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img/9/0ba/nBnauM3XxYTOxQTN4QD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QzL2I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袁志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
人物經歷
袁志剛，男,1958年生於上海。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經濟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教學名師。任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專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類教指委副主任委員。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諮詢研究基地工作室首席專家、復旦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後工作站副站長、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委專家、福建省政府顧問、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近期又被聘為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諮詢專家。曾擔任法國人文科學之家基金會的科學評估國際委員會委員、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站長等職，並擔任多本核心及權威學術期刊的編委。
袁志剛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非均衡理論並師從國際著名非均衡經濟學家貝納西教授，力圖把非均衡這一研究方法套用到中國經濟分析中。1994年完成和出版了第一本專著《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套用》（1997年重版），這是我國較早在非均衡理論研究和套用研究方面的一本著作，1997年該著作獲得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
同時，袁志剛教授主要在就業理論、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研究、中國居民消費、金融改革和房地產等巨觀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多年來發表論文150餘篇，著作20餘部。承擔和主持了多個國家級項目（含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其成果多年來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等省部級以上優秀成果獎二十餘項，特別是2010年袁志剛教授的著作《均衡與非均衡：中國巨觀經濟與轉軌》選入首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在經濟類七部專著中占據了一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之際，袁志剛教授入選“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其著述入編《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文叢》，該叢書由《經濟研究》編輯部組織編輯。
袁志剛教授已分別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開設總量經濟學、中級總量經濟學和高級總量經濟學課程，並且為EMBA開設了管理經濟學課程。其執教的總量經濟學課程獲國家精品課程，所帶的西方經濟學教學團隊獲國家優秀教學團隊稱號。
個人履歷
袁志剛1978年3月，考入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經濟學系。
1982年1月，獲得杭州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4年9月，考入復旦大學經濟系師從宋承先先生。
1987年7月，獲得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8年，赴法國留學。
1993年，畢業於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3年，回國進復旦大學經濟學系工作至今。在此期間，曾多次赴法國短期工作和講學，赴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進修一年。
人物成就
袁志剛最先將非均衡經濟理論引進國內，師從國際非均衡理論創始人—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貝納西教授，專著〈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套用〉用非均衡方法研究中國經濟的轉軌，對中國雙軌經濟的運行機理進行很好的描述。近年來專心於中國巨觀經濟運行的研究和就業、失業問題的研究，出版的〈失業經濟學〉和〈隱性失業論〉等著作是國內該領域最早出現的著作，具有廣泛影響。同時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機構的做法，編寫了《上海就業報告》和《中國就業報告》。
創辦了就業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積極開展國際交流，使中心成為歐盟與中國就業問題研究網路的主要成員。被國家勞動保障部聘為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對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和儲蓄問題有著長期的研究，1999年和2000年連續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論文，被廣泛引用，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
跟蹤研究國際上總量經濟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將國外該領域最新發展情況編入《高級總量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接軌方面作出努力。
發表論文100餘篇，獨著5部，合著7部。成果分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論文一、二、三等獎多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二等獎。
獨立承擔的課程《總量經濟學》被評為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和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精品課程獎。
作為第一負責人的西方經濟學課程被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和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
主要作品
主要教學改革與研究論文、著作及自編教材
《涉外經濟通論》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5
袁志剛《失業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
《知識經濟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
《養老保險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總量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3
《管理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1
《國際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
《總量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
《高級總量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9
《總量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1
《總量經濟學學習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其他有代表性的成果和論文
1．《城鎮居民消費行為變異與我國經濟成長》論文 上海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2000年） 署名次序第一；
2．《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論文 上海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二等獎（2002年） 署名次序第一；
3．房地產市場理性泡沫分析 上海市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二等獎（2004年） 署名次序第一；
4．《上海市“九五”至2010年就業趨勢及相應政策》論文 中國勞動學會優秀成果一等獎（1999年） 署名次序第一；
5．《雙軌經濟均衡論》…對一個計畫配額制約下的非瓦爾拉均衡經濟的效率思考 《經濟研究》 1992年第8期 署名次序第一；
6．《失業理論和中國失業問題》 《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 署名次序第一；
7．《關於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若干思考》 《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 署名次序第一；
8．《論知識的生產和消費》 《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署名次序第一；
9．《城鎮居民消費行為變異與我國經濟成長》 《經濟研究》1999年第11期 署名次序第一；
10．《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 《經濟研究》2000年第11期 署名次序第一；
11．《中國養老保險體系選擇的經濟學分析》 《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署名次序第一；
12．《房地產市場理性泡沫分析》 《經濟研究》2003年第3期 署名次序第一；
13．《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動態效率》 《經濟研究》2003年第7期 署名次序第一；
14．《新的視角審視中國巨觀經濟的運行》 《經濟研究》2004年第7期 署名次序第一。
獲獎情況
上海市優秀博士後（1997）；
全國優秀博士後（2001）；
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2001）；
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2001）；
專著《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套用》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1996）；
專著《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套用》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1997）；
專著《失業經濟學》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1998）；
專著《中國就業制度的變遷》系伍柏麟主編的《中國經濟改革20年系列研究》（10卷）中的一本，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2000）；
論文《城鎮居民消費行為變異與我國經濟成長》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一等獎（2000）；
論文《論再就業工程的必要性和意義》獲上海市鄧小平理論研究和宣傳優秀成果論文類三等獎（1998）；
論文《上海市“九五”至2010年就業趨勢及相應政策》獲中國勞動學會優秀成果一等獎（1999）；
“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獲上海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二等獎（2002）；
專著“失業經濟學”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著作二等獎（2003）；
“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矛盾：歷史與發展趨勢”獲上海市鄧小平理論研究和宣傳優秀成果論文類三等獎（2001）；
200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復旦大學優秀研究生導師（2003）；
論文《房地產市場理性泡沫分析》獲上海市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類二等獎（2004）；
“總量經濟學”獲2004年國家精品課程；
“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與實踐”獲2005年上海市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和國家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2006年國家高校教學名師。
人物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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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1.在明確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目標後，我國市場機制的建設是在“頂層設計”的引導下進行的：中央政府設定基本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部門同時在這個框架內進行制度創新，通過試錯機制，形成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秩序。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央一方面通過價格的“雙軌制”，放寬了國有企業生產和銷售的限制，解決了基礎生產資料生產的瓶頸；另一方面開始允許民間資本進行投資、生產，充分調動了國內資本的積極性，降低了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流動壁壘。並且，在以GDP為主要政績衡量標準的行政體系內，地方政府執政目標與當地各類型經濟主體利潤的牟取存在制度上的激勵相容。各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也成為構建其政績的重要內容和手段，這種“錦標賽”式的地方競爭，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推動力。雖然存在普遍的低效配置問題，但地方政府所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為市場的高效運行提供了必要的公共品，這對市場而言是一種有力的補充，有效降低了經濟運行所需要的整體交易費用。
2.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呈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構性扭曲所蘊含的弊端也逐漸顯現。政府和市場兩重力量作用於經濟體的運行，但二者的分工卻並未得到有效合理的劃分。在改革開放前期，政府在建設市場機制方面有著重要的制度貢獻，但這種制度設計中依然存在十分濃重的計畫色彩，具體而言，政府不僅是市場秩序、規則的制定者，而且通過權力與國有資本的聯合，直接參與到了市場遊戲之中。
3.政府轉型的關鍵，在於分清市場和政府的界限，明確政府職能。在市場機制能夠解決問題的領域，政府應當退出；在當前機制、制度無法解決，但是通過完善市場機制能夠解決問題的領域，政府也應當逐漸退出；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為市場參與主體提供公平的遊戲規則，彌補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時的不足。鑒於此，政府應當在以下方面改變當前所扮演的角色。其一，應處理好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係。對於外部性很強的自然壟斷行業、關係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行業，政府“有形之手”可以糾正市場的失靈，並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而對於一般競爭性行業，政府不應設定門檻限制民營經濟的進入，而應鼓勵民營經濟在這些行業的發展，更大程度地促進競爭。其二，應逐漸退出要素市場，讓市場機制在要素配置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土地市場，應界定好土地的產權結構，讓市場發現各類土地的價格，使之得到最優的配置。在信貸市場，還存在著對民營部門的歧視，金融資源難以在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之間實現最佳化配置，需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行業，參與金融行業的競爭。其三，應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更大作用。公共產品存在著社會邊際收益與個體邊際收益、社會邊際成本與個體邊際成本不一致的情況，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在公共服務領域中顯得捉襟見肘，此時更需要政府的介入以實現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規模。目前，我國亟須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無差異的基本公共產品市場，實現基本公共產品的國家化、標準化，減輕區域間、城鄉間資源配置的不均衡程度。這也是從另一種途徑降低大城市戶籍的含金量，從而有利於扭轉勞動力空間配置上的扭曲，避免福利性遷移。在一定意義上，公共產品國家化和均等化到來之時，就是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建立之日。市場機制會產生馬太效應，因此需要政府通過財稅制度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現有研究表明，我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經處於較高水平，這是市場機制運行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優勝劣汰是支配市場經濟的法則。但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全體人民的福祉，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政府在維護結果公平、收入與貢獻相符的同時，還需要通過收入再分配將市場機制導致的收入差距維持在合理的範圍。其四，減少對企業的干預，調動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政府應當引導而不是規定企業的投資領域和範圍，應當建立一個有利於企業自主創新的市場環境，尊重市場規律和企業自身發展規律，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市場本身就具有激發創新的機制，它給予企業創新的補貼便是超額利潤。
4.經濟是一個古老的話題，而經濟學則是一門全新的學科。自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兩百年以來，經濟學已漸成顯學。中國經濟學起步雖晚，然改革開放後喜獲長足發展，其作用日益重要。中國經濟學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學術規範，努力學習，努力實踐，努力創新，方能有所作為。如若不是這樣，或利用經濟學成為顯學之機會，飄飄然，而自認無所不能；或利用今日經濟學學術規範沒有健全之便利，沽名釣譽，占盡個人好處；或在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經濟的實踐之間糾纏不清，迷失方向，凡此種種，都將阻止中國經濟學前進的步伐，阻礙中國經濟問題的深入研究，窒息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
5.教書育人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僅是傳授專業知識。比傳授專業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告訴學生如何“為人”。關注人類命運和祖國命運是任何學者在任何學科做好學問的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經邦濟世”是經濟學人所肩負的至高無上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