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新《家》的藝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高覺新形象的塑造，覺新是這部小說中最見藝術功力的人物形象，其原型是巴金的大哥李堯枚、一個活得很苦的"多餘人"，《家》的出版代序中說這部書就是呈現給他的。但是在他還沒有讀到這部小說之前就服毒自盡了。
覺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軟弱者，是一個能清醒認識到自己的悲劇命運又怯於行動的知識分子形象和"多餘人"，是在封建家庭和舊禮教的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劇典型，具有雙重性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首先，具有美好的素質，才資優異，聰明好學，有著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高覺新自小就是個聽話、孝順的好孩子，這是一種合於傳統禮教的孝子賢孫的理想性格，是父母心目中的"寧馨兒"，卻也是導致他悲劇命運的致命弱點。他性格中與善良本性分不開的是怯懦，這個性格不僅注定了他人生的被動，也注定了他終究"躲"不過各種災難和厄運。他曾經有過夢想，想做化學家，讀書也很用功，在中學四年畢業期滿的時候，是成績名列全校第一的優秀生，曾想畢業後繼續上大學，甚至去德國留學深造。
2、其次，思想性格被封建宗法觀念和封建禮教嚴重地扭曲，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薰陶，同情弟弟們的鬥爭，另一方面，長房長孫的地位和封建家庭的教養又使他逆來順受，客觀上扮演了一個舊禮教舊制度的維護者的形象。
中學剛畢業，覺新就被召回家中結婚，但對象卻並不是他喜歡的梅表妹，覺新雖然內心非常痛苦，卻沒有說一句不願意的話。父親死後，長房的責任又落到覺新的肩上，並很快就攪進了大家庭中各房之間的你傾我軋之中，一開始他還試圖反抗，但他的反抗除了給他帶來更大的麻煩之外一點用都沒有，於是他又發明了新的處世方法：敷衍，極力避免和長輩人衝突，在可能的範圍內極力敷衍她們。覺新的青春朝氣和青年的夢想在沉悶的實際生活中漸漸消失，生活磨鈍了他的感覺，但自身又無力擺脫困境，經常陷於極度的痛苦之中。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覺新也閱讀了一些新書報，吸取了一些新的養料，同情弟弟一代和他們的奮鬥，但自身的力量的薄弱又使其不能改變舊的一切，反倒常常以舊禮教舊制度的維護者的形象出現在弟弟們面前，勸弟弟們屈服，他總是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以換取家庭的和諧，結果卻總是失敗，處在守舊的長輩與激進的弟弟之間的夾縫中，不被雙方所理解，他"讀新書，過舊式生活"，和舊派人物在一起時，是一個暮氣十足的高家大少爺，和新派人物在一起，又是一個新青年，在理論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潮，而感情上、行動上卻仍然留戀舊家庭，思想和行動的矛盾使他經常陷於極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擺脫嚴酷的自我譴責，這些都大大加強了人物的悲劇性。
3、覺新身上那種懦弱苟且性格的形成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長子玄孫的地位。
覺新是高家的長房長孫，在封建大家庭中，長房長孫也叫"承重孫"，也就是說，大家庭的未來責任應該由他來負，是大家庭的繼承人，這種家庭結構就要求覺新必須維護這個制度，並處處對這種家庭制度起保證作用，所以覺新的命運在他剛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在過早地成親，父親又過早地死去之後，他秉承父親的遺願，為了保護自己這一房的利益，小心翼翼地在各種各樣的人事關係和卑瑣的事務中到處周鏇，接受來自物質和精神的壓力，扮演著人生悲劇的角色，由此，現實和理想就出現了尖銳的衝突，並造成了覺新性格的兩重性。
②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長期的毒害，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成為了強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統治的力量。
封建主義倫理道德特別是所謂"孝"的毒害，長房長孫特殊地位的約束，已經將覺新的生命活力和稜角消磨殆盡，造成了他委曲求全、懦弱順從的性格。他害怕別人說閒話，時時考慮光宗耀祖，擔心高家從他手中敗落，害怕承擔不肖的罪名等，因此儘管他能夠清楚地意識到自身命運的悲劇性，每次還總是自告奮勇地把頭往絞索中伸，造成一個又一個的悲劇，這是在封建專制主義重壓下我們民族普遍具有的國民性。
③從五四文化思潮中汲取了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和劉半農的作揖主義。
覺新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影響，清晰地認識到是舊家庭和舊禮教奪去了他的青春，但是與覺慧等人從五四文化思潮中汲取了人權、平等的觀念不同，他從中吸取的則是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和劉半農的作揖主義，他之所以信奉這樣的主義，是因為這樣的主義能夠把《新青年》的理論和他們這個大家庭的現實毫不衝突地結合起來，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另一方面又能順應著舊的環境生活下去，而自己並不覺得矛盾。
④覺新的悲劇既是性格的悲劇，更是社會的悲劇，概括了封建末世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命運，具有悲劇的深刻性和典型性。
儘管覺新總是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以換取家庭的和諧，然而殘酷命運卻專門作弄覺新這樣的老實人，他接連失去生命中兩個最親愛的女人：先是梅表妹因長期精神抑鬱，害肺病死去；既而妻子瑞珏在分娩之際被講迷信的長輩合力逐出家門，因難產死於郊外冰冷的土屋中。覺新內心的無比淒涼和孤獨，只有他的弟弟覺民、覺慧稍稍理解，但他們無法幫助已經無力奮飛的哥哥。
覺新的悲劇說明對於封建惡勢力只能奮起抗爭，爭得人格的自由和獨立，爭得愛情的幸福，妥協和退讓是沒有出路的。存在於覺新身上的那種軟弱動搖的性格完全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家族制度造成的，他的悲劇集中反映了這種制度對健康人性的戕害。小說的最後，覺新在痛苦和不安中終於清醒過來，意識到"我們這個家庭需要一個叛徒，我一定要讓他們看看，在這個家庭中並不是人人都象我一樣順從的"，支持覺慧逃出了高家，發生了思想上的轉變。
從《家》的構思來看，作者是有意將覺慧與覺新兩種不同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做鮮明對照，以更完滿地表達《家》的思想主題的。在他們的身上體現著現代知識分子不同的人生追求。如果說覺慧是引導青年應當這樣走的形象，覺新就是不該那么做的典型。
與《家》中其他承擔著悲劇表現職能的女性犧牲者相比，覺新的形象是最具有悲劇內涵的。錢梅芬、瑞珏、鳴鳳等人物形象，大都有些類型化；她們的悲劇更多來自命運，而作品對她們命運的表現也略嫌戲劇化。但是，覺新的悲劇性，不僅在於命運的播弄，更在於他怯懦優柔、充滿矛盾的性格；這種性格與他位居的家庭地位以及新舊交替的時代環境，決定了他的不可逃脫的犧牲者的命運，造就了負罪而苟且、追求與幻滅的二重人格，成了中國新文學中極有文化內涵和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這也是巴金貢獻給現代文學的一個不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