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譚襄城，原名譚榮錦，字益彰，四川省三台縣石板灘（象山鄉)拱橋村(後劃歸射洪縣回龍鄉)人。
生於1901年，幼年時，在當地私墅讀"四書"“五經”。1915年(民國四年)春，考入三台縣千總墳三台中江兩縣共立天台高小讀書。當時天台高級國小是三年制，所吸收的新生多數是從私墊來的，數學課都要從基本知識學起。1917 年冬，譚襄城畢業於天台高小。
1918年春，考入潼川(三台)聯合縣立中學校。這個學校原名草堂節院，1905年(光緒31年)改為潼川府中學堂，1913年(民國二年)改為潼川聯合縣立中學校，經費由九縣分攤(1926年改為潼川聯合縣立高級中學校)。 當時這個學校學制是四年，譚襄城在學習期中，經歷了1919年由北京爆發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偉大的"五四"運動對這個學校的青年學生影響很大。譚襄城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啟迪下，受到深刻的教育。1921年冬，譚襄城中學畢業。1922年4月，擬同堂兄譚衛根到北京升學，後因故末去。
1923年，譚襄城與三元鄉王蘊中、石板鄉楊蘊璞、蔣瑞琪、楊征輔同去北京。當年譚襄城等升學考試失敗，得到堂兄譚衛根的多方鼓勵、照料，幫助他們補習各種學科。
1924年秋，譚襄城、王蘊中考入國立北京工業大學預科肄業，遂立志於學，準備將來開拓工業，建設祖國。
投身革命
1924 年，譚襄城經左道之、賀潤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工大黨支部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譚襄城與譚衛根等鄉友“彼此之間，團結甚密，精神奮發，勤學不怠，尤傾心國事”。雖然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理解並不多，但對於通過革命，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張，極表熱忱。這批知識青年，在參加地下黨組織以後，均分別參加了"四川革命青年社"和“社會科學研究會”這兩個黨的外圍組織。在各校的學生會中，他們均居於領導地位。
1926年3 月12 日，日本帝國主義軍艦駛入大沽口，掩護奉系軍閥進攻天津，炮轟國民軍，被國民軍擊退。14日，北京民眾舉行國民反日大會，嚴重抗議日軍炮擊大沽口。16日，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工事等無理要求。17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二十多艘集聚大沽口，進行威脅。中共北京地委在北方區委的直接領導下，會同北京國武黨左派、廣州北上外交代表團、反日討張大同盟等團體及北大、師大、工大、中法大學等學校的代表，在北大三院召開了全市各團體聯 席會議，決定3月18日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強硬態度“駁復最後通諜”，驅逐簽署通牒的八國公使。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為反對日艦炮擊大沽口國民軍事件，數千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會後遊行示威，民眾代表到執政府請願，譚襄城、王蘊中在工大黨支部領導下，積極參加遊行示威活動，當遊行隊伍走到執政府門前時，大隊即在此停止，派代表到執政府交涉，要求接受國民條件，正在交涉之時，衛隊竟向示威民眾開槍，以致造成流血慘案，死47人，傷200餘人，成為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這個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當晚，李大釗召開了北京黨團地委聯席會議，決議一定要把鬥爭堅持到底，慰問傷者，組織死難烈士追悼會，進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動本質。19日，北京各學校一齊罷課。23日，北京總工會、北京學聯等團體，在北大舉行追悼“三·一八”死難烈士大會。
北京不久後處於奉系軍閥的野蠻統治之下，白色恐怖籠罩著北方；北方黨組織轉入地下秘密進行活動。
執教生涯
1926年秋，譚襄城由北京工業大學轉移到湖北省沙市中學教書。這年寒假，他隻身回三台縣石板灘拱橋村探親。1927年初，縣裡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人士，知道他從湖北沙市回家， 遂聘請他到三台縣立初級中學任教，為了滿足鄉幫學子的要求，他只好把留在沙市的書箱用物捨棄，到三台縣立初級中學教書。又寫信到沙市黨組織要來組織關係。1928年暑假，他和在江油龍綿師校的共產黨員鄒風平（鄒扶鵬）取得聯繫，鄒風平將他在三台縣北區會龍多發展的涪波社員鄒鳳翔、胡達人交譚襄城領導。8月，譚襄城兼任潼川聯合縣立高級中學校數學課。鄒鳳翔、胡達人在三台縣立國中發展劉百川、張運開、許本達、周孚四人加入進步民眾組織涪波社。不久，張運開、胡達人加入共青團。10月，譚襄城、侯伯英介紹城關國小教師文蜀璧加入中國共產黨。冬月，鄒鳳翔經張運開、胡達人介紹參加共青團，由譚襄城領導。這一年，譚襄城對三台縣立國中黨團組織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29年春，三台國中團支部又發展涪波社員許本達、周孚、劉百川等加入共青團。譚襄城領導團員、涪波社員、赤衛隊員、讀書會員，在校內開展擇師罷課驅腐鬥爭；組織三台縣中國小學生聯合會。通過這些活動，共青團組織遂逐漸發展壯大起來。
1930 年春，譚襄城介紹共青團員曾受眉到三台縣石板灘國小教書，與李泛山、楊蘊璞、王青平同一個支部，囑咐曾受眉在那裡發展組織。
7月上旬，中共三台特區在三台縣蘆溪鄉王家橋(今屬四平鄉一村)俞漢傑家召開中共三台特區黨員代表會，會上譚襄城被選為特區委員；9月，成立了中共三台縣行動委員會，將黨團合併，由行委統一指揮，以便於組織領導暴動。譚襄城為行委委員。
7月，省軍委在江津召開全川軍支聯席會議，決定全川劃五個軍區，組織十七路游擊隊，會師重慶，進攻武漢。三台特區在省軍委統一計畫指導下，為了配合廣漢兵變，在三台縣城和塔子山組織學生罷課、農民暴動。塔子山農民暴動，由北區區委鄒風平(省行委委員)、趙利群、許本達等直接組織領導。三台縣城內學生運動由特區委員劉克諧、譚襄城、諶伯龍等直接組織領導。他們三人都在三台縣立國中教書。劉克諧是該校教務主任，因此他們通過黨團組織和進步社團發動各班學生罷課，把學校搞癱瘓，以便到時引導學生投奔紅軍。
支援兵變
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駐廣漢三千餘人，在軍支(後改為川西前敵赤衛隊委員會)的領導下，於10月25日夜，在廣漢縣城舉行兵變，並與綿竹縣的農民暴動取得聯絡，匯成工農紅軍，再匯合各處力量，推展到潼川(潼川是川北行委暴動區中心點)，取川西北的聯絡，然後估量環境及自己的力量，作游擊戰建設蘇區。起義部隊占領廣漢縣城後，於當天成立了廣漢縣蘇維埃，組成紅二十六軍第一路。當廣漢部隊起義時，劉克諧、譚襄城、諶伯龍、譚衛根、傅小藎等於夜間在潼川至中江的公路道旁、石碑上、白壁上書寫了很多“擁護紅軍”“打倒摧殘學生的軍閥”的標語，向民眾宣傳，一旦起義部隊到來，民眾便積極擁護支援，參軍參戰。同時在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黨員骨幹中已作好歡迎紅軍的準備。
罷課—直堅持到25日，搞得教育局長兼校長的鄭蘭花招耍盡，都無法收拾三台國中這個亂局面，只好在26日召開各機關法團聯席會議，討論國中善後辦法，詭稱鄭兼校長出外查學在即，公推劉克諧教務主任暫時代行校長職務，學校經費不敷之處，由董事會籌劃。其未經斥革學生，統限於一星期內回校上課。同日，三台縣政府以訓令行文，令劉克諧代理三台縣立初級中學校長。10月27日，劉克諧代理校長後，同譚襄城等商議，一面準備迎接兵變隊伍到來，一面由代理校長劉克諧通知各班學生，限—周內到校上課。29日，廣漢兵變失敗的訊息秘密傳到潼川。劉克諧、譚襄城等知道紅軍不會從三台經過了，便通過黨團組織通知各班學生到校複課，到11月2日，到校複課學生已達到159名。10日，代理校長劉克諧召開二次校務會議，譚襄城、諶伯龍、汪—能、劉子范等黨員都出席了會議，譚襄城提出三個問題，要代校長報告縣府，請求解決：1．要求縣公安局撤出住校的衛兵；2．住校公安局衛兵的一伙食津貼學校無錢墊支，請求董事會解決；3．由學生直接向公安局交涉恢復被斥退學生的學籍。教員們一直支持譚襄城的意見。13日學生開始複課。16日回校複課學生已有180名，縣教育局令代理校長劉克諧改訂校章。11月20日，省行委委員、北區區委鄒風平等領導的北區塔子山農民暴動，被敵察覺，區委工運委員汪覺如被捕，區委撤退，黨團員骨幹疏散隱蔽。同時，劉克諧在城內移交代理校長職務，仍任教務主任，於是劉克諧、譚襄城、諶伯龍、譚衛根等研究，為了繼續聯絡在罷課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各班同學間的革命友誼，決定加強校友會的領導工作，以便進一步聯絡組織領導各班同學進行革命鬥爭。
三台縣政府令三台國中校長韓閣章“嚴為調查在潼中公路書寫擁護紅軍的三台國中教員，以免貽害學子，為禍地方。”“倘有反動分子，混跡該校，一經本部察覺，定將該縣長、局長暨該校長一併嚴究。”l2月2日，縣教育局指令三台國中校長韓閣章封閉校友會，收其圖記。9日，又令其查校友會內部情形。18日，又令其查禁校友會會刊。23日，縣教育局轉二十九軍令，稱“國中校友會會刊措詞荒謬，捏造事實，亟應嚴行根究，以遏亂萌。”令其焚毀該會會刊，呈繳其圖記。
由劉克諧、譚襄城等組織發動的為迎接廣漢兵變的學潮，因兵變失敗而逐步轉移停止下來；這期末，潼川聯立高中兼國中教員譚衛根，汪一能因身份暴露，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令潼川聯立高中校長龍傑三限期將譚衛根、汪一能辭退。譚襄城在期末也未得到繼續任教員的聘書。於是譚襄城返回故鄉石板灘象山高小教書，單獨與縣委聯繫匯報工作。
殫精竭慮
譚襄城在三台城內縣立國中任教時，又兼任潼川聯立高中數學課，還受聘任潼川聯合縣立高中附設婦女職業班的授課任務。課外活動和晚間自習時，還要秘密地做領導共青團和進步團體的工作，經常半夜還在批改學生作業，長期睡眠不足。由於長期過度勞累，得不到應有的休息，因而積勞成疾，身患肺病。他在象山高小一面教書，一面養病。借課堂向學生傳播進步知識和革命思想。
1933年冬，三台黨團組織遭到破壞時，由於他的組織關係在中心縣委負責人手裡，身份未暴露，沒有受到折磨。
1935年冬，他在病情惡化，長期吐血的情況下，還同家鄉士紳田岳東、楊蘊璞、楊吉為等，向四川省遂寧專員公署申訴象山鄉土地脊薄，農民生活困難，困苦，象山鄉附近各鄉尤為畸重，請求專署派員核查解決。
1936年2月，他在病情極端嚴重，處於彌留之際，還諄諄囑咐他的愛人梁溫如，在他逝世後，一定要把孩子們拉扯大，教育他們長大以後，去找共產黨，跟共產黨走，在共產黨領導下，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1948年，他的大兒譚汀，通過上海革命組織介紹，經過國民黨封鎖線，克服重重困難，去到蘇北解放區；二兒譚子可(譚慧聰)1949年7月在象山鄉經周行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