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春秋時期，出於遏制強大晉國的需要，秦楚保持了長期的聯姻同盟關係，這種同盟關係一直延續至戰國中期，被秦國變法打破。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秦封衛鞍於商、於。此地本為楚地。此舉對秦楚兩國的地理形勢影響很大，兩國本來以秦嶺東段為界，秦有藍關而楚有武關，然而秦取商於之地後，秦國得以獨占武關之險，同時武關以東的商於地區亦成為攻楚的重要前進基地。這樣從地緣上看，秦就對楚形成了居高臨下的有利形勢，依據武關退可閉關自守，進則以商於之地為跳板，沿丹水、漢水而下。
楚國為了應對秦國的攻勢，積極與齊國結盟。並於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以柱國景翠統帥大軍駐屯於齊、魯邊境和韓魏兩國的南邊，同時派三大夫統帥九軍向北圍攻函谷關以東的曲沃和於中。秦國如果打算進攻楚國，則必須設法瓦解齊楚的聯盟，從而各個擊破。這樣，張儀作為使者前往楚國，以重要戰略基地商於之地為誘餌，遊說楚懷王。楚王中計並放棄了與齊國的聯盟，但秦國方面拒絕交出商於之地。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丹陽之戰爆發，楚國大敗，士兵戰死超過八萬，高級軍官，包括主帥屈匄、裨將逢侯醜以下七十多人被俘。
經過
藍田之戰楚國大敗可能使得當時的秦國君臣認為楚國短時間內不會再次開戰。而且事實上丹陽之戰是當時系列大戰的一部分，在秦楚激戰的同時，齊國趁機聯合宋國攻魏，形成了以齊宋聯軍對秦韓魏聯軍的東線戰場。齊宋聯兵攻至魏煮棗。秦國派大庶長樗里疾與韓將韓馮率領秦、韓兩軍迅速回攻救魏，齊軍在濮上遭遇慘敗。這在客觀上減弱了秦國可以動員的兵力。
此時的楚國，面對敗局並不甘心，在丹陽之戰後不久，即“悉國兵復襲秦”，這意味著集中了幾乎所有精銳的孤注一擲，這十分冒險，因為其餘國家完全可能趁機偷襲。但楚國的軍事冒險取得了成功，不僅收回了全部失地，而且擊破了武關，到達距離鹹陽百里左右的藍田。藍田是商於之地北側的關隘，是防守鹹陽的重鎮。當時的形勢十分危急，北宋年間出土的《詛楚文》表明當時秦國戰局已經很不利，秦王甚至要祭天祈求諸神保佑“克劑楚師”（詛楚文年代等有爭議，這裡取郭沫若的說法）。
秦國面對危局，一方面從各地調集軍隊，另一方面，動用外交手段請韓、魏兩國出兵進攻楚國後方。藍田之戰的過程缺乏記載，有說楚軍大敗，也有說秦戰不利。而且此時韓魏等國雖然與秦國是盟國，態度一度也很曖昧，戰後據稱秦王就曾抱怨韓國先助秦，後秦師不利，又與楚國眉來眼去。
藍田之戰的最終結局並非在藍田戰場上，由於楚軍精銳盡出，忽略了南陽的防守（也有可能是實在無兵可調）。韓國、魏國聯軍攻占召陵（今河南漯河境內），直逼鄧（今河南南陽境內），而此時齊國兵敗，無力支援楚國。這意味著楚軍的後路即將被切斷，而秦軍的頑強也使得楚軍幾無可能在後路被斷之前擊破秦軍，楚軍面臨前後夾擊的危險。楚軍只能連夜撤退並向秦國割地求和。
意義
藍田之戰和此前的丹陽之戰使得楚國軍力損失慘重，楚國幾大家族之一的屈氏宗族更是元氣大傷，將領被虜，封地被奪。屈氏一族在楚國中的威望也因此而一蹶不振。而且這兩戰使得秦國完全控制了漢中，這一帶乃秦、楚、巴蜀之間重要的戰略地帶，秦得漢中後，能加強對巴蜀的監控，進一步將漢水流域與長江流域打通，徹底排除了楚對秦國核心地區關中地區的威脅，並且掌握了對楚軍事行動中的戰略主動權。而對於楚，失漢中，幾乎等於失去了西邊的門戶，此後遇秦必敗的惡性循環開始上演。在外交上，楚國更是由完全的大國轉向了一種混亂和投機。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楚的最後戰敗正是由丹陽、藍田兩戰開始的。
爭議
藍田之戰規模應該不小，但可能是作為當時諸侯亂戰的一部分，歷史記錄缺乏，甚至雙方的主帥和兵力都沒有記載。楚軍推斷至少在十萬以上。秦國由於兵力分散，可以集中的兵力可能稍遜於楚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