊，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條。溫斯頓頭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歡她。他知道為什麼原因。這是因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帶著一種曲棍球場、冷水浴、集體遠足、總的來說是思想純潔的味道。幾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歡，特別是年輕漂亮的。總是女人，尤其是年輕的女人，是黨的最盲目的擁護者，生吞活剝口號的人，義務的密探，非正統思想的檢查員。但是這個女人使他感到比別的更加危險。有一次他們在走廊里遇到時，她很快地斜視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剎那間他充滿了黑色的恐懼。他甚至想到這樣的念頭：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務。不錯，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處，他仍有一種特別的不安之感。這種感覺中摻雜著敵意．也摻雜著恐懼。
另外一個人是個叫奧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黨員，擔任的職務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溫斯頓對他職務的性質只有一種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圍的人一看到核心黨員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時，都不由得肅靜下來。奧勃良是個體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著一張粗獷殘忍、興高采烈的臉。儘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態度卻有一定迷人之處。他有一個小動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親，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樑上的眼鏡；也很難說清楚，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舊有那樣想法的話，這個姿態可能使人想到一個十八世紀的紳士端出鼻煙匣
來待客。溫斯頓大概在十多年來看到過奧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對他特別有興趣，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對奧勃良彬彬有禮的態度和拳擊師的體格的截然對比感到有興趣。
更多的是因為他心中暗自認為——也許甚至還不是認為，而僅僅是希望——奧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統的。他臉上的某種表情使人無法抗拒地得出這一結論。而且，表現在他臉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統，而乾脆就是智慧。不過無論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過電幕而單獨與他在一起的話，他是個可以談談的人。溫斯頓從來沒有做過哪怕是最輕微的努力來證實這種猜想；說真的，根本沒有這樣做的可能。現在，奧勃良瞥了一眼手錶，看到已經快到十一點了，顯然決定留在紀錄司，等兩分鐘仇恨結束。他在溫斯頓那一排坐了下
來，相隔兩把椅子。中間坐的是一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她在溫斯頓隔壁的小辦公室工作。那個黑頭髮的姑娘坐在他們背後一排。
接著，屋子那頭的大電幕上突然發出了一陣難聽的摩擦聲，仿佛是台大機器沒有油了一樣。這種噪聲使你牙關咬緊、毛髮直豎。仇恨開始了。
象平常一樣，螢幕上閃現了人民公敵愛麥虞埃爾果爾德施坦因的臉。觀眾中間到處響起了噓聲。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發出了混雜著恐懼和厭惡的叫聲。果爾德施坦因是個叛徒、變節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沒有人記得清楚)是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幾乎與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後來從事反革命活動，被判死刑，卻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兩分鐘仇恨節目每天不同，但無不以果爾德施坦因為其重要人物。他是頭號叛徒，最早污損黨的純潔性的人。後來的一切反黨罪行、一切叛國行為、破壞顛覆、異端邪說、離經叛道都是直接起源於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麼地方，他還活著，策劃著名陰謀詭計；也許是在海外某個地方，得到外國後台老闆的庇護；也許甚至在大洋國國內某個隱蔽的地方藏匿著——有時就有這樣的謠傳。
溫斯頓眼睛的隔膜一陣抽搐。他看到果爾德施坦因的臉時不由得感到說不出的滋味，各種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
這是一張瘦削的猶太人的臉，一頭蓬鬆的白髮，小小的一撮山羊鬍須——一張聰明人的臉龐，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長長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種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著一副眼鏡。這張臉象一頭綿羊的臉，它的聲音也有一種綿羊的味道。
果爾德施坦因在對党進行他一貫的惡毒攻擊，這種攻擊誇張其事，不講道理，即使一個兒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聽起來卻有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覺得要提高警惕，別人要是沒有你那么清醒的頭腦，可能上當受騙。他在謾罵老大哥，攻擊黨的專政，要求立即同歐亞國媾和，主張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說革命被出賣了——
所有這一切的話都是用大字眼飛快地說的，可以說是對黨的演說家一貫講話作風的一種模仿，甚至還有一些新話的辭彙；說真的，比任何黨員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話辭彙還要多。在他說話的當兒，唯恐有人會對果爾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語所涉及的現實有所懷疑，電幕上他的腦袋後面有無窮無盡的歐亞國軍佇列隊經過——一隊又一隊的結實的士兵蜂擁而過電幕的表面，他們的亞細亞式的臉上沒有表情，跟上來的是完全一樣的一隊士兵。這些士兵們的軍靴有節奏的踩踏聲襯托著果爾德施坦因的嘶叫聲。
仇恨剛進行了三十秒鐘，屋子裡一半的人中就爆發出控制不住的憤怒的叫喊。電幕上揚揚自得的羊臉，羊臉後面歐亞國可怕的威力，這一切都使人無法忍受；此外，就憑果爾德施坦因的臉，或者哪怕只想到他這個人，就自動的產生恐懼和憤怒。不論同歐亞國相比或東亞國相比，他更經常的是仇恨的對象，因為大洋國如果同這兩國中的一國打仗，同另外一國一般總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雖然人人仇恨和蔑視果爾德施坦因，雖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論在講台上、電幕上、報紙上、書本上遭到駁斥、抨擊、嘲笑，讓大家都看到這些理論是多么可憐的胡說八道，儘管這樣，他的影響似乎從來沒有減弱過。總是有傻瓜上當受騙。思想警察沒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間諜和破壞分子奉他的指示進行活動。他成了一支龐大的隱蔽的軍隊的司令，這是一幫陰謀家組成的地下活動網，一心要推翻國家政權。它的名字據說叫兄弟團，謠傳還有一本可怕的書，集異端邪說之大成，到處秘密散發，作者就是果爾德施坦因。這本書沒有書名。大家提到它時只說那本書。不過這種事情都是從謠傳中聽到的。任何一個普通黨員，只要辦得到，都是儘量不提兄弟團或那本書(thebook)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鐘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來，大聲高喊，要想壓倒電幕上傳出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聲音。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臉孔通紅，嘴巴一張一閉，好象離了水的魚一樣。甚至奧勃良的粗獷的臉也漲紅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寬闊的胸膛脹了起來，不斷地戰慄著，好象受到電流的襲擊。溫斯頓背後的黑頭髮姑娘開始大叫“豬玀！豬玀！豬玀！”她突然揀起一本厚厚的新話詞典向電幕扔去。它擊中了果爾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彈了開去，他說話的聲音仍舊不為所動地繼續著。溫斯頓的頭腦曾經有過片刻的清醒，他發現自已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後跟使勁地踢著椅子腿。兩分鐘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須參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參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鐘，一切矜持都沒有必要了。一種夾雜著恐懼和報復情緒的快意，一種要殺人、虐待、用大鐵錘痛打別人臉孔的欲望，似乎象一股電流一般穿過了這一群人，甚至使你違反本意地變成一個惡聲叫喊的瘋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種狂熱情緒是一種抽象的、無目的的感情，好象噴燈的火焰一般，可以從一個對象轉到另一個對象。因此，有一陣子，溫斯頓的仇恨並不是針對果爾德施坦因的，而是反過來轉向了老大哥、黨、思想警察；在這樣的時候，他打從心跟里同情電幕上那個孤獨的、受到嘲弄的異端分子，謊話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衛護者。可是一會兒他又同周圍的人站在一起，覺得攻擊果爾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話都是正確的。在這樣的時刻，他心中對老大哥的憎恨變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來越高大，似乎是一個所向無故、毫無畏懼的保護者，象塊巨石一般聳立於從亞洲蜂擁而來的烏合之眾之前，而果爾德施坦因儘管孤立無援，儘管對於是否有他這個人的存在也有懷疑，卻似乎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妖物，光憑他的談話聲音也能夠把文明的結構破壞無遺。
有時候，你甚至可以自覺轉變自己仇恨的對象。溫斯頓突然把仇恨從電幕上的臉孔轉到了坐在他背後那個黑髮女郎的身上，其變化之迅速就象做惡夢醒來時猛的坐起來一樣。一些栩栩如生的、美麗動人的幻覺在他的心中閃過。他想像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體地綁在一根木樁上，象聖塞巴斯蒂安一樣亂箭喪身。在最後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斷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為什麼恨她。
他恨她是因為她年青漂亮，卻沒有性感，是因為他要同她睡覺但永遠不會達到目的，是因為她窈窕的纖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摟住她，但是卻圍著那條令人厭惡的猩紅色綢帶，那是咄咄逼人的貞節的象徵。
仇恨達到了最高潮。果爾德施坦因的聲音真的變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臉也變成了羊臉。接著那頭羊臉又化為一個歐亞國的軍人，高大嚇人，似乎在大踏步前進，他的輕機槍轟鳴，似乎有奪幕而出之勢，嚇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從坐著的椅子中來不及站起來。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電幕上這個敵人已化為老大哥的臉，黑頭髮，黑鬍子，充滿力量，鎮定沉著，臉龐這么大，幾乎占滿了整個電幕，他的出現使大家放心地深深鬆了一口氣。沒有人聽見老大哥在說什麼。他說的只是幾句鼓勵的話，那種話一般都是在戰鬥的喧鬧聲中說的，無
法逐宇逐句聽清楚，但是說了卻能恢覆信心。接著老大的臉又隱去了，電幕上出現了用黑體大寫字母寫的黨的三句口號：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臉似乎還留在電幕上有好幾秒鐘，好象它在大家的視網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馬上消失似的。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撲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輕輕喊一聲好象“我的救星！”那樣的話，向電幕伸出雙臂。接著又雙手捧面。很明顯，她是在做禱告。
這時，全部在場的人緩慢地、有節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他們叫得很慢，在第一個B和第二個B之間停頓很久。這種深沉的聲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種野蠻的味道，你仿佛聽到了赤腳的踩踏和銅鼓的敲打。他們這樣大約喊了三十秒鐘。這種有節奏的叫喊在感情衝動壓倒一切的時候是常常會聽到的。這一部分是對老大哥的英明偉大的讚美，但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催眠，有意識地用有節奏的鬧聲來麻痹自已的意識。溫斯頓心裡感到一陣涼。在兩分鐘的仇恨中，他無法不同大家一起夢囈亂語，但是這種野獸般的“B—B！……B—B！”的叫喊總使他充滿了恐懼。當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辦不到的。掩飾你真實的感情，控制你臉部的表情，大家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但是有那么一兩秒鐘的時間裡，他的眼睛裡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這一剎那，那件有意義的事情發生了——如果說那件事情真的發生了的話。
(*英語“老大哥”的第一個字母。——譯註)
原來在瞬息間他同奧勃良忽然眼光相遇。奧勃良這時已經站了起來。他摘下了眼鏡，正要用他一貫的姿態把眼鏡放到鼻樑上去。就在這一剎那之間，他們兩人的眼光相遇了，在這相遇財刻，溫斯頓知道——是啊，他知道(knew)！——奧勃良心裡想的同他自己一樣。他們兩人之間交換了一個無可置疑的信息。好象他們兩人的心打了開來，各人的思想通過眼光而流到了對方的心裡。“我同你一致，”奧勃良似乎這樣對他說。“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視、仇恨、厭惡，我全都知道。不過別害怕，我站在你的一邊！”但是領悟的神情一閃
即逝，奧勃良的腸又象別人的臉一樣令人莫測高深了。
情況就是這樣，他已經在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發生過這樣的情況，這辭事情是從來不會有後繼的，唯一結果不過是在他的心中保持這樣的信念，或者說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別人是黨的敵人。也許，說什麼普遍存在著地下陰謀的謠言是確實的也說不定，也許真的有兄弟團的存在！儘管有不斷的逮捕、招供和處決，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說，兄弟團不只是個謠言面已。他有時相信，有時不相信。沒有任何證據，只是一些過眼即逝的現象，可能有意義也可能沒有意義：一鱗半爪偶然聽來的談話，廁所牆上的隱隱約約的塗抹——甚至有一次
兩個素不相識的人相遇時手中一個小動作使人覺得好象他們是在打暗號。這都是瞎猜：很可能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來的。他對奧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辦公室去了。他一點也沒有想到要追蹤他們剛才這短暫的接觸。
即使他知道應該怎么辦，這樣做的危險也是無法想像的。他們不過是在一秒鐘、兩秒鐘里交換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但是即使這樣，在這樣自我隔絕的孤獨的生活環境中，這也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溫斯頓挺直腰板，坐了起來。他打了一個嗝。杜松子酒的勁頭從他肚子裡升了起來。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發現他在無可奈何地坐著胡思亂想的時候，他也一直在寫東西，好象是自發的動作一樣。而且筆跡也不是原來的那樣歪歪斜斜的笨拙筆跡了。他的筆在光滑的紙面上龍飛鳳舞，用整齊的大寫字母寫著——
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地寫滿了半頁紙。
他禁不住感到一陣恐謊。其實並無必要，因為寫這些具體的字並不比開始寫日記這一行為更加危險；但是有一陣子他真想把這些塗抹了的紙頁撕了下來，就此作罷。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知道這沒有用。不論他是寫打倒老大哥，還是他沒有寫，並沒有什麼不同。不論他是繼續寫日記，還是他沒有繼續寫，也沒有什麼不同。思想警察還是會逮到他的。他已經犯了——即使他沒有用筆寫在紙上，也還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這明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長期隱匿的。你可能暫時能躲避一陣，甚至躲避幾年，但他們遲早一定會逮到你。
總是在夜裡——逮捕總是在夜裡進行的。突然在睡夢中驚醒，一隻粗手捏著你的肩膀，燈光直射你的眼睛，床邊圍著一圈兇狠的臉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舉行審訊，不報導逮捕訊息，人就是這么銷聲匿跡了，而且總是在夜裡。你的名字從登記冊上除掉了，你做過的一切事情的記錄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給否定了，接著被遺忘了。你被取消，消滅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為烏有(vaporized)。
他忽然象神經病發作一樣，開始匆忙地亂塗亂划起來：
他們會槍斃我我不在乎他們會在我後腦勺打一槍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們總是在後腦勺給你一槍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後一靠，有點為自已感到難為情，放下了筆。接著他又胡亂地寫起來。這時外面傳來一下敲門聲。
已經來了！他象只耗子似的坐著不動，滿心希望不論是誰敲門，敲了一下就會走開。但是沒有，門又敲了一下。遲遲不去開門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幾乎要跳出來，但是他的臉大概是出於長期的習慣卻毫無表情。他站了起來，腳步沉重地向門走去。
序言
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四八年寫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國是一個貧病交迫、沒有多大名氣的作家。《一九八四》雖在他一九五○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後來在文壇引起的轟動為他帶來的榮譽了：不僅是作為一個獨具風格的小說家，而且是作為一個頗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預言家。從此，他的名字在英語文學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獨特地位，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辭彙都收進了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個形容詞“奧威爾式”，不斷地出現在報導國際新聞的記者的筆下，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見的，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
那么，奧威爾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作家，他的傳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樣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從奧威爾不是什麼，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麼說起。這也許對我們正確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幫助。
首先必須指出，奧威爾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謂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作品。正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研究系漢學教授、著名評論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論文《奧威爾：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許多讀者從《讀者文摘》編輯的角度來看待奧威爾：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們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後把它斷章取義，硬把它貶低為一本反共的小冊子。他們為著自己的方便，視而不見奧威爾反極權主義鬥爭的動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來，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的鬥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一九八四》與其說是一部影射蘇聯的反共小說，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才走到這一步的。
……
奧威爾反極權主義鬥爭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因此揭露極權主義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鐘，讓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對倫理的破壞，對思想的控制，對自由的剝奪，對人性的扼殺，對歷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聽任它橫行，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社會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奧威爾是一九四八年寫完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說的，為了表示這種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顛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這一書名。事過境遷，也許這個年份幸而沒有言中，但是書中所揭示的極權主義種種恐怖在世界上好幾個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範圍內也不能說已經絕跡。二十世紀是個政治恐怖的世紀。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陰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價值。是否可以說，對我們來說，只有徹底否定了諸如“文化大革命”這類恐怖的極權主義，才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人，帶來了真正值得嚮往的社會主義！
董樂山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