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 姓名： | 謝端平 | 戶籍地： | 湖南省雙峰縣 |
| 國籍： | 中國 | 工作地： | 廣東省深圳市 |
| 民族： | 漢族 | 職業： | 寫作 |
謝端平謝靈運第48代孫。
寫作經歷
■ 1987年因為讀了北島的詩而愛上文學。
■ 1989年獲得《青年文學家》雜誌“鶴鄉杯”超短詩佳作獎。
■ 1990年獲得《湖南文學》新秀選拔賽三等獎。
■ 截止至1996年，在《湖南文學》、《婁底日報》、《湖南化工報》等報刊發表豆腐乾近百篇，小小說《存摺》被《讀者》轉載。
■ 2007年短篇小說處女作《簕杜鵑花開》刊於《打工文學周刊》第二期。
■ 2009年獲得“今日中國”深港主題徵文一等獎。
■ 2013年獲得首屆“瀟湘杯”全國網路文學徵文優秀獎。
■ 截止至2013年，在《創作與評論》、《文學報》、《北京文學》、《文學界》、《羊城晚報》、《深圳特區報》、《晶報》、《作家天地》、《江門文藝》、《脊樑》、《黃金時代》等數十家報刊發表作品百餘篇、近百萬字。部分作品收入《路上有你》、《芙蓉花開》等選本。
■ 《石頭》成為2010年山東師大《文藝理論與寫作》考研評論寫作試題。
■ 《文學報》對短篇小說《父親的田地》作過專題評論。
小說《火紅的杜鵑花》
我不是做“東南亞證券有限公司”業務經理的料，第一次“打飛子”，我就被治安抓去了。我怕被遣送回湖南，就跪下去求情，治安也就把我放了。後來不知是不是治安想再看看我下跪的樣子，追著我抓，每隔幾個月我就要進一次治安隊。
假證件生意不是人做的，而我的那些師兄師弟師姐師妹都不是人，他們都已經成“精”。人成了“精”，就什麼都不怕。抓進去後，他們決不會坦白從寬，因為會越扯越寬。那些女“精”們更不得了，一哭二鬧三上吊，治安們都怕了她們。我是成不了“精”的，杜鵑花（俗稱映山紅）開的時候，我就要回家鄉去。我這樣一想，就是三年。
一天，我漫無目的地閒逛，在超市前的廣場裡見到一個跪在地上的女孩，“乞討信”上有一些零錢，五毛的、一塊的、五塊的，還有一毛的硬幣。女孩子很漂亮，耷拉著腦袋，顯得很可憐。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將二張嶄新的百塊錢的紅票子放在她面前。幾個行人停住，投來怪異的目光，仿佛我是大款，或者是同謀。女孩捏了捏票子，對著光線細看，確認是真票子後，激動得跳起來，鞠了三個躬。
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杜鵑！”
她的名字使我顫抖，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趕快回去，正當杜鵑花開的時候，家鄉有漫山遍野的杜鵑花，紅絹似的展開，一叢叢，一簇簇，仿佛要燃燒起來。正如白居易所寫：“回看桃李都無色，映得芙蓉不是花”，杜鵑花讓桃花、李花、芙蓉花也黯然失色了。
當下定回去的決心，我的心情就像杜鵑花一樣開了，我仰首挺胸，還哼著小調，回到租房裡，堂兄還以為我接了樁好生意呢。
回去後才知家鄉竟然有了些變化。村里砌了幾棟紅磚樓房，高大寬敞，特彆氣派。率先砌房的都是家中有好崽好女的，好崽做假，好女做雞婆，賺的錢像河裡的水，源源不斷地流回來。率先“窮則思變”的是張屠夫，他在鄉村公路和省道接口處，擺起了攤子，後來賣豆芽的、賣雞呀鴨的、賣蘿蔔白菜的都去了，那裡就熱鬧起來，形成了新的集市。
我在市場的入口處擺了個補鞋子的攤子，起初生意還蠻不錯的。當生意漸漸淡下來，我就擺了張方桌，賣從鄰縣批發來的鞋子。後來堂姐夫在市場出口處也擺了個鞋攤。
鄉下人對腳上穿的不太講究，我賣的都是低檔的鞋子。一種三塊錢一雙的單布鞋子，穿在腳上，很輕快，很好賣。一雙鞋子少的賺幾毛錢，多的賺五六塊，雖然賺得不多，但細水長流總是有希望的。
當我開始存錢時，杜鵑來到我的攤子邊，起初我們都沒有注意對方。她挑三揀四，將鞋子翻得滿桌子都是，我煩了，瞪了她一眼。她認出我，驚叫：“是你呀！”她剮了皮我也是認得的，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而且大屁股！
不是我是誰！想不到我們還是老鄉呢。杜鵑在我的小塑膠凳上坐下，我說她的名字很好聽。她說那名字是胡諂的，她的真名叫杜美麗。我覺得杜鵑這名字好，我就這樣稱呼她了。
杜鵑在外面賺了“第一桶金”，想回家鄉創業。做熟不做生，她在我的攤子旁擺了個畫畫的攤子。我家鄉是“農民書畫之鄉”，搞美術的泥腿子村村都有。杜鵑以姓名作畫，她將姓名畫得花花綠綠，有水有草有鳥兒，還有杜鵑花。她也畫像，用炭筆畫，但收費高，要15塊。她素描的功底不敢恭維，不過畫出的人物也有頭有臉，像那么回事。
每到初一、十五趕場，從各條小路上，流水一般湧來好多人，集市立時川流不息人聲鼎沸，把馬路也堵了，車子的喇叭聲、人們的叫嚷聲匯成一片。
一天，三個青年來畫像，頭髮染成金黃色，向上翹成雞冠。杜鵑覺得他們有錢，就開了個高價：20塊。畫完，他們看了看，罵：“畫出來的東西都是方頭方腦，不像人樣。”
然後把畫撕個粉碎，又踩幾腳。杜鵑氣得直掉淚，雖然這作品只花了幾分鐘時間，但畢竟是她作品。那些青年丟了二十塊錢在地上，轉身要走。圍觀者齊刷刷的看著她，我血往頭上沖，喝道，把錢拿走!
那三個青年轉身回來，問：“怎么，不服嗎？”杜鵑連忙擋在他們面前，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三個青年望望她，笑笑，回頭走了。杜鵑撿起錢，拍拍上面的灰，說：不要與錢過不去！
閒著時，杜鵑就給我畫像，她先用炭筆勾出三停五眼，然後將五官放上去，我的眉毛粗而長，嘴唇厚而寬，俊極了。畫得多了，她閉著眼睛也知道我的鼻子和耳朵應該放到哪裡。畫完，她會畫些背景，可能是青山、小溪、牆壁什麼的。我說，你不要畫我的補鞋子的機器，不美的。
她就咯咯笑，說我真會逗，然後她問我想要什麼。我說手機，她就畫了；我說機車，她也畫了。我說一幅眼鏡吧，戴眼鏡顯得斯文，她嘟嘟嘴，不畫，因為她不喜歡眼鏡先生。
和杜鵑交往越久，越覺得她很純。她10多歲時，父母就死了；14歲時，她賺錢供哥讀書。今年她哥哥考上了重點大學，我見過那小伙子，虎頭虎腦的。杜鵑說，再過四年她就嫁人，嫁了人後，她就要實現自己的願望。我問她的願望是什麼？她要我猜。
的士司機？女人開車特別有風度。
她搖搖頭。
企業家？將產品稍往國際市場。
她也搖搖頭。
後來畫畫賺不到錢，杜鵑想改做其他的生意。我幫著謀劃好久，終於找到了商機——賣甘蔗，兼賣炒瓜子！甘蔗從市場上批發，賺一半！報紙批發三毛二，賣不完可退；炒瓜子呢？買現成的瓜子再用紙包一下，成本約七毛，賣一塊。
好！好！好！我們稱好！這下，我們有甘蔗吃了，今年雨水少，甘蔗甜呢！
她的“門面”開張了，還在我的攤子邊。一張桌子，幾個膠盆，裝滿五香瓜子、美國瓜子、奶油瓜子等等。切過的甘蔗放在塑膠桶內，擱在桌子邊。她計畫，將此二項做強，再發展報紙業務。
我找來朋友捧場，將市場門口堵死了。每人買一條甘蔗或一袋瓜子，杜鵑手腳麻利，“嘶嘶”幾聲,一節節乾淨去皮的甘蔗就出來了。開張大吉，她純賺百多塊。
深夜快要收攤時，以前撕過杜鵑畫的爛仔過來，要收保護費。
憑什麼？我質問。
找死！爛仔喝道。
我血往頭頂沖，牙齒咬得嘣嘣響，喝道，看是你死還是我死！
堂姐夫急忙過來勸，講了幾籮好話，對方不依，一巴掌搧過來，被我抓住反剪了手。另一個爛仔掏出一把水果刀，要衝過來。杜鵑端了凳子迎過去，將拿刀的爛仔震住。爛仔掙脫我手，脫掉身上的衣服，排骨一個，胸脯上紋著一條“龍”。我笑道：“你以為我們怕了你，老子也是道上出來的！”
我脫掉衣服，滿身的肉。爛仔撿起地上一個瓶子，敲掉底部，用玻璃來壯膽。我拿出削甘蔗的刀，揚了揚。爛仔邊退邊威嚇，你們等著瞧，十分鐘之內要你們好看！我趕緊去搬救兵，大家都義憤填膺，要來主持正義。可大家沒有主持正義的機會，等了近一個鍾，不見爛仔來。原來爛仔最後一句話，不過找個逃走的藉口而已。之後再也不見他們現身。
第二天生意銳減；第五天、第六天，她盼望有些人多望幾眼。第九天，她想，我就做個“十足”，做十天，第十天沒有生意就算了。第十天，她請客，將未賣完的瓜子和甘蔗分給了周圍擺攤子的，為此次做生意劃上一個句號。我將二節甘蔗和一大袋瓜子放在地上，邊嗑瓜子邊看她收拾東西。她告訴我，錢呢,賺了個問號，不過賺了些經驗，值。
後來杜鵑改了主意，跟我做起“人生意”來。她是個投機份子，什麼都賣，而且特別會做廣告。她批了襪子，說：“湖南名牌襪子，五塊錢三雙，創造襪業奇蹟，打造國際品牌，中國人驕傲。打開來看看，打開來摸摸。火燒不壞，刀切不斷……”騙了不少人，生意很火，周圍擺攤的幾乎都穿了她賣的襪子。
她批來了洗髮水，這回說：“不計血本只圖作個廣告，一大袋洗髮水、洗面臉只賣15塊。再加上5元，就可送一瓶沐浴露，這沐浴露我試過，塗到身上，比楊貴妃還爽……”誰不想做楊貴妃？結果她又賺了一把。
杜鵑這張嘴，上下二塊皮，翻來翻去真神奇。一種“多功能切菜器”，被她說成：“區區幾塊錢，方便你家好幾年。三年五年不生鏽，五年八年不會舊。蘿蔔、西紅柿、南瓜和白菜……廚房裡的東西都能切；還能雕龍雕鳳，雕個老鼠會打洞……”
一種“紅花油”，她這樣吹：“洪湖水浪花打浪，此個產品剛出廠，頭痛感冒胃病風濕……有病治病無病強身，只擦三次病沒了，包你這輩子用了滿世界跑，但下輩子就不敢保……”笑痛了牙，買的人很多。
那時，家鄉發展好快。很多農民洗腳上田，有的進廠打工，有的做養殖專業戶……紅磚廠和預製板廠開張了，紅火得不得了，很多人眼紅，欲欲試試也要辦。杜鵑的鄰居八伢子向信用社貸了幾十萬，辦了石灰廠。他買了輛吉普車，據說是彭德懷坐著去朝鮮戰場的那種，可坐六七個人。大家不再叫他小名，而叫“八哥”。杜鵑也跟著叫“八哥八哥”，“巴結”他的目的只一個，搭他的便車回老家。她的老家我去過，馬路很差，坑坑窪窪，車子顛來簸去，打擺子似的。杜鵑的頭撞到車篷頂，她說：日日坐著冇意思，撞撞腦殼還蠻有味的。
家鄉人為了財富而拼搏，雖然還有做假證的，還有賣淫的，說不定還有跪在地上行騙的，似脫貧致富了。樓房就好像春雨中的筍子，在水泥路兩旁瘋長，長起來聽得到響聲。以集市為中心，發展成一片新街。街上辦了一家超市，開張那天，搞了個唱歌比賽。唱歌已經不叫唱歌，叫卡拉OK。杜鵑將《黑頭髮起來》的歌詞改了，改成了“杜鵑花開了”，參加了比賽。
杜鵑唱得特別投入，我找了幾個人來捧場，將手掌也拍紅了。但她的嗓子不那么值得恭維，只拿了個紀念獎。她很得意，拿著獎品一把雨傘，要我請客。
我說又不是我得了“紀念獎”，誰得獎誰請吧。
她拍拍胸脯，說：“當然是得獎的請。”
她人（大）吆人（大）喝點了最貴的菜，兩個人吃了百多塊，買單時，她打著嗝向櫃檯努努嘴，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只負責請客，不負責買單。
我們的手機從黑屏到藍屏再到彩屏，電視從黑白到17寸再到液晶，我家拆了土磚屋，砌了紅磚樓房。上樑那天，杜鵑來了，抱著掛大鞭炮。這天晚上，杜鵑拐進我的房子，行帶春風，坐沁芬香，皓齒吐芳華，更添得風情萬千，里外俱佳人。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她早就學會打扮了，我發現她臉上的麻子粒粒不見了，腰身也細了，連指甲也塗成了紅色。
杜鵑穿著迷我超短裙，露出白皙的大腿，把我眼睛都瞟痛了。天上的星子躲躲閃閃，街頭的燈光次第捂住眼睛，窗外的麻拐子吵吵沸沸開起演唱會，房裡的空氣熱烘烘。月亮灑下些許清輝，窗外禿了的樹將影子投到窗戶邊，像要偷窺。
半夜我們起來時，月亮正勾在雲層里，她說美呀美，我指著月光說，這月光彎得就像你的屁股。杜鵑忙拉我的手，說，奶奶說過，月光不能指的，要不會切了耳朵的。
又到杜鵑花開的時候，我和她相約去山裡采一些。不知她從哪裡借來一輛三輪車，說要采一車，她的心思可真大喲。她坐在車後箱，地主婆似的，偏著頭哼那首歪歌“杜鵑花開了”。我氣喘吁吁，踩了近一個小時，終於看到山了。
山紅了，火在燒。我驚叫。
她說，燒吧，燒吧！
我們進入了火海中，杜鵑密密匝匝，蕊靠著蕊，瓣貼著瓣，相互依偎竟相輝映，引來無數的蜂蝶飛舞。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和青春的上午，我們一會兒變成蜜蜂，飛舞著；一會兒變成小魚，在山間遊動著。累了，我們就依偎著，俯瞰那座新城——
集市周邊的所有魚塘、小丘、野地全填了。一眨眼，就有了一條街；再一眨眼，又一條街。再一眨眼，我們曾經擺地攤的地方砌了高樓，一樓是銀行和我們合開的鞋鋪，二樓是酒店。
我們甚至可以看清楚我家陽台上掛的花短褲，那是她的。她躺在我的懷裡，告訴我當年為什麼不給我畫眼鏡，因為戴上眼鏡接吻不方便。我說，接吻時鼻子不知放哪裡，難道鼻子也不畫嗎？
我再次問她願望是什麼。她說，簡單，在廚房裡做個主婦，在客廳里做個貴婦，在床上嘛，做個蕩婦。這願望多么簡單，那天下午我們采了滿滿一車杜鵑花，徑直去了婚紗攝影店，用千朵萬朵鮮艷壯麗的杜鵑作背景，記錄下這美好的時刻。
《北京文學》2013年第9期
評論《我看電影解禁》
□ 謝端平
今年3月份，廣東某文化公司發行了老電影《武訓傳》的正版DVD，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新中國第一部禁片重見天日，是政治思想領域的摧枯拉朽，也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棄舊揚新。我不禁鼓掌歡呼，可歡呼之餘又感慨萬千。
武訓（1838-1896年）是中國唯一以乞丐身份進入正史的聖人，陶行知先生總結其精神為“三無、四有”——無錢、無靠山、無學校教育；有合於大眾需要的宏願、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有公私分明的廉潔、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從清末，歷民國，直到1951年5月20日社論前，不管是處“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人們恪守“勿毀聖賢”的祖訓，並以弘揚武訓精神為已任。
1948年中國電影製片廠開拍《武訓傳》，新聞媒體大加炒作；1949年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演活武訓精神；1950年底封鏡完成；翌年2月21日晚在中南海首映，朱德副主席肯定，周恩來總理讚揚。該片是當時真正的大片，在場景、攝影、表演等方面都達到了中國電影黑白時代的最高成就。
可是風雲變幻，冰火更迭，不僅藝術被玷污，聖賢也遭詆毀。正如主演趙丹先生在《銀幕塑造》一書中所說，《武訓傳》是“藝術史上一大慘痛的遭遇”。《人民日報》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不啻於旱地驚雷，趙丹等人從此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批判旋渦中。到8月底，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發表了個人署名的批判文章就達850多篇！武訓聖人也“蒙冤”、“受辱”，他被批為封建帝王的忠實走狗和幫凶。武訓故居遭到了破壞，“樂善好施”的匾額、武訓畫像、聖旨、黃馬褂、朝靴、書冊、題詞等珍貴文物資料被抄掠一空，武母墓和武氏先塋的碑碣被推倒毀壞。
在此事件中，有個“小人物”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25歲的宣傳幹部郝瑞琛先生，一篇頂風而上的《我對武訓與別人相反的認識》的文章，讓他成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而有些“大人物”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發表表態性文章的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袁水拍、胡繩、王朝聞、錢俊瑞、華君武、陳波兒等文藝名家，他們的人格因此而沾上了污點。我想，如果魯迅先生還在，他一定會說，一個也不原諒！
終於，中國走出了極左政治的旋渦，1985年《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文章；1986年國務院下文為《武訓傳》恢復名譽；2005年在紀念趙丹的活動上，上海影城放映了該電影的膠片；2006年清華大學教授李燕先生提案《希望保護和修復平民教育家武訓先生故居》；2011年馮驥才等5名政協委員提案為“爭議電影鬆綁”。有個成語叫“眾口鑠金”，其實真正的金子永遠不會被“鑠”掉。《武訓傳》枯木重生，為其嘔心瀝血過的藝術家們也該感到欣慰了。
我以為，《武訓傳》浪費了一個很好的題材，將一個執著、奉獻的武訓塑造成了一個古板、偏執的典型。我寧願看《濟公》，濟公比武訓癲得更徹底、更自然。該片偏離了歷史的真相，用階級鬥爭的觀念編造了一文一武兩個人物，將武訓和周大硬扯到一起，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加上那個女教師畫蛇添足的說教，使該片完全成了政治的傳聲筒。
但我認為，僅此反思還遠遠不夠，重提解禁意義巨大。或許有人會說，重提“解禁”是商業利益的驅使，其實不然。發行DVD更多是紀念，是弘揚，是思想解放。碟片的封面標明“供研究使用”，不知發行方是不是仍還有所顧忌！有顧忌，說明我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不是嗎？網上仍有不少人仍在叫囂武訓精神就是“奴才精神”！
我們應該認真地重溫胡喬木先生的講話——“……這種追究方法是錯誤的，應還各人以本來面目。我們沒有理由說誰稱許過武訓，這個人的思想就是反動的，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經常因人因時而異，也很難對歷史上有爭議的每個人都作出最後的唯一正確的評價。”他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歷史學家們的問題，需要不抱任何成見加以全面的、客觀的研究。”
我們要還人“本來面目”、不抱成見地研究。這樣，我們的藝術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我迫切地期待著一部嶄新的《武訓傳》，還原真實面目的《武訓傳》！
（發2012年4月19日《文學報》“新批評”專刊）
訪談錄：《寶安作家專訪錄》之謝端平
1、王熙遠：你是哪裡人？能說說你來深圳之前的學歷與經歷嗎？
謝端平：我來自湖南省雙峰縣，雙峰縣是湖湘文化的主要發源地，清朝中興名臣曾國潘出生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
我出生自農民家庭，真正的貧家出身。
1987年我國中畢業，以中考全縣第三名的成績就讀全國重點中專湖南機電學校（現為湖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後來參加自學考試，拿到了湘潭大學的大專畢業證。
1991年中專畢業後分配在雙峰磷肥廠（國有企業），通過努力，做到了最年輕的中層幹部（化驗室主任）、共產黨員，副科級國家幹部。
2000年單位改制，下崗下海來到深圳。
2、王熙遠：你出於什麼原因來深圳？先後在哪些工作崗位上乾過？
謝端平：下崗後來深圳尋求發展。
先後做過QC、QE、品質主管、ISO專員、品質經理、體系諮詢師，現為某大型外資企業的部門經理。
我做什麼事都比較投入，所以能很快獲得社會的認可。我一直從事的是與品質有關的工作，包括在國有企業，我有品質工作20年的經驗了。在質量體系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在華南地區最大的諮詢機構康達信公司做過兼職諮詢師，大家喊我“謝老師”。
3、王熙遠：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作？你認為自己發表的最主要的作品與亮點是什麼？不妨詳細與我談談。
謝端平：最早的文學啟蒙老師是我的爺爺。他喜歡讀《封
神演義》、《三國演義》、《說唐》等章回小說，常常點著油燈讀到深夜。白天他就將書藏在蓆子下，不識字的時候我常在書里找花（圖畫）看。
母親是我的第二個文學啟蒙老師，國小三年級時她教我寫詩，我的真正的“處女作”是一首五言絕句，寫在一張黑白的寸照上。可惜相片擱在窗台上，日曬雨淋早就沒了。
讀中專後，正式做著文學夢，相當部分同學跟我一樣，擁有文學這個美麗的夢想。我是學校“求索”文學社四個骨幹之一，油印了一份刊物。1989年獲得了《青年文學家》雜誌 “鶴鄉杯”超短詩佳作獎，1990年獲得《湖南文學》新秀選拔賽三等獎，截止至2000年，發表過豆腐乾上百篇。
2000年下海後，終止了文學創作。至2006年開始寫小說，著有長篇小說《草莓情人》，截止至2011年，發表中篇小說數十篇數十萬字。
我主要寫中短篇小說，小說《桃花癲》、《石頭》、《假證》、《螺絲刀》、《花邊》等有一定影響，並收入多種選本或選刊。
我的作品關注底層，與一般的打工文學的關注不同，我更關注底層的精神，我特別欣賞那種身在底層，但不懈追求甚至心比天高的人物。
4、能談談你為什麼喜歡文學創作嗎？你的文學理念是什麼？或談一下你的創作思想。
謝端平:為什麼喜歡文學創作？因為喜歡而喜歡，因為愛好。
本人信仰佛教，希望通過文學“談道義而化奸頑，講經史而曉愚昧”。所以小說中閃爍著善之光。
欣賞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文學觀點。文學需要理由，這理由就是實現人生的“天命”（使命）。
5、你喜歡閱讀的文學作品是什麼？哪一類作家對你影響最大？
謝端平:喜歡讀純粹的小說，能讓心靈安靜的那種；也喜歡讀官場小說和雜文，想把胸中的塊壘讀出來。故沈從文、王躍文等的作品伴我度過了很多美妙的時光。
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當數北島，那時初涉文學，背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告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性格由此形成。
6、你覺得深圳的文學創作氛圍怎樣？你如何看待深圳的文學現狀？
謝端平:深圳的文學氛圍很不錯。在深圳弄文學的很多，很集中，能結識很多文友。在內地，搞文學的相對分散，很難聚集起來。
深圳文學和深圳這座城市一樣，年輕。年輕，是一種資本。
7、你對當下的你的生存環境感覺怎樣？將來有什麼打算？
謝端平: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感覺很不理想，雖然在絕大部份打工者（甚至文友）眼中，我悠然獨立像箇中產階級。
我們生存在一個文化衰退的年代，若干年後，我們拿什麼來面對子孫？房子、票子並不能代表一切，甚至只是極簡單、極低級的部分，讓後人感到安心、安全、安定才是最重要的。
8、王熙遠：可以問問你的家庭及子女情況嗎？
謝端平：父母雙在；老婆曾經教書，現全職主婦。育有一子，個子快比上我了。
9、王熙遠：你覺得這輩子讓你最值得尊敬的作家與作品有哪些？為什麼？
謝端平：我喜歡那種有獨立人格的作家。當代作家，我最欣賞王小波，他是“一隻獨立特行的豬”。王小波的《黃金年代》堪稱經典。
現代的作家，我比較喜歡老舍和張愛玲，《四世同堂》、《傾城之戀》也是我心中永遠的經典。
古代作家和詩人中，我喜歡莊子、三曹、李杜、蘇東坡和桐城派的散文；古典小說中，最喜歡《西遊記》、《封神演義》，其次是《水滸傳》。
外國作家，我比較喜歡歌德、莎士比亞、馬克吐溫、海明威、不過，我更喜歡讀中國作家的作品，因為我總覺得翻譯過來的東西總會變些味道。
10、王熙遠：可否談談你對人生的感悟？
謝端平：“茶聖”陸羽鄙夷權貴不重財富酷愛自然堅持正義，《全唐詩》中所載的《歌》正體現了這種高風亮節：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不圖高官厚祿不愛榮華富貴，甘於淡泊追求灑脫，專心致志於飲茶藝術和茶學的研究，這就是陸羽殫精竭慮的內心世界。我在工業區大排檔握手樓里三點一線，偶爾逛逛書城聽聽講座會會鴻儒和白丁，利用“三餘”時光埋頭讀書和寫作，不為浮名不為五斗米，只為人生的擔當。我將陸羽的《歌》略作修改，作成《六羨歌》自勉並自慰：不羨奸商黃金罍，不羨官佞白玉杯；不羨譁眾朝入省，不羨取寵暮入台；千羨萬羨詩與書，正向工業區里來。
不羨，這是我人生的最大的感悟。
11、你對中外目前的文學狀態有什麼了解？可否談談你的看法？
文學已經式微，但絕不會衰亡。高潮-低谷，低谷-高潮，循環反覆。高科技帶來的是快感，但絕不是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快樂是從文化中來，文化，才是人類生存的根本。
12、王熙遠：你還有什麼感興趣的話題想說？
謝端平：文學應遠離政治；作協應脫離宣傳部。
13、王熙遠：可否談談你的人生遊歷？
謝端平：五湖四海、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去過蠻多地方，中國大部份省份都去過。不過，最想去的是二個地方：原始森林、西藏。一個“深”，一個“高”。去了這二個地方，我的人生才算“高深”。
明年計畫去西藏，攜妻帶兒。
14、王熙遠：這一輩子你在何處生活得最久？你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感受？
謝端平：生活最久的地方，還是我的老家，我在那裡生活了十五年。這個地方，簡單但膚淺，我要保留那裡的山水，但改變那裡的人們。
15、王熙遠：你有什麼業餘愛好？對文化與藝術，你有什麼看法？
謝端平：除了讀書寫作，我沒有第二個愛好。
我利用“三餘”時間讀書。《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董遇教學生要充分利用三餘的時間讀書，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我的三餘是1）夜晚、2）休息日、3）時光碎屑（如排隊等候的時間、睡覺後反芻的時間，等）。、
我平均每天拿出一個半鍾來讀書。可以十日不吃肉，不可一日不讀書。
至於寫作，又哭又笑，笑有快樂，哭也有快樂。
自將“庸常”作“智慧”——以謝端平《父親的田地》為例
□ 陳進武
不管是作為文化符號，還是敘事原型意義，“父親”內涵總在變化發展，並呈現不斷增值態勢，與此相應，當下文學都自覺不自覺塑造各種“父親”形象。如今，寫“父親”的小說實在太多，要在這片燦爛的星叢發出足以引人注目的光芒並非易事。難能可貴的是，“70後”作家謝端平的小說《父親的田地》構築起一個既有抽象的近半個世紀歷史變遷又不乏具體生動人物形象的文學世界，並在這一相激相盪的審美世界中模塑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父親形象。但透過“父親”這一形象卻能窺視到當下文學尚存的自將“庸常”作“智慧”的創作傾向，這也恰恰是《父親的田地》深藏的玄機。
實際上，《父親的田地》 在寫作題材上並未脫離鄉土小說長久以來所關注的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問題，但與當下多表現“從鄉進城”或“由城返鄉”不同，謝端平的這部短篇小說則側重敘述農民是如何堅守土地的。即使是“堅守”，祖父、父親和“我”三代人的方式並不相同。可以說，在祖父、父親和“我”的纏繞以及對土地的態度變化中，能夠清晰地見到一個與共和國同齡的老農民形象。且不論這一形象是否具備了成為經典形象的可能性，但不容否認，“父親”的塑造在某種意義上達成了小說寫作的有效性，而這種“寫作的有效性建基於對身處時代的巨大關切和深入洞察……”這不僅在某種程度上觸及到了近半個世紀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遷，也是透過“父親”及其對土地的態度揭示了當下農民與土地的依存關係正在弱化或消失，何以“面朝黃土，背朝天空”正是作者的憂思所在。
需要承認，父親的“田地”其實更是父親的“天地”，也就是說，《父親的田地》隱含了父親試圖走出“田地”的束縛而追求更為廣闊的“天地”，頗有意味的是“父親”身上所體現出的所謂“民間智慧”卻恰恰是當下正被有意無意接受或認同的庸常之“惡”。何為庸常之“惡”？這種“惡”的最大特點是“沒有思想”，而“這種對現實的隔膜，這種無思想性(thoughtlessness)，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能加在一起，更能引發災難和浩劫”。不過，如果把《父親的田地》看作是這種“平庸的惡”的集中體現，不免有些誇張而不切實際，但是“父親”這一形象仍然強烈地散發出了一種猶如灰塵般瀰漫在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之“惡”。正如汪樹東說的，這樣一種庸常之“惡”主要表現在沒有理想與精神追求，更沒有自我反思與批判能力，而選擇庸碌無為、得過且過，任憑日常生活中釋放的晦暗與自我為中心的性情來主宰生命。
在謝端平塑造的“父親”身上，我們似乎可以見到福貴（余華《活著》）面對苦難的那種堅韌忍讓，也有張大民（劉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豁達樂觀，還有許三觀（余華《許三觀賣血記》）對待兒子們的溫情與知足感，等等。當然，我們並不否認福貴、許三觀、張大民等這些人物在無可奈何的困境之下那種消解苦難的可貴“民間智慧”，但問題在於這種所謂“智慧”背後隱藏著一種極為危險的弱者的苟活哲學。他們憑藉著這種哲學在困境或亂世中得以保全生命，不僅僅宣示了新時期以來英雄或強者是當下文學的失落，更為重要的是以一個個弱者獲得“幸福”的鮮活事例無形之中宣揚了庸常之“惡”。再以張大民為例，他的生活處境可謂相當艱苦，他卻總是那樣豁達樂觀，但他的這種貧嘴只是形式的，本質上卻以虛假的“樂觀”掩蓋了自我麻痹與得過且在過的真切現實。同樣，《父親的田地》中的“父親”表面上看是苦盡甘來，夫妻關係得以和解，幸福終於像花兒一樣綻放了，但是這種“幸福”掩蓋不了跟隨“父親”大半輩子的屈辱、懦弱、煩惱、墮落、苦澀、酸楚和淒涼。從本質上來說，老年的“父親”並沒有多少改變，儘管開始有餘糧了，受尊重了，認識全面深刻了，也有餘錢了，思想境界提高了等等，但他始終未曾意識到自己深陷到庸常之“惡”中的真實處境。
其實，我們更為看重的是作者如何看待這種庸常之“惡”。謝端平的散文《卑微的父親》與小說《父親的田地》 有著某種互文性，其中透出了他對“父親”的某種態度。從表面上看，“無憂無慮”的生活確實是一種“福氣”，但要是把這種生活看作是人生“幸福”追求的話，顯然是“欺騙”了眾多的勞苦大眾；從深層來看，“父親”身上這種庸常之“惡”表面上並沒有危害，因此很多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深陷於其中，但如果處處瀰漫著這種“惡”，往往會造成侵襲了整個世界而不自知。對此，我們無需刻意否定或大力弘揚，而只是期望當下文學應該更敏銳察覺到深入骨髓的庸常之“惡”，能夠“從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中去感悟智慧”。
《寶安作家專訪錄》的訪談中，謝端平談到，“我的作品關注底層，與一般的打工文學的關注不同，我更關注底層的精神，我特別欣賞那種身在底層，但不懈追求甚至心比天高的人物”，而“文學需要理由，這理由就是實現人生的‘天命’”。毋庸置疑，謝端平正是帶著這種“關注底層”與“實現人生的‘天命’”的職責進行小說創作的，他是當下文壇“一個正在成長的作家”，而這種“成長”也意味著小說創作的探索性與可能性，新作《父親的田地》正是如此。恰如余華所說：“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從這一意義上說，謝端平用“同情的目光”看待“父親”時，難免會走入遮蔽或忽視“父親”身上隱藏的庸常之“惡”。
當然，我們指出這部小說隱含的將“庸常”作“智慧”的創作傾向，並無意於批判作家，也不是要否定作家的創作，而是期望透過這部小說從而窺視當下文學創作的這一趨向。如今，後現代主義滋生的種種負面影響日漸顯現，不僅需要深刻反省與重新審視，而且必須看到當下文學對於庸常之“惡”的接受與認同。魯迅曾說：“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里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這一看法可謂一針見血，但應該意識到，即使要遭遇小說“被毀壞”的危險，作家都應直面這種“惡”。至於作家應該擔負起何種社會倫理責任，我們並無意於在此下結論，而期望打開這一扇窗，從而獲得一種全新的認知。
（刊於2013年6月13日《文學報》“新批評”）
主要作品
中篇小說
《桃花癲》等
短篇小說/小小說
《父親的田地》、《石頭》、《假證》、《存摺》、《二傻的鑼鼓》、《螺絲刀》、《火紅的杜鵑花》等
散文/雜文
《十歲那年的檢討》、《卑微的父親》、《老陳做了教授》等
文學評論
《呼喚真正的文學批評》、《我看電影<武訓傳>的解禁》、《自費出書是可憐的手淫》、《警惕短篇小說的“性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