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複課鬧革命
複課鬧革命此前一年有餘，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於停頓狀態，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但恢復高考制度的通知，則是在差兩天整整十年之後的1977年10月12日，由國務院發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間入學的高校學生（1977、1978、1979三級），年齡跨度在十多歲，從十八九歲到三十出頭。歷史的誤會讓他們成了同學，坐在一間教室里讀書，這是空前絕後的一景。
北京孩子的走勢
複課以後，“北京孩子”的走勢，大體是這樣的：1959、1960兩個年齡段的孩子同時進入國小（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級結束時提前畢業，升入中學）。1953、1954兩個年齡段的學生同時升入中學，他們後來被泛稱為69屆和70屆（國中畢業）。1952年以前各年齡段的學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學的，被稱為老初一到老高三，統稱老三屆。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屆，這幾批學生複課後沒上幾天課（69屆學生只在中學呆了一年多），其實也沒什麼人有心思上課。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後來回響毛澤東“上山下鄉”的號召，被陸續發到陝西、山西、雲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農村落戶，少數人參軍，只有極少數人因各種原因或藉口“倖存”了下來。70屆畢業生是最幸運的，除了走後門和前門自願參軍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廠里。
1971年起恢復高中，71、72兩屆國中畢業生中的少數優秀分子（分別為1/10、1/5）成了“時代驕子”，被選拔升入高中，多數人直接就業；但上了高中的，畢業後也大撥發到郊區農村插隊。73屆以後，高中升學比例不斷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畢業後全部到郊區插隊，幾年後返城就業，特殊情況（如獨生子女等）例外。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兩到三年以後。
複課後，北京市實行的學制是國小六年（1974年以後改為五年，當年該上六年級的同學“戴帽”在原來的國小讀初一課程，次年轉入各箇中學與前一級同學同步），國中三年（1971年以後逐步恢復高中），高中兩年。若以中學畢業而不是歲數為限來劃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屆以及69、70、71、72屆的同學們，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結束了“北京孩子”的時代。
穿越當年的校園
“文革”前，北京的中國小有等級之分，中學還有男、女、混合之分。“複課鬧革命”以後，各類等級自動取消，也不再有入學和升學考試一說。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無論畢業於哪一所中學，都談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經歷。因為當時的中學生一律以居住點為單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學。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學校，歷史不一，規模不一。城裡老牌學校的歷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產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發端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辦的順天中學，再過兩年，將是她的百年校慶，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國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後，陸定一和郭沫若都題過“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與四中相距不遠的西城區福綏境國小，可以追溯到魯迅出生那一年（1881），當時叫八旗第三國小。崇文區的匯文中學，更有長達130年的歷史。城外則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學校，全面恢復高中及國小縮短學制後，中學一時爆滿，迫使一些國小升格為中學，如三里河四小就搖身一變，成了214中。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是214中的頭撥學生，還參與過學校最初的基本建設（砌圍牆）。但學校的歷史與它的質量，並不一概成正比。圓明園裡的101中學是解放以後隨中央遷入北京的幹部子弟學校，校名由郭沫若所題，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意。校歌也是郭沫若作詞，由李煥之譜曲。
闊氣一點的學校，有相對正規、配置齊全的教學樓和操場，甚至有“東西校區”或“南北院”之分；差一點的，則隨處將就了。當年北京有不少學校，因地制宜，安在廟堂里。月壇二小的校址，是月壇公園裡的大廟；寬街國小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壽的家廟，7路公共汽車在附近有祖家街一站；13中的校址，是一處貝勒府；八面槽國小的校址，是王府井北面路東的天主教堂。159中（女三中）的校址，是阜成門內路北的歷代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本是一所明代建築，主殿名景德崇聖殿，裡面支著六十根金絲楠木二人無法環抱的大粗柱子，供奉著自炎黃以下歷朝有功名的帝王的牌位。清朝的乾隆皇帝題的“報功觀德”的匾額高懸殿中央。帝王廟變成女三中（後改為159中）後，如此大殿成為一個“多功能”場所。全校師生集會時，它是禮堂；颳風下雨，它是學生上體育課的操場，鋪上墊子折跟頭。“文革”初破“四舊”，紅衛兵為摘下乾隆題匾，據說冒著“捨得一身剮”的風險。這塊匾從此不知去向，後來有關部門懸賞50萬找它，至今下落不明。2003年，159中終於搬家，遷入了一所據說有游泳池等設施的現代化的校舍里。
也有一些學校，因襲了學堂時代的舊址。一位叫姚和林的作者，在網上追憶他位於南橫街米市胡同里的母校時說：
那是舊時的一家老學堂，分前中後三套院落，教室有大有小，院落也是大小各異。紅紅的校門，有一個高高的活動大門坎，其實就是一塊磨踏得沒有漆色，沒有稜角的長木頭。大門後是一個紅影壁，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手書體的白字。校辦工廠就在它的旁邊。那時的我們總盼著兩周一次的學工課，總是比賽誰縫的筆記本多。前院的北屋是一間有著青石板高台階的大教室。斜對面是不大的校長室。當年是一位姓何的女校長。校合唱團排練就在大教室里，各年級的男女生都有。那年月有時還要到區里去演出。數同班的李凱亮嗓門最洪亮，我倆一起擔任領唱，還記得那首歌叫《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冬天裡，男生在課間圍在前面的火爐旁，侃這侃那。那種火爐同民用的火爐不一樣，里套沒有瓦，爐壁是帶棱的。加足了煤，燒得爐壁紅紅的。教室北面的窗戶就是同學家的小院。
這大概可以被看作當年北京城裡的國小的縮影——簡陋、古樸、溫馨，類似一件古董，有一種讓畢業生幾十年都揮之不去的懷舊氛圍。城外新建的學校的畢業生們，少有這樣的情懷，而且各個學校之間，硬體上的差異甚大。那些帶“育”字頭和“一”字尾的，如育民、育才、育英、育紅，十一、八一、七一、六一等學校，條件相對優裕，當中的大部分，其實是軍隊所屬的子弟學校。
復興路國小（現在的白雲路國小，位於白雲觀北側）曾是一所設施一流的地方學校。它有一棟L形的四層教學樓，系蘇式建築，後面還有一個近於禮堂規模的圓形木地板音樂教室，相當於今天的多功能廳。有標準化的操場、教工和學生食堂、圖書館、自己的鍋爐房。樓內每間教室配有玻璃黑板、電鈴、清潔櫃，每層有供熱的飲水池。課桌椅是木製的，課桌的設計是平面加坡面的組合，平面也就兩寸來寬，用來放鉛筆盒，上面有一道能放一支鉛筆的小槽，坡面是放書本和寫字用的。這樣的條件，超過了一般的中學，城裡很難見到，城外也不多見。
與復興路國小也就一箭之遙的復興門外一小，是另一個世界。它的校園在國小當中，占地算是相當大的，樓前樓後兩個操場，一大一小，還散落著好幾處平房教室，校園裡還套著有住戶的院子，給人的印象是大而雜。那裡的教學樓也是L形，但它是一座類似南方常見的走廊外露的兩層簡易樓，沒有暖氣（冬天生爐子），沒有電鈴（上下課敲鐘），沒有玻璃黑板（木頭黑板）。“複課鬧革命”時，甚至連桌椅都供不應求，一部分學生要自帶馬扎或小板凳上學，課桌也是那種老式的合二而一平面長條桌。整體感覺似一破落地主。
育民國小位於復興門西側長安街路南，也就是復興路國小的東北、復外一小的東南方向。“文革”前，它是財政部所屬的子弟國小，全員寄宿制。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的祝東平教授1962年到1966年在這裡就讀。2003年暑假，我和祝東平因事路過育民國小，恰值學校準備翻建，一棟樓已被騰空，成了工地。東平一時觸景生情，在裡面盤桓了一個多小時。這所學校有兩個樓，那時候北樓是學生宿舍，南樓是教學和辦公樓，兩樓之間是一個操場。東平邊環視邊回憶說，教學樓頂層是一個多功能廳，常舉行各種聯歡和遊藝活動。教學樓南面是餐廳和浴室。他們星期一早晨到校，星期六下午被家長接走。每個班都配有生活輔導員，類似於今天的寄宿制私立學校。育民國小的生活及學習條件沒什麼說的，唯一讓祝東平和他的同學感到不自在的是，他們平時不準跨出學校半步。學校大門也是宿舍樓門，門前的一道線，等同於國境線，兩條腿如果都出線將被處罰。學生們經常是把一隻腳固定線上內，另一隻腳儘量往遠了伸（若打籃球時的定點持球狀態），頭探出去四處張望，透透外面的風。“文革”初，學校里貼滿了大字報，指斥校方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據有人推算，這所學校的學生人均占地六倍於普通學校的孩子。
中學和中學之間，反差也很大。好學校，有400米標準跑道的操場以及籃球場和排球場，甚至游泳池，有分開的教學樓與辦公樓，有禮堂，有學生食堂，教學樓中有階梯教室、實驗室、音樂教室、圖書館等等。這樣的條件，甚至已經超過了吳玉章當校長的中國人民大學及其他一些名牌大學。
地處文化相對薄弱的宣武區的15中，是一所花園式學校。四座低矮建築—兩棟辦公樓、兩棟教學樓—隱在綠樹成牆、曲徑通幽的校園深處，即使在校門口，也看不出它是一所學校，以致發生過不明真相的兩個老太太誤以為是公園，要買票入內的事情。西城區的西單以西，集中了四中以外的幾個“名校”。復興門內按院胡同里的八中，有三個院子（該校、分校和操場），該校的建築有環廊連帶，其舒適和怡人不難想像。巧的是，“文革”期間，八中的斜對面，西側住著風雲人物姚文元，東側住著後來審判姚文元的江華；“文革”後期，姚文元的兩個女兒也在八中讀書，其中一個據說腿還有點毛病，而另一位風雲人物王力的兒子王魯軍，則是這所學校的老師。八中的東邊，小口袋胡同里的35中，李大釗是創始人之一。它也有兩個院子，北院有一個木結構的小樓，是志成學校時代留下來的，頗有二三十年代的特點，電影《青春之歌》的若干鏡頭，就取自這裡。“十七年”時期，西城區的中學在聲譽上，民間排序有四（中）、八（中）、三十五（中）一說。此外，這一地帶還有二龍路中學（教育部曾打算把它建成一所十年制的部屬子弟學校）和150中（前身是師大女附中，現為北師大實驗中學）。
條件一般的學校，多不值一提。拿42中為例，前身是社會路中學，說是中學，其規模、設施、面積，都與一所普通國小相仿。全校僅一個三層的教學樓（行政、教學、後勤人員和學生都擠在裡面）和一個半個足球場大小的操場，打籃球就沒法踢足球，開運動會要借用隔著兩條街以及一個月壇公園的月壇體育場。上過這個學校的學生都會有過抹不開身的體會。唯一可以讓他們引為自豪的是，這棟教學樓是用建人民大會堂剩下的材料蓋的，全校師生，無人不曉。後來才知道，人民大會堂工地剩下的材料，不僅蓋了這所學校，更蓋了頗有氣勢的軍事科學院主樓及前面提到的永安里那幾棟九層高的煤炭部宿舍樓和白塔寺附近的一棟居民大樓。挨著月壇體育場的112中，就更不用說了，人稱“棒子麵中學”，這是一個雙關稱謂：一者，玉米面的價格當時是0.112元/斤；二者，學校差，廉價的意思。
其實，當年學生畢業以後的出路都差不多。因而學校的條件怎么樣，教學質量怎么樣，學生和家長都不大介意，介意也無濟於事。畢業於四中、14中還是44中，無論是學生及其家長還是局外人，都絕無誰高誰低的感覺，這是一個事實。倒是有不少普通學校，後來沾了按片入學的生源的光，如被國家機關宿舍“包圍”的44中，“文革”結束後，升學率與聲譽同步躍進，成了一所莘莘學子趨之若鶩的學校，這又是一個事實。但是，話還得兩說著，即便不以成績論，也即便不影響畢業以後的前程，北京的孩子，畢竟是成長和學習在或優或劣的校園中，面對的是不同層面的老師，也給了他們或多或少的心理上的影響，這同樣也是一個事實。
臂章替代了紅領巾
複課以後，北京香廠路國小馬上幹了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了香廠路國小關於建立“紅小兵”的材料，此後，紅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隊，成為全國少年兒童唯一合法的基層組織（此前，小學生也掛紅衛兵袖標）。它的標誌最初是一種紅底金邊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別針別在左衣袖種牛痘—即以前和以後的大中小隊幹部所佩帶的幾道槓臂章—的位置。這種臂章原是棉質的，不禁髒，要到綜合修理部壓一個塑膠膜，後改成塑膠製品。“九一三”事件以後，一個讓孩子雀躍的事情是紅領巾的恢復（當時做了綢子和布兩種面料的紅領巾，由同學視經濟條件自己選），但紅小兵的名稱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複課以後入國小，又是頭一撥加入紅小兵的孩子，有點“黃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恐怕都忘不掉當年歷史性的一刻。陳庚子，是複課以後入學的，表現積極，很有第一批加入組織的希望，由於家長的株連（受審查），未能遂願。他還記得，那天躲在教室里，隔著窗戶眼巴巴看著別的孩子在操場上舉行加入紅小兵的儀式，把新發的臂章往袖子上別，他的淚珠在眼眶裡直打轉，至今提起來，還挺委屈。其實沒過多久，其父“解放”，1968年的“五一”，他就成了第二批紅小兵。那時能不能加入紅小兵，或者第幾批加入，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是天大的事情。
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但並沒有取代班組織，只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職的稱謂，改叫班長，班委會委員、小組長、課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級（一二年級）每個班裡，有一兩個高年級（五六年級）品學兼優的同學來做輔導員，協助班主任。有個大學同學上國小一年級時，班裡的輔導員叫姜雁奴，這個名字有點兒“各”，也容易讓人記住，但他一直不解其意。十幾年後，我們在學校的宿舍里議論起名的話題，他說起這個名字，上鋪有學問的同學告訴他，“雁奴”系一個僻典，指的是人字形雁陣中領班的頭雁，寓意不言而喻。
校園
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的課本
儘管紅小兵被當時的“中央文革”視為“富於革命性、戰鬥性，有利於推動少年兒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組織，但廣大紅小兵畢竟是學生，而且是小學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為。作為“文革”期間入學的“當局者”之一，我的記憶中，好像除了隨大流參加一些象徵性的“革命活動”，如開批鬥會，遊行，吃憶苦飯，早請示晚匯報等等，還是“以學為主”。當然，那時不會有計算機課，也沒有外語課，也不存在一環扣一環的升學競爭因素。但國小的課程設定規範，即使是在“文革”最轟轟烈烈的那幾年，也基本沒有被破壞。自然，課文里的時代烙印，是抹不掉的。這裡照錄一本1970年秋季國小五年級下學期語文課本的目錄（主課文十七篇）：
一林副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節選）
二贊革命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三全球響徹《東方紅》萬歲萬歲毛澤東
四傣族百歲老人心向紅太陽
五毛主席教導
六絕不許潘家峪慘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訴
七紅燈記（唱詞選段）
八吃吃喝喝絕不是小事
九毛主席詩一首
七律到韶山
十身居“長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凱歌
十二雪山雄鷹
十三天山腳下的牧馬姑娘
十四毛主席教導
十五平型關大捷
十六痛打美國“空中王牌”
十七偉大祖國的尊嚴不可辱
——記戰鬥英雄孫玉國①
這本教材還附有四節單元練習、四篇閱讀課文及“附一套用文：祝賀信”、“附二標點符號用法”、“附三農村常用字”。
算術課本的字裡行間，時現用黑體字標出的“毛主席教導我們”。套用題也多被時代化了。也是1970年五年級的算術課本里，有幾道練習題，可作一葉知秋的見證：
1.“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北京離地拉那7805公里，在一幅世界地圖上量得它們之間的距離是22.3厘米。求這幅地圖的比例尺。
2.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法寶。兩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種種困難，終於來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50000000的地圖上量得從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離是36.7厘米，它們之間的實際距離是多少公里？
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以老紅軍為榜樣，從井岡山步行到遵義，又從遵義到延安。在比例尺是1:90000000的地圖上量得從井岡山到遵義是8厘米，遵義到延安是11.5厘米，分別求出它們的實際距離。②
低年級的課，有語文、算術、體育、大字、圖畫等幾門。三年級以後，陸續開政治、常識、珠算、美術、音樂、自習等課。期中和期末考試都是百分制，閉卷，成績要由家長簽字。語文課是從漢語拼音學起，然後是生字、組詞、造句、作文。一年級第一課的課文是：“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九一三”事件以後，高年級課文中開始出現一些要求學生背誦的古代經典寓言，如“揠苗助長”、“刻舟求劍”、“對弈”、“自相矛盾”等。我們班有一次上作文課，題目是“我的理想”，這是幾乎所有孩子都碰到過的一個被寫濫了的作文命題，今天也不例外。許多同學那時正受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影響，理想是當一名解放軍戰士，至少沒出工農兵的圈子，只有一個叫惠建明的同學例外，他的理想是當科學家。他後來是否當上了科學家，不得而知，這篇作文，當時是老師眼裡的範文，被當眾表彰。算術課更與從前沒什麼兩樣，不過是在套用題的敘述里，多了一些“貧下中農”這樣的時代語言而已。黃帥“反潮流”以前，也就是“修正主義回潮”時期（1972—1973），有的學校三天兩頭測驗，甚至經常出那種附帶一兩道稍難的選做題的算術卷子，如果全部答對，成績便是100+優。上中學後，有個復興路國小畢業的同學和我們大說他國小時目睹的幾個學習尖子的當堂表演:老師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課所不及的題，很快有人用五步解出，接著有人用四步、三步，又有人用兩步解出，似乎是一個賽一個的智商高。他當時是指名道姓（這幾個解題的孩子也分到我們學校），用一種加油添醋的說書的口氣來敘述這件事的。可見，學生之間，多少還留有一些成績競賽的遺風。當然，若論學習氛圍，不能與“文革”前比，更不能與今天比，但和西方國家以玩為主的國小教育比，學生所學的東西，要正規得多，也紮實得多。
千篇一律的教室
學校的條件參差不齊，但教室的布置大體一樣：黑板上方，中央貼著毛主席像，左邊是“好好學習”，右邊是“天天向上”，大多是手書體的條幅。教室側面牆上一般要貼幾張文字簡單的印刷品，如毛主席語錄：“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林副主席”語錄：“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後來隨著形勢的變化，語錄被摘下，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及八個字依舊掛著。那時，有的國小時間上拉不開栓，一二年級實行二部制，即兩個班合用一個教室，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各上四節課，一兩個星期一倒。三年級以上全日制，每班有自己的教室，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70年代以後，北京各國小教室里的木頭課桌（椅）陸續更新為鐵支架加膠合板平面的課桌（椅），椅子的大小以號論，從6號（最矮）到12號不等。誰坐哪一把椅子，並不固定，到校早的同學，往往占有把大號椅子換到手的便利。換椅子，也是當年教室里的一景。
當年，沒有暖氣的學校，並不在少數。姚和林描繪的圍爐而談的意境，坐在有暖氣的教室里的孩子，是無從享受的。然而一利則一弊，生爐子即是一大難題。教室里的那種爐子，不能封火，每天一生。有的學校是校工給生，也有的學校，自三年級起，由學生輪流值日。1969年的冬天，陳庚子（我的中學同學）在北蜂窩一帶的鐵八小讀三年級，雖說學校就在家門口，輪到他生火的日子，一個不及十歲的孩子，五點多就得從被窩裡爬起來，摸著黑到校，用報紙或劈柴引火。由於人小，又無經驗，一折騰就是一兩個小時，有時臨近上課時間，火依舊滅著，滿屋子的煙，其他同學也進不了屋，在外面凍著。他後來和我成了中學同學時，已積累下不知多少生火的經驗和教訓，卻坐在了有暖氣的教室里，練就的一身本事，化為屠龍之術。他幾次向我們形容，鐵八小的爐子，“有一人來高，難生著呢”。
教室里的爐子，也能引發風波。沈小農的母校是南中街一小，他有一回把早餐—窩頭抹臭豆腐—帶到教室熱著吃，誰知上爐子一烤，惹了大禍，毒氣進來似的，周圍的女生吱喳亂叫。後來還是把老師叫來處理的。這是前些時候我們一道吃飯，他執意要用臭豆腐抹貼餅子，吃到嘴裡時，勾起的記憶。其實小農倒不是那類惹事的孩子，他上課不搗亂，但也幾乎不聽講，成績一貫是兩個一百。上大學念的是哲學系，業餘玩橋牌。玩橋牌的人自然不少，上至國家領導人下到冒充風雅的草民，但像他那樣玩到了把持北京隊主力近二十年，拿過若干次全國冠軍（包括非奧運項目的2000年全國體育大會冠軍），又在份內工作上執單位之牛耳凡二十年者，就很不多見了。聽說他現在還活躍在全國比賽的賽場上。他對國小課堂生活的印象就是四個字：閒得無聊。再加上一個小動作：自己疊紙玩。
帆布書包
書包是學生的工具箱。那時候，都是一色兒的黃綠色的帆布書包，款式大同小異（好像也有極少數孩子背不起書包，用家裡的人造革簡易手提袋），學校的要求是左肩右挎。書包里的文具，變化不多。鉛筆盒大致有鐵的、塑膠的和木頭的三種。“文革”初期，圖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陽，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語錄。“文革”後期，有了帶拉鎖的海棉鉛筆盒和磁鐵鉛筆盒，這兩種鉛筆盒並不實用，有點像今天的新款手機，最大的作用，是給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機會。
鉛筆的顏色是五彩繽紛的，最高級的是帶橡皮頭的六棱綠色有華表商標的中華牌鉛筆，一毛錢一根。自動鉛筆先要把筆芯置於一個合適的位置，再用螺絲結構的塑膠筆桿加以固定。鉛筆刀有豎刀、橫折刀、轉筆刀三種，有的孩子用家長的剃鬚刀片削鉛筆，鋒利無比，但弄不好就連手指頭一起削了。墊板和尺子，也分鐵的和塑膠的兩種。橡皮是各種形狀的都有。也是“文革”後期，出現了各式各樣並不實用的香橡皮。除了書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個小學生書包里的常規家當。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大小、新舊與多少之分。
女生的鉛筆盒都布置得有規有矩，裡面還墊著從《人民畫報》或作業本上裁下來的紙。她們削鉛筆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標記，這樣削下來的鉛筆很勻稱，看著用著都舒服。她們“咔嚓”鉛筆頭時也知道輕重，不像男生，經常是一刀下去，鉛就斷了，前功盡棄。女生使橡皮也強似男生，她們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兩下再往紙上擦，男生的作業本常讓橡皮擦得一塌糊塗不成樣子，被老師找茬。另一些副課所需的文具，如蠟筆、彩色鉛筆、墨盒、水彩盒、算盤等，則不必每天裝在書包里。當年，得到一盒顏色齊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蠟筆或彩色鉛筆，對一個低年級孩子來說，有如獲至寶的感覺。
低年級和高年級
北京孩子都應該記得這個順口溜：
一年級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級的小茶碗，一打一個眼。
三年級的吃飽飯，四年級的裝子彈。
五年級的一開火，六年級的全滾蛋！
透過這種戲謔式的形容，多少可以看出一點小學生階段性的真實處境。低年級同學，規矩自然多一些，“限制”也多一些。上課手要背在椅子背的後面；放學要排路隊；寫作業不允許用鋼筆和原子筆；清明節掃墓，只能就近去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年級去遠處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高年級的同學，可以把小說帶到自習課上看；可以加入鼓號隊、足球隊、宣傳隊、無線電小組、赤腳醫生小組；可以參加迎賓、學工、學農及節假日的活動；可以出任學校圖書室的管理員，甚至參與學校的管理活動（當低年級的輔導員，主持早操和課間操）。
一二年級的同學，很羨慕高年級同學的“自由”和“風光”，遠的不敢想，至少巴望著早日升到三年級，登上“俯視”低年級的台階；而高年級的同學，又總不放過拿低年級同學開涮的機會。逢打預防針的日子，高年級同學就會聚在低年級同學的教室門口，把他們緊張甚至哭喊的表現當表演看，倘是一個院子住的，還免不了回去散布一番。有一點，在學校惹了禍及成績糟糕的同學，不論年級高低，所享有的“待遇”是一樣的，即放學後不能按點回家，到辦公室挨老師訓，這是一種最常見的處罰措施，俗稱“挨留”。底兒潮的同學放學歸家稍晚，被院子裡的誰碰見了，準會順嘴問一句：“又挨留了？”還有一點，是一個與今天迥異的現象，也是年級無論高低，學生上學放學，未聞有家長接送一說。今天那些正在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家長們，恐怕沒少遙想當年的自己，應該有一種反差更真切的體會。
改校名
和相對浪靜風平的國小一比，中學校園裡的故事，要波瀾壯闊得多。
複課以後，男女分校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一律混合招生。女子中學的歷史至此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改校名的風潮。我問過幾個複課後進了女校的男性朋友，他們說到自己的校名時，都不約而同地加上一句：以前的女×中。北京的十幾所女子中學，基本上改為了番號靠後的學校。如師大女附中改成150中（今為師大實驗中學）；女六中改成156中；女三中改成159中；女八中先改成魯迅中學，再改成158中；女一中改成161中（正是這所學校的女紅衛兵們，公開致信黨中央，率先提出廢除高考制度的要求）；燈市口女中先改成東方紅中學，又改成167中；燈市口附近的另一個中學—女十二中，是美國公理會辦的擁有百年歷史的女子中學，前身為貝滿女中，出了謝冰心等人物，它改成166中。
斗校長
更大的風潮還不在於改校名。儘管停課日子裡的抄家、串聯、接受毛主席檢閱等“革命”活動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喧鬧勁已經過去，但這場運動的衝擊波並未實際減弱。69、70兩屆的同學是複課後同時升學的，一邁進中學的門檻，這些孩子就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一景—斗校長。
幾乎所有的中學校長都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替身，沒聽說有誰成為死角，倖免於揪斗。我熟悉的幾個69、70屆的朋友，談起他們短暫的中學時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鬥校長。那時“走資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學校長中，女性比例很高，這裡可以說是女“走資派”最集中的場所。田畔後來是高我一級的一個系的同學，當年的西苑醫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開學的第一天，依慣例應該是一個典禮活動，由校長講話，而他碰上的卻是一場批鬥會。操場上人聲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長王一知—一個滿頭銀髮的小個子老太太。王系20年代的黨員，早期中共領導人張太雷的夫人。那時被斗者的胸前，要掛一個木頭牌子，上書“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規矩，名字中間的一個字還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兩個字都無所謂顛倒，她得以占了點“便宜”。王不愧為老一輩革命家，堅強地挺過了這一劫，“文革”結束後安享應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壇中學的女校長則沒有支撐住，她被剃了陰陽頭後，有一天晚上，唱著毛主席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登上學校的樓頂，從煙囪里跳了下去，選擇了當年屬於“自絕於人民”的歸宿。與這位女校長命運同樣悲慘、被斗致死的還有師大女附中的卞仲雲副校長。四中老初一學生陳凱歌，在他的書里，曾寫到對女校長“運動”前後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學時（1965年9月），在操場上聆聽校長講話，“這位女校長嗓音洪大，講起來喜歡一問眾答，往往發問的聲音未落，回答的聲音已起，氣勢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軍旅詩來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長被迫改‘一問眾答’而為‘眾問一答’。銀白的頭髮在八月的驕陽下縷縷行行，汗水在地下濕成一片，回答時抖著嘴唇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③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義”，對校長們橫加凌辱。我的一個朋友是育英中學69屆學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長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倒在地，一個“口技”超人的“小將”，隔著數米向其臉上“飛”唾沫，有十環九環的準度；有的校長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間有人從後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長被勒令在雨地里環操場爬行；有的校長被勒令和死屍握手。至於坐所謂“噴氣式”，更屬於家常便飯，不新鮮了。
變，變，再變
複課以後的“鬧革命”，遠沒有到此為止。北京各中學，從建制到課目設定，從形式到內容，都被一改到底，徹底顯示出“革命化”的衝擊力度。
校長被打倒，學校行政機構由革命委員會替代，自不待言；中學是紅衛兵組織的發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華附中首次出現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百餘人的名字簽在“紅衛兵”三字後面，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國最早的紅衛兵。毛澤東曾於1966年8月1日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捎帶點名並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彭小蒙。紅衛兵的標誌，最初是一面印著三個手書體字的戰旗，後改成毛澤東手書字型的袖章，別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別的。袖章大多是紅底金字，下印一行宋體小字：首都中學紅代會。“文革”初期紅衛兵派別林立，大派諸如中學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顏色並不統一。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寬，占去多半個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條街出現過這樣一幕：一幫“聯動”打扮的紅衛兵—一色兒黃軍裝、武裝帶、黑字寬袖章—飛車而過，卻一路高呼“打倒聯動！”的口號，令人稱怪。複課以後，紅衛兵成為全市統一的中學基層組織，學校設大隊委員會，班級設中隊，袖章化一製作。直到“文革”結束，紅衛兵組織都以袖章為標誌。70年代中期，我們上中學時，紅衛兵袖章對孩子的誘惑力已呈漸衰的態勢，不少孩子入了紅衛兵，卻不愛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學校設值日生，責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況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災的當口，我們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長陳凱一早跑到紅衛兵中隊長張銳家，進門就問：“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張銳被問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問：“什麼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們又去串聯別的同學，特地一道上街轉了一圈，四五個戴袖章的孩子騎車走在大街上，格外扎眼，頻頻招致路人的回眸。這時距“八一八”，整整過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這個日子，還能不時喚起“老三屆”的紅衛兵的記憶。
複課後，以前的學校、年級、班、組，也一度照軍事建制各“提”了一格，改稱營、連、排、班。趙福琪是70屆學生，住在國會街，與汪明的妹妹汪朝是實驗一小的同學，他們和69屆學生同時升入中學，據他的記憶，北到石駙馬大街，南到國會街，東到宣內大街，西到鬧市口南街，此範圍內的近千號孩子同時進入魯迅中學（女八中），組成一個連，20個排，69屆為1-10排，70屆為11-20排，他被編在16排。他去上了幾天課，便自以為都太容易，吃不飽，索性逃課，在家鉚魚缸，後來竟因“曠課”被送進了“複課鬧革命”學習班（一種後進學生呆的地方）。期末考試，他卻和另一個實驗二小畢業的女孩位列全班前兩名。以前的三好學生，改叫五好戰士。課目的設定，語文、數學、外語等依舊，物理改為工業基礎知識，化學改為農業基礎知識，合稱為工農業基礎知識，生物改為生理衛生。開門辦學，更是一種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機制上的變革。
複課後印發的初一課本，顯然是急就而成的，語文課本末尾以“北京市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組”名義寫的說明中，有能說明問題的這樣一段話：
本教材是過渡性試用教材，供北京市國中一年級（原國小五、六年級，1968年春季升入中學的新生）複課鬧革命使用。因為編寫時間緊迫，有關語文知識、課文註解、作業練習等內容，未能編入，有待教師根據該校情況靈活處理。
複課鬧革命當中，語文課應當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師生可以大膽創造。使用本教材時，可以全部採用，也可以部分選用，或者自編新教材。④
這本新編語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課文，目錄如下：
一、毛主席詩詞四首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七律長征
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
四、心裡有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五、祝毛主席萬萬歲
六、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
蘇聯人民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給毛主席繡旗
“我愛新中國，我愛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