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壽芝

民國以後，蒙壽芝先後旅居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多年，寄情山水，潛心書畫。 ”劉先生為人質樸，對書畫藝術深有研究，他把蒙壽芝與于右任並稱，足顯其書法之藝術品位。 蒙壽芝去世後，于右任先生在悼詞中對其作了高度評價：“惠被關中，澤施河內。

光緒19年（1893年），蒙壽芝以海防義捐捐官出任山西潞安府長治縣知事，任職8年有餘。後遷職廣東花縣縣令，在官期間辦事公允，勤政清廉，深受紳民擁戴，離任時民眾贈送“萬人傘”、“萬人衣”，並刻奉“分疆化洽，佐治風清”匾額，以褒其政績。
民國以後，蒙壽芝先後旅居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多年，寄情山水，潛心書畫。晚年皈依佛門，事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師門下，自號“邋遢僧”。1936年底，蒙壽芝自滬上遙返故里，沿途各省、地書畫界熱情迎送，索字求畫者應接不暇，回鄉後村民好友來訪者絡繹不絕。清靜之人不慣擾攘，一代書畫名宿終因顛簸勞累身染沉疴，於次年正月仙逝於同州家中。
和于右任的金蘭之交
自青年時代起，蒙壽芝同國民黨元老、一代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經常在一起切磋書畫，過從甚密，筆下結為異姓兄弟。《陝西省文史研究館書畫珍品選》一書，收錄有蒙壽芝四幅作品，包括一幅字和三幅畫，其中兩幅畫均有于右任先生題字。一幅山水畫中，于右任先生題詞為“四山蒼翠合，一高貯空廬。無事此靜坐，默念胸中書。”另一幅“奇花倚石”畫，于右任先生題詞為“奇花倚石淡墨寫生”（見右圖），蒙壽芝與于右任先生金蘭之誼於此可見一斑。
蒙壽芝晚年奉佛，民國十九年曾手書《妙法蓮花經》數卷，于右任先生在封面上題字並欣然作序，其序為：“壽芝老人幼從庭訓，有書名。長仕於晉，入民國後遂專心書畫，旅北平及海上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爭寶之，近以所書蓮花經見示，山谷再世，此當首肯。因請其付印，公之於世。書有佛心，所被遠矣。”
筆者系壽芝老人曾孫女，至今清晰地記得，“文革”前家裡存有許多於右任先生的書法作品及信函，然而像其他家藏藝術作品一樣，先生的真跡一部分解放前遺失於荔北戰役中，其餘部分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如今蕩然無存。
“邋遢僧”的“痴”與“癖”
蒙壽芝涉獵的藝術領域相當廣泛，在繪畫藝術上，他花卉學趙之謙，在山水上以石濤為宗。其畫風在清初“四王”的基礎上略加青綠重彩，從而帶上了西北傳統畫風的渾厚氣質，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所作山水、花卉、人物無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他平日比較隨意，但創作時十分投入，全神貫注，一氣呵成。一次畫12扇軟屏時，他茶不用，飯不思，手不停筆，運毫如飛。他畫的是一根草，粗枝大葉，長莖斷枝，一條蔓彎彎曲曲地布滿了十二頁，墨色或深或淺，帶有淺黃淺藍，並以些許綠色與葉花相配，表現出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他常常告誡人們：“人不可無癖”、“人不可無痴”。他的“癖”和“痴”便是對藝術的孜孜以求。
他作畫喜用稠墨，另備一杯清水，或先調墨，或先調水，自有其妙用。他畫四吊時有這樣的口頭禪：“倒畫菊花踅撇竹，四面能畫乾枝梅，蹴下隨意畫蘭草”。他常常在精緻的花瓶、茶具、酒杯等器物上畫下各種圖案。他的“中秋月”、“春雨遊園”、“百壽圖”、“風吹亂梅”、“風吹牡丹山楂”、“枇杷”等許多繪畫作品都堪稱藝術珍品。當代著名書法家吳三大先生在為《蒙壽芝書千字文墨跡》一書所作的序中有這樣幾句：“其畫風古樸高雅，自成天趣，食古而不泥古，獨創自我天地，每每落筆無不惟妙惟肖，令人過目不忘，可謂神情至矣！一時名噪京華滬上。”
蒙壽芝不僅具有極深的繪畫造詣，其書法上追漢魏，下涉唐宋，真、草、隸、篆、行五體皆精，並喜金石，尤擅篆刻。原于右任書法研究會副會長、陝西師範大學書畫研究會會長劉念先教授對蒙壽芝的書法藝術作了如下評價：“三秦近代多書聖，壽老髯翁最有名。一草一行耀百世，右軍之後法尤精。”劉先生為人質樸，對書畫藝術深有研究，他把蒙壽芝與于右任並稱，足顯其書法之藝術品位。
蒙壽芝曾為家人留下不少繪畫、書法和篆刻等藝術作品，但不幸先後於戰亂和“文革”中或不翼而飛，或被付之一炬，所剩無幾，令人痛心。值得慶幸的是，蒙壽芝手書的《千字文》真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於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整理出版。《蒙壽芝書千字文墨跡》一經面世，便引起書畫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該書先後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陝西省文史研究館、渭南市檔案館等數十家單位收藏。
是非分明，心存大義
民國以後，蒙壽芝長期寄身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他雖然身在異地，卻情系桑梓，憂念蒼生。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前後，陝西連年大旱，全省九十縣，八十八縣成災，關中地區三年六料絕收，長流不息的渭水乾涸，夏秋顆粒無收，赤地千里，餓殍載道，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十八年年饉”。加上當時兵荒馬亂，民國政府賑濟不力，陝西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蒙壽芝時旅居滬上，得悉這一慘狀，哀慟不已，憂心如焚，他很想為父老鄉親做點什麼，然一介清貧之士，並無多少積蓄。情急之下，他一改平生不以賣藝籌財獲利之信條，在上海、南京舉辦書畫展。他深厚的藝術素養和為賑災義賣的拳拳之情強烈地震撼了人們，其書畫作品很快被搶購一空。他把義賣所得一文不留地用於賑濟災民，這一義舉得到書畫界同仁和鄉民的高度讚譽。蒙壽芝去世後，于右任先生在悼詞中對其作了高度評價：“惠被關中，澤施河內。哀鴻反哺，思猶己飢”。
蒙壽芝雖然潛心於書畫，但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方外之人。他是非分明，心存大義。尚鎮圭是陝西大荔人，辛亥革命元老之一，“中華民國”開國第一屆國會議員。“二七”慘案後他不畏吳佩孚之淫威，提出查辦吳佩孚。他去世後，孫中山先生親書“浩然正氣”輓詞，另一位辛亥元老、湖北鍾祥人彭養光為尚鎮圭撰寫了墓志銘，銘文由蒙壽芝手書，字型剛勁流暢，靈姿秀出。由蒙壽芝為尚鎮圭書寫銘文，固然與其書名、同鄉之誼相關，同時也彰顯了他對革命的支持以及對仁人志士的崇敬。
古蹟遺存成鎮館之物
1997年夏，在西安歷史博物館舉行的中日友好書協交流會上，筆者特意拜訪了原陝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當代書法大家劉自犢先生。劉先生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一次，劉先生在麟遊縣參觀該縣文化館時見到蒙壽芝的一副對聯，該聯落款為“邋遢僧”，講解員不知邋遢僧為何許人，便說可能是個和尚。劉先生聞言立即予以澄清，說邋遢僧並非和尚，他有家有室，自己年輕時拜訪過此人。後來，筆者專程去麟遊縣文化館見到了這副對聯：“古蹟雖陳猶在目，春風相遇不知年。”筆者有意求購，被館長一口回絕：“這是鎮館之物，多少錢也不賣！”
如今，蒙壽芝先生辭世已近七十載，他生前既未博得高官顯名，死後亦未留下萬貫家產，但他的藝術作品是留給後人彌足珍貴的精神食糧，他的人品藝德必將溉澤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