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簡介
董超和薛霸向來焦不離孟，何謂“當董超遇上薛霸”？日前在太原警察與北京警察合演的一出《新野豬林》折子戲——北京警察駕車到太原辦事，遇上紅燈便循例停車，誰知後面駕駛私家車的太原警察不幹了，起勁鳴喇叭，後面這位“薛霸”絕非色盲，而是橫行霸道慣了，從來不吃紅綠燈這一套，便狂按喇叭，讓前車讓道。這一來，前面的“董超”怒從心上起，乾脆下車找“薛霸”的晦氣。按說京城的警察於理於法都“治你沒商量”，哪知做警察盡可以得理不饒人，卻萬萬不能得理不讓自己的同袍。於是雙方火併，血濺五步，從皇城根銜命而來辦公差的強龍竟喪命於地頭蛇之手！
這就是“當董超遇上薛霸”的戲碼，恰恰成了酷吏文化的註解。倘若京城“董超”不是公門衙役，他哪敢雄赳赳氣昂昂地招惹惡霸地頭蛇？原以為不用亮腰牌就把對方打得趴下求饒了，孰料太原“薛霸”不是吃齋念佛的，他也不用亮腰牌，就把你給收拾了。中國執法權力之無限膨脹，可見一斑。這又驗證了一個叢林法則，當某種動物在沒有天敵的環境下瘋狂繁衍，到頭來一定要互相咬噬火併，然後在利爪上津津有味地舔血。這就是東廠、西廠、錦衣衛的老故事。
此外，當酷吏橫行，民權萎縮到氣若遊絲，董超、薛霸們荷戟獨彷徨，專政公門要降伏的對象早就臣服了，這時，權傾天下的百獸之王就要將另一些下三濫的肉食性動物羅致帳下，諸如狼狐鬣狗之類，讓他們有組織、有限度地作惡，然後給百獸之王按時按刻地恭順獻祭。這亦為東廠、西廠、錦衣衛的老故事，只不過日前又在成都公安機關重演——成都火車站派出所計有四十餘名警察與常駐車站的小偷團伙構成叢林法則里的“生態平衡”，由董超薛霸們領導群賊，群賊四處出獵，得手後按成例上繳“保護費”，許多警察還為此專門開設信用卡賬戶，讓群賊按期入賬。至荒誕者，不是你不能不納錢，而是因此你不能不偷，否則，套用《天下無賊》的台詞，就是“警察生氣了，後果很嚴重”！
執法界如此黑暗，在於有暴政必有酷吏。而中國的“酷吏文化”尤為香火綿長，蓋因專制政治至今依然老樹新枝、根深葉茂也。然而在以前的帝制時代與民國時期，尚有民間社會這一層空間，酷吏政治並不總是能深入到這一層面。唯是中共立國後便徹底摧毀了原先的格局，完全取締了民間社會，政權的統治力甚至直達最小的單位——每個家庭，於是酷吏文化的魔爪也伸向了每個社會角落。且看年來連續幾起大規模的民間維權事件——
重慶萬州的萬人騷亂，導火索完全是惡吏盛氣凌人、虎狼百姓；如果採信官方事後的飾詞，則尤具諷刺意味——原來當街行兇傷人者只是“冒充”公務員而已，殊不知區區一個“水貨”已能激起滔滔民憤，再來個如假包換的公務員，豈非全民共討之？另外，四川漢源與廣東揭陽的萬人抗暴事件，雖然與產權糾紛有涉，但惹起如此火爆的民變，起初的誘因還是在於酷吏仗勢行惡，殘民自肥。
說到酷吏文化，盤點歷代王朝的晚期，均系十羊九牧，官場冗員多多，極權政治積壓下來的問題愈多，便越要“穩定壓倒一切”，穩定也者，是要有效的吏治。問題是集權體制的吏治效率都很低下，於是冗官制就勢在必行。現今中國大陸吃皇糧的官吏，實在已遠超任何一代封建王朝，究其底蘊卻又不得不然。由十羊九牧到十吏九惡，便是專制制度晚期的癌擴散。不妨來看看大陸的酷吏有多“酷”（ＣＯＯＬ）——遼寧興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出動，不知是掃黃還是捉姦，突襲一女子常霞的私宅，常睡眼惺忪，茫然不知所措，只連聲問來者何人，這群警員不屑作答，只命令戶主交出“和你搞那個男人”，戶主交不出，於是搜屋而無所獲，過程中戶主仍一迭聲地問：“你們是什麼人？”至於這幫入侵者悻悻而退，都無一人有興致回答戶主的簡單問題。經此一遭，常霞得了間歇性精神病，成了“祥林嫂”，不斷念叨：“我記住他們的車牌了，我記住了……”她記住車牌卻又有何用？再舉一例：河北霸州康仙莊的派出所副所長，姓杜名書貴，若論官階僅系未入流的微末角色，但身為“陀槍公差”，足以惡霸一方，某日他開著警車去看親戚，路遇供電局的小巴工程車，杜副所長超車未果，便怒喝一句：“我就不信……！”話音未落，杜拔槍擊發，工程車司機牛亞軍登時斃命！
這名酷吏杜書貴果然夠酷，他不外乎是董超、薛霸之流的小衙役，但霸氣尤盛於那兩位官差前輩。關於董超、薛霸，老作家聶紺弩的詩歌《水滸人物五首》曾勾畫過他們的嘴臉——
解罷林沖又解盧，英雄天下盡歸吾。
誰家旅店無開水，何處山林不野豬？
魯達慈悲齊倖免，燕青義憤乃駢誅。
佶京俅貫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聶紺弩詩中的點睛之筆在末尾一聯，苛政在上，超霸二公可少乎？酷吏惡吏實為集權行政之必須。再想深一層，何謂“穩定壓倒一切”，何謂威權政治，都可以從中追尋出根須與枝蔓的必然關聯。說白了就是：天下者，是他們的天下；國家者，是他們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