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諸葛霖教授1919年出生於江蘇無錫，在40年代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專業。1955年，諸葛霖應邀進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前身——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從青澀的求學少年成長為商務英語領域的領軍式人物，諸葛霖可謂白手起家，單打獨乾。本科在交大讀書時，諸葛霖曾被推薦至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當時被稱為經濟管理專業的MBA碩士。這一去開拓了諸葛霖的眼界，使其在經濟和英語兩個領域的專業水平都有所提高。回國後，恰逢周總理髮表講話，提到國家百廢待興的現狀，亟需有專長的知識分子歸隊，從事專業領域。諸葛霖因此成為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教師，一路歷經副教授、教授，兢兢業業地工作至1990年才從工作一線上退下。諸葛霖是學校商務英語領域當之無愧的奠基人。當年，學校的物資、人力極其匱乏，商務英語專業領域也尚屬摸索階段。上課沒有教材，諸葛霖便把外國的雜誌拿過來，編輯加注，作為教材。諸葛霖以及幾位前輩就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撐起商務英語專業的大梁。人生經歷
糟糠之妻不可棄
70年前，剛剛21歲的諸葛霖從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運輸專業畢業。1944年被公派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留學，在商學院國際貿易運輸專業學習，1946年獲得企業管理碩士學位（MBA）。27歲的諸葛霖回到國內後，開始面臨人生中的第一個艱難抉擇。1946年的中國，內戰全面爆發，南方大旱，國民黨統治區經濟蕭條，一個企業管理碩士回國似乎並無用武之地，謀生都顯艱難。是留在國內？還是返回美國？他的5年美國簽證還未到期，口袋裡就揣著去美國的飛機票。最終，他還是撕碎口袋裡的機票，留了下來。
現在的老人，談及當時的決定，輕描淡寫地笑著說：“當時我談好了對象在國內，她是我同鄉，我們感情很好，她一直在等我回來，糟糠之妻不可棄嘛！”
他的長子1947年出生，起名諸葛昌平，寓意是“倡導和平”，表達出一位初為人父的知識分子盼望國家和平、安寧、昌盛的願望。
把青島啤酒出口到新加坡
回國後的諸葛霖，曾在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職。1948年，他去新加坡推銷青島啤酒，成功使第一批青島啤酒出口到新加坡，為青島啤酒最初進入海外市場開闢了道路。此後，青島啤酒就憑藉其優質的原料和精湛的釀造工藝，遠銷西貢和新加坡一帶，擁有穩定的較大規模消費群。新中國成立後，諸葛霖積極投身國家經濟建設。1950年至1953年，他在華東貿易部對外業務處任副科長，後進入上海土特產進出口公司任業務科長，一直工作在對外貿易第一線。
回響周總理號召“歸隊”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國家大規模建設攤子迅速鋪開，各條戰線急需大批知識分子加盟，研究生學歷的高材生在當時屬鳳毛麟角。1956年，中央在北京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周恩來總理在會上發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講話，強調知識分子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高度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周恩來總理號召知識分子歸隊，中央為此還專門發了檔案。
學習了中央精神，諸葛霖萌發了歸隊搞教學業務的想法。當時，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籌建不久，他向外貿部遞交了申請，1956年底他終於如願以償，從上海調到北京，開始站上講台，拿起了教鞭。
1957年學校發展加快，正式對外招生，開始分科，“一系”（即英語學院）成立了專業英語教研室，諸葛霖任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爆發。
“文革”期間，學校被撤消，大批教師隨學校遷往河南羅山，半年以後，遷到河南固始縣，受當地政府委託，繼續為當地培養貿易人才。1970年周總理批示恢復學院，但原北京車道溝校址已為總政所有，教室等已無法恢復，學校於是搬至現在的地址，當時是北京電影製片廠原址，象樣的建築只有一個大禮堂、一個攝影棚。
諸葛霖1971年由河南五七幹校返回北京後繼續在學校任教，1990年退休。退休後他還繼續帶研究生，直至75周歲。
白手起家 自編教材
“第一期培訓班只有10個學生”。諸葛霖回憶說。剛開始，學校只有短期培訓班，主要培訓從部隊上轉到經濟貿易領域工作的幹部，他們迫切需要學習和國外做貿易打交道的實踐規則，交往禮節、外國人的風俗習慣等。處於艱苦創業期的學校，校舍簡陋，教學條件落後。但對於諸葛霖老人，當時第一批教師來說，最大的難題是沒有教材。美國的教材無法使用，他只能自編教材。由於他在基層一線工作過，對外貿實務更了解，所以他編寫的教材針對性較強，更實用。
“父親很少有時間和我們交流，”諸葛昌平回憶說，“印象中，父親總是天不亮就帶著飯盒走了，晚上回家天都黑了，他也不做家務，吃完飯就坐在桌子前寫啊寫，經常寫到深更半夜。”
他編著的教材有十幾種，其中實用性英語課程《外貿函電》至今還是全國自學考試專用教材，至今已再版幾十次，2008年又重新修定。
最自豪的事
1984年，諸葛霖由學校委派到美國經濟管理研究生學院（AGSIM）做學術交流。1991年由學校委派到日本東京講學。他最難忘的是，在美國經濟管理研究生學院教學期間，他的講稿作為美國研究生院教材正式出版。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也是他最自豪的一件事。
在美國學術交流期間，他遇到了如今已是我校副書記和副校長的楊逢華、徐子健，他們二人當時正在美國國際管理研究生院留學。諸葛霖不習慣做家務，更不會做飯，他吃不慣西餐，而徐子健卻有一手好廚藝，於是他經常到徐子健住處“蹭飯”，還經常交流切磋學術。
“祖國強大了！”
諸葛霖已91歲高齡，退休20年了，可他仍然堅持看書讀報，聽國內對外英文廣播，看國外原版英文小說。他說：“業務不能丟”。他兒子告訴我們，當年父親決定回國，除了家眷問題外，還有一個原因：“當時中國人地位底下，在國外被人看不起。”正是因為經過那樣的年代，老一代的知識分子，看到祖國強大了，心情總是非常激動。
“他總念叨‘祖國強大了’，他記得1932年劉長春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唯一成員首次參加第10屆洛杉磯奧運會，沒得到獎牌”，諸葛昌平說，“父親最近一直在看廣州亞運會比賽，北京奧運會時他更是堅持看，看到中國拿金牌，他就特別激動。他對國家發展的感觸比我們深得多！”
諸葛老人對退休生活很滿意，他說，學校尊師重教的氛圍濃厚，雖然退休多年，但是每逢重要節日，學校和學院領導都會來家看望，感覺很溫暖。
談到學校60周年校慶和未來前景，老人特彆強調說：“對外經貿大學要發展，一定要和一線貿易密切聯繫，要和商務部繼續保持緊密聯繫，否則業務就會和實際脫節。”
貢獻
從科研到實踐
諸葛霖的學術背景深厚，語言功底紮實，毫無疑問是科研學術領域的先驅，但他卻也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1946年從美國回國後，諸葛霖曾在基層發展，負責青島啤酒廠在東南亞的推銷。此外，諸葛霖還曾在上海進出口公司工作，這些具體真實的實踐工作讓諸葛霖避免了紙上談兵的弊端，使其懂得如何談判，如何與外國人接洽。這些閱歷和經驗都成為日後學術研究和教書育人的重要積累和財富。從小石橋到惠新東街
諸葛霖在對外經貿大學的教學生涯隨著校址的變遷一路走來，而留學生數量在北京位居第二的對外經貿大學，也是從小石橋開始起便招收了東歐國家的學生。“我十歲來到小石橋，3號院裡有個籃球場，經常看見金髮碧眼的留學生在裡面打籃球。”諸葛霖的兒子仍對此記憶猶新。九旬老人仍然十分熟悉學校的發展和變遷歷程。在小石橋時，學生在前馬場上課，只有十幾個教學班，每班十幾人的容量。後來搬遷至車道溝，才有了正規的教室。文革結束後，對外經貿大學於70年代重回北京，將北影的舊址作為校址，也就是今日對外經貿大學所在地。對於在惠新東街建校伊始的回憶，既辛苦又美好。當時的北影舊址還是一個大攝影棚，周圍是一片菜地，種滿西紅柿、茄子，其間還夾雜著水溝。學校周圍都不通車，走進去要20分鐘，一遇到下雨天，滿身泥濘，十分狼狽。而這樣的辛苦卻也是日後最美好的記憶。當時的學生都是解放軍里的優秀幹部，卻沒有任何英語基礎。當時沒有先進的設備，不像現在有專業播音員到錄音棚里錄音，諸葛霖便以口授的方式教學，一遍遍重複，一次次講解。然而，諸葛霖對當時學生的勤奮和好學大家讚賞。也因不像辜負這份求知的進取心，諸葛霖即使每年會教一些重複的課程，仍然在學年開始前，帶著其他老師認真備課，重新組織講稿。諸葛霖上課時，其他班的學生都自發過來旁聽，座無虛席。教書，便傳道授業；實踐，便兢兢業業。和對外經貿大學一同成長一同奮鬥的諸葛霖站在百歲的尾巴上重新看這所被寄予了希冀和熱情的學校，新的圖書館，資源豐富、方便快捷的電子資料庫，數量和質量都急劇增多的留學生，這一切的新跡象都讓諸葛霖欣慰不已，激動不已。下一個百年，定是一片新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