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葉聖陶先生於1988年2月16日逝世 。記得那是舊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訊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裡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之後，總想寫點什麼，一則說說自己的心情，二則作為紀念。可是一拖延就三個月過去了。依理，或依禮，都應該儘早拿起筆來。寫什麼呢? 這有困難。一是他業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別儀式印了《葉聖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已經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育、語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後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但紀念文是還要寫。為了不重複，打算沿著兩條線選取題材：一是寫與我有關的，二是寫不見於或不明顯見於高文典冊的。
我第一次見到葉聖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以字行，用葉紹鈞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與魯迅、郁達夫相比，魯迅筆下多鋒芒，郁達夫有才任情，葉先生只是平實規矩而已。相識之後，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雖然不能說錯，也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聖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中國讀書人的思想，漢魏以後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攙合的情況很複雜，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等等。葉聖陶先生則不攙合，而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處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嚮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聖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
凡是同葉聖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裡去，見葉先生伏案執筆改什麼，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後寫文章，文字標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聖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開始。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國語。國語他生疏，於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潤。我出於對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動筆，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見。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於語言，有什麼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我遵囑，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復。我當然表示同意，並且說：“您看怎么樣好就怎么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該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台階，送到大門外才告別，他鞠躬，口說謝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晚年，記得有兩次是已經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他總是舉手打拱，還是不斷地說謝謝。
文革的大風暴來了，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幸而這有如陣風陣雨，不到片刻就過去。但交往總是不便了，何況其時我更是自顧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夠如《尚書》所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晃差不多十年過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舊，也就放了心。其時我是依據七十年代初的什麼檔案，幹校結業，因為妻室是有兩隻手，仍在城裡吃閒飯的人，所以沒有返城居住的權利，雙肩扛著一口下了鄉。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裡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麼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後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聖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葉聖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言。大概是“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於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裡我只能說說我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量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於屋漏。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聖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人，思想和行動，範圍太廣，我想損之又損，只說說我深知，而且應該受到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語文”方面；這仍嫌範圍廣，只好再縮小，限於寫作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這個像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說是不成問題，因為：一，看歷史，似乎早已解決。那還是民初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說“我覺得對”，文則要寫“余然之”，既增加了無謂的負擔，又不容易懂，所以應該合二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為然，但這是大勢所趨，眾意所歸，不久就統一了天下，理，認定怎樣說就應該怎樣寫，行，用筆寫白話。二，看現實，寫，都不用文言，而用國語。但這裡還隱藏著不少問題。由文學革命時期起，就應該有所謂白話指什麼（如有孔乙己的白話，魯迅的白話，北京市民的白話，等等），能不能這樣寫，應該不應該這樣寫等問題。這且不管，文學革命之後，許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廣大的能執筆而不成家的，總是這樣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數人、個別文體（如小說、戲劇里的對話）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離”。不即，是與街談巷議的口語不盡同；不離，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煉化的條理化的口語。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在現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數，從用語方面看，與過去相比，不即的成分顯然增加了，從而不離的成分就相應地減少了。這表現為冗長，扭曲，修飾，晦澀，不像話。不像話，有影響，是不自然，不簡明，不易懂。這樣寫，有的來於心有餘而力不足，有的來於看什麼，學什麼；但更多的是來於認識（縱使是不很明確的），以為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甚至不足以稱為文。有認識為依據，不即而離的文就會發榮滋長，終於成為文風問題。葉聖陶先生堅決反對這種文風，他提出正面的主張，要“寫話”。寫話，粗略說是嘴裡怎么說，筆下就怎么寫；加細一些說是，所寫，從用語方面看，要是簡明而有條理的口頭話。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念， 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於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致付之一笑。這裡為題目所限，不能牽涉過多，甚至挑起論辯。專說我的看法，寫話，雖然其中有些細節還需要進一步說明，但大體上說，或當作行文用語的一個高標準看，總是既正確又對症。說正確，因為這是堅持文學革命以來求言文一致的老傳統。說對症，因為時下的脫離口語甚至有意遠離口語的文風正在製造“新文言”。稱為文言，是因為只見於書面，嘴裡並不這樣說。新文言，就其難於為絕大多數人輕易了解說，會比舊文言更糟，因為舊文言簡短，新文言冗長，舊文言直說，新文言要多繞彎子。不簡短，不直說，再加上結果的難於了解，就成為症。去症要有對症藥，那就是寫話，寫話的主張會碰到兩種性質的難易問題。一種是執筆之前，剛才說過的，認為這樣就不成其為文，下里巴人，不屑於。認識，屬於一念之差，可是變卻大不易，要慢慢學，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求速成辦不到。另一種是執筆之後，我的經驗，就說是下里巴人吧，寫得簡明自然，讓下里巴人聽著像話，不是容易，而是很難。這也要靠慢慢學（多念像話的文），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此外還要加上葉聖陶先生提到的辦法，寫完，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聖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緻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聖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內的一項要求，這裡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聖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關於繁簡，關於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聖陶先生只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決不該繁。可是現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繁簡有時牽涉到內容方面，意思無價值，甚至更壞，當然以不寫為是。內容還會引來其他性質的複雜問題，這裡不管，只說用語。用語的可簡而繁，近些年來大為流行，種類和花樣都很多，幾年前我在拙作《作文雜談》的“累贅拖沓”一題里曾較詳細地談到，這裡不能多說。我的想法，值得重視的不是多用少用一兩個字，而是應該少用而偏偏多用的這種熱愛冗贅的心情，它擴張，無孔不入，就會成為風。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勢力越來越大，占據的地盤越來越廣，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成為既累贅又彆扭。另一個是“太”，如“吸菸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吸菸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成為不只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乎葉聖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並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聖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鬆。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於是出現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一的問題。葉聖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求全社出版物統一。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後，葉聖陶先生監督執行，於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葉聖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仍以《左傳》的三不朽為標準，“立德” 是“太上”的事，就理說應該受到尊重，沒有問題。問題是行方面的如何效法。兩個時代有距離，相通的可能究竟有多大呢?不過無論如何，悲觀總是不可取的，要知難而不畏難，辦法是長記於心，學。語文方面也是這樣，——不，是困難比較多，因為理的方面也不是人人都首肯。不人人首肯，樂觀的空話就不大有什麼用。但希望，即使不是很大的，總不當因不樂觀而放棄。這希望就是，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話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聖陶先生的寫話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
關於作者
張中行，（1909-2006)
張中行河北省香河縣河北屯鄉石莊（今屬天津市武清區河北屯鎮）人，著名學者、哲學家、散文家。主要從事語文、古典文學及思想史的研究。 代表作有隨筆集《負暄瑣話》等。
入選教材
本文於2016年11月入選人教版新版七年級下冊語文教材第13課 。同年12月，邀請楊波為課文錄音 。
課文解讀
文章開篇言簡情摯，寫聽到葉聖陶先生逝世的訊息是在除夕夜，那“繁碎而響亮”的鞭炮聲，在作者的感受里，是悲上加悲的，接著回憶第一次見到葉聖陶先生，是在他領導下編寫課本。這之前對葉聖陶的認識是通過讀新文學作品，及前輩對他立德為高的評價，聯想《論語》對君子的定義，作者切實感到“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這是對葉聖陶先生的總論。接下來，作者回憶了與葉聖陶交往中的一些事。
第一個方面寫“凡是同葉聖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動”。先寫了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的一件事，就是葉聖陶給他的文章描標點，讓他受了教育。接著詳細敘述自己同葉聖陶修潤課本時發生的事。葉聖陶是蘇州人，寫作時堅決要用國語，可是自己覺得沒有把握，便請作者幫他修潤，作者感於前輩的懇切，就遵囑直接改了，但若一兩處葉老認為可以不改，反要去再徵得作者的同意。這兩件事，寫出葉聖陶對人對事的態度，既謹嚴認真又誠懇謙遜，教人不由生出敬重的感情。接下來又敘述了葉聖陶在日常交往中寬厚待人的一些言行。雖然是生活中的小事，留給作者的印象是深刻的，溫暖的。譬如他去看望葉老，老人家要一送再送，要穿門越階，鞠躬致謝，直到目送他上路，才轉身回去;葉聖陶晚年已不能起床，對來訪者還是要舉手打拱，連聲致謝。更讓作者感動的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去拜訪葉聖陶不遇，第二天就接到葉聖陶的信，信中葉聖陶為不得見深表悔恨，又從留言地址推測他境遇窘困，而感到悲傷難過。在那個特殊年月，葉聖陶對作者這樣一個落魄的人如此情重！怎能不叫他感念至深呢？
第二個方面回憶葉聖陶先生不僅有為人寬的一面，還有嚴的一面，那就是律己、正心、修身。他不僅做人這樣，在做學問和使用語言上，也是一絲不苟，能以身作則。作者引用葉聖陶多次說過的用語主張：“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念，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葉聖陶在寫作方面追求明白如話，寫出來要讓人看得明白，他心裡裝著的是讀者。葉老還常提到“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說的是行文要力求簡潔，不累贅拖沓。這些主張是葉聖陶針對現實中的不良文風(有些人“宣揚朦朧”，還有些人“應簡而偏偏要繁”)提出的。不僅在用語方面，凡寫作的方方面面，葉聖陶都認真至極，求妥帖和完美，文中也都予以列舉，也正是這些小事才細緻入微地表現出葉聖陶的學術態度和風範。尤其在課本中“做”和“作”用字型例不統一的問題上，葉聖陶從發現問題，到提出解決辦法，再到監督執行，不吝心力去推進，其重視語言使用的規範性，表現出一名語文教育家的社會責任感，值得後人細細揣思和學習。
總之，本文所敘事情雖小，但是小事情見大品格;所憶的內容多且雜，既寫作者親身感受的事，也有他人的轉述和評價，因主旨統攝，並不覺得散亂，人物形象因這些片段和細節真切豐厚起來。行文沉穩平和，質樸蘊藉，平靜的敘述中充滿感情，評說隨敘述自然生髮，援引議論精要莊重，之間承合自如，這是大家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