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圖和禹跡圖

中國西晉時的地圖學家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測繪地圖的理論、體例和他自己的實踐經驗，提出了製圖必須遵守的幾項原則──“”。同時他在門客京相的協助下，編制了《禹貢地域圖》和《地形方丈圖》。前者具有歷史沿革地圖的性質，後者則是計里畫方的實驗樣品，即將繒八十匹的中國全圖縮編為方丈掛圖。裴秀倡導的計里畫方的方法，長期為中國古代編制地圖所遵循，並且影響遠及朝鮮和日本。

唐、宋兩代，地圖曾被廣泛套用於土地和行政管理、外交和軍事活動的各個方面，官府製圖事業盛極一時，但大都因循抄襲，科學上無所建樹。惟唐代的獨創一格，他編制的《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圖》開創了邊疆險要地圖的先例。他運用朱、墨二色繪圖的傳統技法，表示地圖內容的歷史沿革。他的另一傑作《海內華夷圖》流傳達500年之久。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的原圖雖沒有流傳下來，但西安碑林中仍保存有1136年上石的禹跡圖（圖4a[禹跡圖（a）和華夷圖(b）〔局部〕]）和《華夷圖》（圖4b[禹跡圖（a）和華夷圖（b）〔局部〕]）的石刻。碑上刻有“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的文字。可以看出《華夷圖》淵源於賈圖。西安碑林這兩幅石刻地圖，不僅是保存下來的反映裴秀以來計里畫方的地圖實物，反映了宋代已能對長江、黃河水系精確測繪，已具有對邊疆鄰邦的豐富地理知識；而且兩圖刻於同一石塊的正反兩面，彼此上下顛倒，可用於拓印。以後又不斷湧現優秀的地圖作品。如宋代的稅安禮編有《地理指掌圖》；元代的經過10年遊歷考證，彙編了長寬各七尺的《輿地圖》，成為明、清兩代地圖的範本；明代的又以《輿地圖》為基礎增補改編成《廣輿圖》。1541～1579年間《廣輿圖》增訂刊印七次，1799年還重刊一次。自明嘉靖至清初的地圖，大多數與《廣輿圖》有關。著名的陳祖綬的《顯皇職方地圖》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都是以《廣輿圖》為基礎編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