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竹屏

9歲那年，父親去世，家道中落。炎涼的世態，衣食難繼的生活，造就了他奮發進取、剛直不阿的個性。l5歲那年，他靠著一位親戚的資助，負笈去北京讀書。21歲畢業於北京匯文大學。積弱不振、備受列強欺凌的社會現實，激起他強烈的愛國熱情。“五卅”運動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加入了孫中山締造的中國國民黨，投身國民革命事業，參加北伐戰爭，並積極從事文化和新聞工作，發表了許多充滿激情、針砭時弊的愛國詩文。
抗日戰爭初期，蔡竹屏由黃巖縣長調任寧波地區(即六區)政工指導室主任，負責指導鄞縣、慈谿、奉化、餘姚、象山等縣的政工隊工作。戰時政治工作隊根據《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組建，省主席黃紹竑與共產黨的關係比較好，當時各縣的政工隊里，有不少是中共黨員，這就使政工隊成了當年浙江政治上的一股新生力量。
蔡竹屏兼任大隊長的六區政工大隊經常奔走在沿海前線和山鄉農村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
蔡竹屏任政工指導室主任時，還負責中央軍官學校在寧波的招生工作。對於那些投筆從戎、立志報國的青年，他總給予熱情的幫助和親切的鼓勵。 1940年10月，蔡竹屏奉命赴餘姚兼任縣長。當時，抗日戰爭正處於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正是“敵焰妖氛壓浙東，嵐山舜水盡哀鴻”。每逢民眾性的集會，他必定戎裝短劍，登上位於餘姚城西北的體操場，發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演說。
翌年4月，日寇向浙江最富庶的寧紹地區施行偷襲，紹興和寧波先後陷落。餘姚夾在寧波和紹興之間，形勢危如壘卵。所幸蔡竹屏早有準備，面對入侵的強敵，他沉著指揮當地民眾疏散撤退，實行堅壁清野。他宣誓：“決不讓敵人得著我們任何可用的物資。我們只有忍辱地暫時讓出我們復仇的土地!”當時由縣政府搶運到四明山的物資有糧食(4000多擔米，50餘萬斤谷，幾千包洋麵粉)、食鹽(10萬斤)、錢財(6家國立、省立、縣立銀行的全部巨額現鈔和重要帳冊檔案)、軍用器材(500聽汽油、火油，幾十箱軍用無線電材料，100多部電話機和許多交換總機，以及鉛線、銅線、皮線等)，還有軍服、草蓆、布匹、白糖、中西藥材、日用百貨……真是各色齊全，應有盡有。這些分散藏在各個山頭的物資，對日後四明山民眾渡過糧荒、堅持抗敵發揮了重要作用。
蔡竹屏重視這些物資的保管，哪怕有一點小小的損失，他也十分痛惜，而他自家的財產卻全都丟棄在寧波市區蒼水街住所，毀於戰火。老母曾幾次催他搬遷到鄉下，可他認為，現在正是報國忘家的時候，況且成千上萬的同胞為戰爭破滅了家，自己有什麼理由居於例外呢?
蔡竹屏作為餘姚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縣之長，雖稍遜武略，卻具有愛國知識分子的一腔激情、一身正氣。
由於敵人的步步進逼，縣政府機關又從梁弄搬遷到大嵐山。
半年前，梁弄一帶發生過嚴重的災荒，大嵐山的災情更為嚴重，山上的草根、樹皮都吃光了，各村餓死的人每天有幾十個。蔡竹屏冒著大風雪前往視察，慰問饑民，竭盡心力賑災濟民。
蔡竹屏關心教育事業，他把隨縣政府退入大嵐山而沒有被解散的實獲中學和餘姚簡師分別安置在冷僻、深遠的羅坑和後朱村。在敵人臨境之時，他沒有把學校解散，而是讓大批學生攜著書包和鋪蓋踏上游擊區。
不幸的是，1941年的端午節，在“大皎之役”中，日寇血洗四明山，使大嵐山上的縣政府受到敵人的摧殘，羅坑的實獲中學和後來的餘姚簡師也都被鐵蹄踏破。“大皎之役”後不久，蔡竹屏重上大嵐山，把縣政府機關安置在餘姚、上虞接界的一個名叫黃家莊的小山村。並重新調整了大嵐山上的每一個鄉鎮公所，調查登記劫後剩留在山頭的物資。被拆毀的電話網又重新架設起來，西通上虞，東接鄞縣中村，後方一直和長途線銜接，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大本營上饒。這在當時實在稱得上是個奇蹟。
縣政權重新建立後，為讓流亡的學子重新入學讀書，蔡竹屏毅然決定重整旗鼓，恢復輟止了的弦歌。
除了學校，四明山還辦起了醫院。寧紹各縣的政府退到四明山大嵐山之後，開過一個有各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軍事政治會議，決定在大嵐山上辦一所傷兵醫院，並把這項任務落實到蔡竹屏身上，因為餘姚縣政府的工作人員和物資最多。蔡竹屏明知這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因為傷兵和榮譽軍人歷來很難對付，但是出於責任感的驅使，為了對抗戰盡到心力，他還是毅然地挑起了這副擔子。
為了不過於暴露，他把傷兵醫院定名為“四明醫院”，院址選在離陳家岩20多里路的花心。這裡四周都是高山，中間有一方無路可通的平地。“花心”這個地名是一個恰如其形的名字。蔡竹屏把各機關的女同志和衛生院的女護士都派到那個山頭去，必要時還準備調師範學校的女生去服務。
為保護縣政權和四明山民眾的安全，蔡竹屏建立了一支由他自己掌管指揮的武裝力量。四明山“大皎之役”失敗的慘痛教訓，使他清醒地認識到靠國軍友軍(指盟國軍隊)來支持政權是不可能的，應該建立自己的武裝。那些國軍友軍，在平時把收捐、借米、派差當作家常便飯，把報復、搶劫、強姦、誣害視為日常小事，縣政府接到老百姓的控訴，每天記不勝記；而在戰時，他們則畏敵如虎，臨陣脫逃，比誰都溜得快。因此，政府必須自力更生，編練隊伍。蔡竹屏派人到麗水、武義、永康一帶招募新兵，以這批外籍的職業兵做主力，再把當地的壯丁編組起來作為輔助，並從各地辦了大批武器和軍需品，組成了一支武裝大隊。各地的散兵、遊民、地痞、流氓聞訊後，帶著各自的歪念頭攜械來“投誠”。蔡竹屏唯恐他們拉大旗作虎皮，掛著“游擊”的名而乾出“游劫”、“游吃”的勾當危害百姓，斷然把他們拒之於門外。這不能不說是這位書生氣頗重的蔡縣長的明智之舉。
蔡竹屏在餘姚的將近3年裡，大部分時間都流亡在四明山上。對於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徑十分氣憤。後來總算盼到軍事當局派了戰鬥力極強、紀律良好的第二十六師來到余、上兩縣。總以為反攻餘姚、收復浙東已指日可待，想不到正當縣政府著手開展配合軍隊反攻的準備工作時，傳來了總司令部的命令，著該師當日開拔，撤退到金華集中待命。
蔡竹屏和余、上兩縣100萬水深火熱的民眾的希望幻滅了!蔡竹屏心裡明白，按照他不與敵偽妥協，不收任何額外捐稅的政策，是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除非他改變初衷，收變相的買路錢，跟以特工為掩飾的漢奸實行妥協，招兵買馬，擁槍桿以維護害民政權。儘管士紳們、朋友們一再勸他再維持下去，但他終於不願站在“聖人”政策之下做違心的事，便決意辭職。
1943年5月，蔡竹屏離別四明山去溫嶺縣任縣長，繼續為抗日救亡事業盡他的一份心力。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國民黨當局以“瀆職，妨害自由”的莫須有罪名將他逮捕，系獄於麗水。出獄後，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蔡竹屏不滿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毅然登報聲明脫離國民黨，在上海、寧波等地從事新聞出版和文化教育工作。1948年後創辦並主持了《寧波晨報》、《春風》文藝半月刊等進步報刊(《寧波晨報》創辦還不到半年，就被蔣介石下令查封)。在此期間，他以“疾風”為筆名發表了十幾萬字的抗日戰爭回憶錄《流亡三年記》(又名《四明山上》)，以坦誠的直言，忠實地記錄了四明山上那段難忘的抗戰歷史，向每一位為抗戰而殉職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他還創辦了寧波青年補習學校，幫助有志青年自學，培養了不少人才，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許多貢獻。
解放後，蔡竹屏長期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選注出版了《陸放翁詩詞選》。他還經常撰寫文史資料和對台宣傳稿件，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貢獻力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被推選為寧波市政協七屆委員。1982年病逝於寧波市第一醫院。
在《流亡三年記》一書中，蔡竹屏深沉地寫道：“歷史原是該由後人評騭的，功過是非也有待日後的分曉。”今天，歷史已翻開全新的一頁，一切曾經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振興作出過貢獻的愛國者，都應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