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融合與共生：東亞視域中的日本哲學融合與共生是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徵。本書通過對日本思想文化史中一些重要問題的探討，提出明治時代以前為日本哲學思想釀生、展開與成熟的時期，其後為現代日本哲學誕生、成長與結果的時期；前者以中國思想的導人為契機與介質，以德川後期創造性思想體系輩出為成熟標誌，後者以西方哲學的移植為契機與介質，以西田哲學為代表的京都學派哲學為鼎盛。作者還提出“共生文化論”，認為日本文化走的是“共存一融合一共生”的道路；其最顯著特徵可以概括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理解事物並在個我層面上加以展開。超越中日兩國的域界，從東亞視域乃至全球視域來認識日本或中國的思想文化，是構建21世紀東亞哲學的前提，也是本書給予我們的方法論啟示。
編輯推薦
《融合與共生:東亞視域中的日本哲學》：就日本而言，儘管它是一個島國，但在漫長的歷史演化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語境和話語方式，打造了獨特的文化特色。從縱向的文化史的考察中，我認為日本文化的發展走向的是“共存到融合到共生”的道路；從橫向的文化內容的考察中，我感到日本文化的最顯著特徵可以概括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來理解事物，並且在個我的層面上加以展開。東方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迎來了復甦的機遇。東方文化傳統本身所展示的僅令是深厚的根基與復甦的生長點，現時代向它提供的只不過是一種機遇。東方文化能否立足於其深厚的根基，找出其生長點，適時地抓住時代賦予的機遇進行重構，以對21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這是東方各國人民的共同任務。
作者簡介
卞崇道，1942年生，江蘇沭陽人。1969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日本語科；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專事日本哲學與文化研究，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東方哲學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曾在日本關西大學留學兩年、東京大學外國人研究員一年，並多次赴日進行學術交流。現任浙江樹人大學特聘教授。社會兼職有：中華日本哲學會會長、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現代日本哲學和文化》(1996)、《日本近代思想*的意義》(日文，1998)、《日本哲學與現代化》(2003)、《日本哲學史教程》(合著，1989)、《戰後日本哲學思想概論》(主編，1996)；主要譯著有：《福澤諭吉》(1987)、《近代日本新觀》(1992)、《西田幾多郎》(1993)等。
目錄
前言
緒論 近代日本哲學的東亞意義
一、近代日本哲學產生的特徵
二、近代日本哲學展開的特徵
三、近代日本哲學的東亞意義
第一章 傳統的解構
第一節日本精神的核心
一、和魂
二、武士道
第二節 現代性的萌芽——以安藤昌益與二宮尊德為例
一、從安藤昌益到明治哲學
二、二宮尊德的“一圓融合”論與全球共生意識
三、二宮尊德的公共性思想——公共哲學的視角
第三節 歷史轉折期日本儒學的命運
一、社會轉型期儒學面臨的衝擊與挑戰
二、儒學的復活與變形
第二章 西學的導人
第一節 東亞哲學史上的西周——以“哲學”用語的定譯為線索
一、“哲學”用語的定譯是東西思想融合的產物
二、“哲學”用語定譯的意味
三、全球化潮流中的“哲學”
第二節 大西祝的批判主義哲學
一、批判主義哲學
二、理想主義倫理學
三、美學思想
四、政治社會思想
第三節 明治哲學現代性的反思
一、傳統思想重構的類型、內容與方法
二、明治哲學的雙重性格——現代性與前現代性的同在
三、明治哲學雙重性格的後續影響
第三章 東西方哲學的融合
第一節 東西方哲學融合的獨特性——西田哲學的宗教性格
一、明治宗教哲學與西田幾多郎
二、西田宗教哲學思想概觀
三、西田宗教哲學的特性
……
第四章 多元文化的共生
第五章 東方哲學的現代重構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
前言
關於日本文化的特徵，許多日本學者早有論述。如九鬼周造在《關於日本的性格》(1937年5月26日在第三高等學校的演講)中說道：“所謂日本文化，有時是指相對於印度和中國文化而言日本固有的東西，有時是指相對於西方文化而言以東洋全體為背景的日本性的東西。我們應該儘量根據現實來思考，即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究竟何為日本文化呢?德川時代國民精神的自覺，一方面與佛教中所含的印度文化相對，另一方面與儒教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相對，而採取擁護日本固有文化的形式。……單純抽象地思考日本文化的人至今仍一味排斥漢學或者漢字，腦中充滿著‘大和心’之類的觀念。但這不過是被抽象的理念所左右。
今天我們在思考日本文化時，應該認識到日本文化是吸收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後渾然融合為一的文化。”①他又說：“從外在方面看，自然、意氣和達觀三個要素也可以看做分別與神、儒、佛三教相當，所以從發生的角度來看，也可認為神道的自然主義是質料，儒教的理想主義和佛教的非現實主義則被形式化了。如此，在這
里可看出以神、儒、佛三教融合為基礎，培養了國民精神，發揮f日本文化的特色。”②
筆者曾說過：“從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日本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轉型的歷史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化轉型既不等於複本民族文化之古，又不等於照搬外域文化；它要立足於新時代的社會、經濟基地，以本民族文化為主體，兼收並容外來文化，在融合中實現最佳化創造；同時又要批判地繼承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文化，繼承也是為了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具有鮮明時代精神和民族主體意識的現代文化，以至使全社會進入新的文明境地。”③之後又說：“我認為日本資本主義精神的源頭不是唯一的。西方近代思想是它的一個源頭，日本傳統思想、特別是江戶時代町人的世俗文化，也是其源頭，或者中國的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也可以說是它的間接源頭。一句話，日本資本主義精神不是全盤西化的產物，也不是東方傳統思想的現代翻版，而是東西方文化融合所產生的獨特的現代日本的民族精神。”④在本書中，筆者則明確地提出“共生文化論”的看法：“近十年來，筆者在許多場合提出共生文化論的問題，作為一種文化理論或文化哲學，它不僅可以用來解釋民族間文化關係、國家間文化關係，也可以用來考察內部文化發展狀況。就日本而言，儘管它是一個島國，但在漫長的歷史演化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語境和話語方式，打造了獨自的文化特色。從縱向的文化史的考察中，筆者認為日本文化的發展走的是‘共存一融合一共生’的道路；從橫向的文化內容的考察中，我感到日本文化的最顯著特徵可以概括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來理解事物，並且在個我的層面上加以展開。”①
日本思想或者說日本文化的融合與共生的特徵，是日本人在長期的島國風土中形成的。和遷哲郎在其名著《風土》中認為，早自原始社會起，日本人就生活在“不需要個人自覺意識的感情融合共同體”之中②，這種無意識的“融合”的思維成為日本人處理包括文化在內的各種問題的基礎。但是，當我們把“融合與共生”視為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徵時，並非意味著日本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把這個問題處理得很好，呈現文化融合與共生的繁盛景象。相反，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由於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祟，日本文化亦曾走過自閉、排外、與彼為敵的道路。這是包括日本學者在內的日本學研究者不可忽視且不能忽視的問題。
要客觀地認識他者，首先要客觀地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