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袁庾華老師簡介
袁庾華，著名民間學者，國史研究專家，對新中國歷史有著深入系統的研究，對諸多熱點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曾在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開、俄羅斯科學院等眾多國內外著名院校做過巡迴演講，所到之處引起強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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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報-影響力周刊專訪袁庾華
2009年09月27日
在三十多所大學演講後，袁庾華總結了一句話，大部分學生只關心兩件事——“吃”和“窩”，這也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擺脫了優越物質生活的袁庾華，一路走、一路研究、一路尋找，這樣做的動因，是內心那股無法壓制的社會責任感。
袁庾華 沒有思想，生活就是流放
本報記者 劉貞 發自北京
接受影響力周刊採訪前，民間思想家、袁庾華特別去換了一雙九成新的運動鞋。
但這反而與他凌亂的頭髮、一邊高一邊低的眼鏡，以及洗得發白的黑T恤衫，顯得“風格”不一致。
袁庾華這樣做，是怕自己“放蕩不羈”的形象給人感覺“不夠禮貌”，“2002年CNN採訪我，做一個關於中國經濟走向的系列節目，鏡頭一轉，大家都看見我穿了雙拖鞋。”
老袁的民間思想地圖
今年63歲的袁庚華喜歡別人、包括那些年齡只及他三分之一的學生叫他老袁。目前，老袁最喜歡和學生談論的人，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是歐巴馬。
初次見面，老袁未開口，學生們大概只會覺得他外表“放蕩不羈”，但老袁一開口，很多人頭腦中會下意識冒出“毛澤東時代的人”這樣的詞。的確，毛澤東思想是老袁研究了大半輩子、擁護了大半輩子的理論，也是他覺得最有效的、分析中國的武器。
聽老袁演講的學生們，很多都對他抱著些許好奇和不解。“毛澤東思想、左派”這些只在歷史教科書里出現的詞，於今天的普通人大約只能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但其實老袁並不落伍。他能寫百字左右的簡訊和學生交流，只是簡訊講究語法、標點俱全。老袁也會用網路，但只能在看見滿意文章時，用“一指禪”回復一個“D”（即“頂”）。
不僅如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老袁還相當“時髦”的。他現在生活狀態，是時下很多80後想要而不得的，是90後心嚮往之的，與自由職業者、soho族，有異曲同工之妙。
遊走全國各地，“或者為研究當地的地方史，或者去找和我一樣信仰的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每到一處都是光‘動嘴’，和當地的學者、朋友、普通人、甚至是各類人士交流，在當地大學作演講，我的電話本上現在有一萬多個電話號碼。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去過了，都找到了和我一樣的人，就是青藏高原還沒‘插上旗’。”
老袁自言，旅行是出於一份始終未卸的“社會責任”，毛澤東思想、新中國歷史和國際政治是他一路走來，主要的研究方向。
只要關心就好
也有不解者覺得老袁多少有些“分裂”，明明口裡說的是毛澤東、是埋首故紙堆的歷史問題，卻標榜自己要對當下社會負責。
老袁解釋說，研究地方史是為了更深入地描繪整個新中國，研究毛澤東思想是為了分析當下中國社會。“像2006年，紀念毛澤東逝世30周年聚會，我談的題目就是《毛澤東與中國世界的未來》，研究歷史、研究毛澤東是為了思考當下和未來。但當光談未來，觀點勢必缺少證據和事實，歷史恰恰能提供這些。”
到目前為止，老袁遊歷途中已經在全國幾十所大學裡做過演講，題目大都是兩個話題，新中國歷史和當代國際政治。
給大學生演講多了，老袁總結了一句話，“大部分學生只關心兩件事，一個‘吃’，一個‘窩’。”
在掌握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大學生中找不到“關心社會”的認同感，老袁的感受就像魯迅當年看到的、麻木不仁的國人，“最可怕的就是對社會毫不關心。”
這種毫不關心的可怕，無論什麼思想派別都是不願見的。在接受影響力周刊採訪前幾小時，老袁剛剛和一位右派教授交流過。交流後的結論是“肯定了年輕人應該是關心社會的。因為只要你有良心、關心社會、就會對時下發生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覺，只要有感覺，就會有情緒，有情緒想表達就會批評，批評就會帶上了‘左’的色彩。”
“無論什麼立場，只要你關心就好。”老袁這句話，頗有些“哀，莫大於心死”的意味。就像“學雷鋒”對有些人來說，已經成為只在每年3月5日才不得不做的事，社會責任會不會在將來，也成為特定日子要完成的特定儀式？
場景也許極端，但並非不可能。
袁庾華的文章《保守主義教育回潮與毛澤東的教育革命》里，提到了1982年英國的一部電影：學生們戴著相同的面具，邁著同節奏的步伐走進絞肉機，機器里的鐵錘敲打著孩子們，流水線的另一端走出來的是一群行屍走肉。
“這當然是英國人反思自己國家教育的，但對中國來說也一樣。我到哪裡，年輕人都說‘活得沒意思’，他只關心‘吃、窩’，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當然‘活得沒意思’。”
沒有思想 生活就是流放
在大學裡的演講和老袁所有的演講一樣，都是不收費的。老袁有“三不要”政策：不要講課費、不要採訪費、不要著作權費。說完“三不要”，老袁通常會加上“一靠”，“我靠退休費。”
老袁曾經有過優裕的物質生活。上世紀90年代初，他被調進河南當地一家物資單位做一把手，“本來說好，不搞業務不當頭，後來就由不得我了。單位主要做木材和建材，加上物資單位做業務要靠銀行貸款，每筆業務都是幾百上千萬。我經常要去外地，飛機軟臥，到哪都是好吃好喝招待，條件非常好。可以說是當時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極度羨慕的。”
“但那時的生活對我來說就是在流放”，老袁隨即背起了普希金的詩《給凱恩》中的一段：“在窮鄉僻壤，在流放的陰暗生活中，我的歲月就那樣靜靜地消失過去……”
“被迫要承擔那些經濟利益問題、要被雜瑣事情牽絆，不能研究我喜歡的社會問題，是精神生活里的流放。”物質條件最優越的那段時間也是老袁人生最絕望的時候，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那時我頭腦中常常有個死字”。
1998年企業改制，老袁擺脫了“流放”命運，過起了現在的生活，也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到哪都是不坐空調車、不坐臥鋪，吃飯住宿除了朋友間實在推不掉的，基本都和農民工一個樣。但這樣我很舒服。”
老袁的快樂來自於思維層面上的惺惺相惜，“地方上思想的豐富，是你想像不到的。比如說，我經常會遇到、特別是有些老同志，幾十年潛心靜氣研究毛澤東思想，那真是‘鑽牛角尖兒’。在他研究的問題上，很多大學教授一比都差遠了。跟他們談話那真是一種享受，幾句話就能讓你醍醐灌頂。”
老袁講起了自己在山東認識的一位朋友，“幾年前、在山東滕州農村，他是‘文革’前山東大學的學生，‘文革’後被打倒坐了牢。釋放後回老家一邊種地、一邊做研究，靠種地收入支撐生活，帳表我都看了，一年就幾百塊錢。這樣一個人，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現在，40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民間這樣的智者大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