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
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是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聯合全國金融系統青年聯合會、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會議內容
主題
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國治理
議題
中國和世界的關係
經濟外交和全球戰略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核心價值與文化建設
邊疆治理與民族宗教
金融改革(網際網路金融)
國有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
會議背景
1984年9月3日－9月1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約一個月），在杭州德清縣莫乾山上，召開了由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等青年經濟工作者組織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簡稱”莫乾山會議“。
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城市改革，而改革一進入城市，分歧和矛盾就出現了，高度的改革共識也就終結了，莫乾山會議趕上了改革氛圍最好的時代的尾巴。
會議目的
莫乾山會議主要是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為十二屆三中全會提供智力支持。
誰上莫乾山？
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們是由會議籌備組根據來自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1300餘篇應徵論文挑選出來的。在選拔過程中，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憑論文水平確認代表資格。這，也構成了莫乾山會議的輝煌。
朱嘉明、黃江南、張鋼商量要在報上徵文，以文選人。於是在幾家報紙發訊息，1984年6月12日的《經濟日報》有一條新聞，標題為《本報等五單位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廣泛徵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內容如下：
本報訊 《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等報刊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將於9月上旬在浙江省聯合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本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徵集論文。論文入選將作為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議。論文寫明“九月徵文”字樣，寄北京市《經濟學周報》社。論文不超過八千字，提綱不超過一千字，並請寫清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和工作單位。
就是這條200字短訊，吹響了一個摧枯拉朽的集結號。
張鋼說：“會議籌備組由 《經濟學周報》承擔日常組織工作。還有論文組，審閱應徵的所有來稿。臨時辦公室設在中組部招待所。論文組組長是王小魯，副組長是周其仁。他們一篇篇過，嘉明把關。當時我們定了一個原則，一個省選5人，共150人。選文章的過程中，針對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論，論文組發生了爭執，最終，他還是被選上了。他也是從這次會上嶄露頭角。根據論文，最終選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來的經濟圈兒固有的人。最終，150人＋10個領導小組成員＋記者組10個，因為在莫乾山開，多給了浙江10個名額。”“天津《開發報》一個女記者哭鬧著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後來實在不行，讓她上來一晚上，第二天必須離去。總之，非常嚴格。”
黃江南則說是，“一位民族學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長時間，非要上來。阻擋她的人說，你又不是發起單位的，又沒有論文被選上，憑什麼讓你上。結果她說：‘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過她的執拗，就說讓她上來呆一天就離開。結果她留了下來。”
這是趣談。
朱嘉明回憶，“報紙發布開會並徵文的訊息後，全國影響震撼。不斷擴大閱稿隊伍，高梁很賣力氣，還有蔣躍、張少傑。先看文字，不看作者，選文章時再看地點，平衡地點、題目。比如，討論價格改革的比較多，從中挑選，再考慮地區。張維迎提交的是價格改革的文章，一開始沒有被選上,後來又被選上了。郭凡生因為反梯度理論，脫穎而出。”
朱嘉明在8月13日、14日的日記中都記有：“晚上在《經濟研究》討論九月會議名單”。一經敲定，立刻通報。
1984年8月25日《經濟日報》報導：
“截至8月15日止，會議籌備組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論文。論文作者有從事理論研究的專業人員，更多的是在各條戰線基層工作、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理論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還附函敘述了他們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學習、探討的情況，表達了他們關心四化大業願為改革獻計的強烈責任感。”
接著開會的風險問題，黃江南說：“政府是由人和部門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還有總理的秘書李湘魯、張勁夫的秘書孔丹，以及王岐山。他們來，我們心裡踏實了很多。當時不像現在，沒幾桿大旗不行。沒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
“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這話說得妙！回顧來路，每一個預示改革的動作，都穿行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
朱嘉明也一再強調李湘魯、孔丹、王岐山上山的作用。因為他們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某些中央領導的態度。
張鋼說：“實際上這次會,不單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級媒體單位作為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建言的合法活動平台，同時，中央最高機構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密切關注。也正因為如此，更要求我們在新聞方面要有嚴格的紀律。我們規定各新聞單位一律不許報導。好在他們基本遵守了這些要求。”
只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周平寫的會議報導在當天的新聞聯播做了廣播。《經濟日報》會後轉發了周平的報導。
後人大概不理解為什麼不讓報導。在當時改革和保守勢力膠著對峙的時候，要想前進必須謹言慎行，避免樹大招風，壞了大事。
《經濟日報》副總編輯丁望、《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輯朱杏清、《中國青年》雜誌副總編輯崔維德、《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社長白若冰、《紅旗》雜誌編輯陳曉梅等都上了山，還有中宣部理論局局長賈春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婁建、外經貿部研究室田力維、計委經濟研究所趙明等等。浙江省委宣傳部長也參加了會，他後來再見張鋼時說，如果沒有參加莫乾山會，他不會批准曾經熱播的電視專題片 《新聞啟示錄》播映。莫乾山會的啟蒙作用可見一斑。這是後話。
黃江南記得，上山者最高級別的幹部是馬賓，部級，“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職務行為，是個人行為”。
如今年逾九旬的馬賓，被奉為“左”派精神領袖。人在歷史中，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啊！
成果
莫乾山會議的宗旨是 “為黨和國家獻計獻策”，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早在開會前，張鋼和劉佑成在浙江省委的會議室向省委省政府領導報告了會議的目的及準備情況,獲得支持,確定了會議的時間與地點。為保障會議順利進行，實行了一級保衛、食品檢驗等各項安全措施。會後，秘書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匯報。
會議期間,省長薛駒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上山看望了與會代表,並看望因勞累過度胃出血臥床的張鋼。
開這么大一個全國性會議，討論經濟改革問題，極其引人注目。各個部門都在靜觀，觀風向，看看是不是這伙青年人這回要挨批評。沒想到，中央領導一反常態，不僅重視會議的成果，也開始重視這伙青年。黃江南說：“年輕人的思路比較活躍，雖然不夠專業，但是比官僚專業一點，給他們開闊了思路。”
莫乾山會議結束，一些人繼續趕寫報告，9月15日就完成並上報了七份專題報告：
之一：《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
之二：《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
之三：《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應從國營小企業和集體企業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的若干問題的建議》。
之五：《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之六：《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的幾個問題》。
之七：《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動》。
這些報告，以一種嶄新的文風示人，一改動輒引用馬列經典的陳詞濫調，從問題出發，提出政策建議。
此時，市場軌已經開始鋪設，價格改革自然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前兩年，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奧塔錫克來華講學，就引起並專門討論過價格問題。這一次，年輕人拿出了比較務實的解決方案。
會議選了幾位代表向主管計委和體改委的國務委員張勁夫做了匯報。1984年9月20日，張勁夫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10月10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的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以及糧棉油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此《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是由徐景安執筆完成的報告。
黃江南說，會開得很成功，給年輕人造了一番聲勢，挖掘了一批人才。他也坦言，那些被選中上山的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同等水平的人，我相信大有人在，有的論文入選，取決於看論文的人。而一旦被選中，他的命運就大不一樣了，眼界不一樣，認識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討論最重要的改革問題。”概括莫乾山會議的成果，他講了四點：“第一是湧現了人才；第二是解放思想；第三是對決策層的又一次影響。早年，總理見‘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是第一次老青對話 （那次嘉明去安徽開改革會要做報告，沒有參加會見）。這次會後，有了第二次老青對話。這表明，年輕人是為國家著想，是支持改革的，不是反革命。當時，大家的眼睛都看著中央的態度；第四，把經濟研究和政策研究結合起來，確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軍。過去，其實沒有政策研究，所謂政策研究室是大秘書班子，沒有獨立研究，負責給領導寫檔案和發言稿。從這次會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據實際情況研究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從那時起，政府開始注重政策研究了。”
不僅趙紫陽找了幾位青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也找了他們。會後，很多人進入了政府體改部門，比如田源成為國家體改委委員。從西北來的年紀最小的參會者張維迎只有24歲，當時在讀研究生的最後半年，這年12月，他去體改委報到上班了。會後，還有一批人去江西參加價格改革試點工作。
以前，青年人在社會舞台上一直處於被壓抑的狀態，哪個領域都由老人、權威占據著，論資排輩。比如，在《經濟研究》發表文章的都是經濟學界有名氣的“權威”，青年基本不可能在刊物上露面。然而，經歷了“文革”之後的思想啟蒙，青年人有著強烈的參與社會變革的熱情和願望，其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抱負不負民國時期起於青萍草莽的大風英雄。
莫乾山會議之後，“中青年”成為了被社會廣泛承認的改革時代新名詞。在《經濟研究》編輯部工作也是參會者的喬桐封說：“‘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氣候，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經濟研究》就是從那以後開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經濟日報》9月下旬辟專版《探討經濟改革中的理論問題——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摘登》，他們刊登了天津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郭振英的 《自負盈虧與企業擴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談談技術的梯度推移規律》，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吳克的 《計畫管理中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槓桿》，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常修澤的 《從蛇口工業區的開發得到的啟示》，上海科學學研究所夏禹龍、譚大駿、陳平、蔡乃中的《沿海開放地帶的戰略地位》，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陸丁、《世界經濟導報》張一寧的《引進外資引力何在》，清華大學周小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樓繼偉、李劍閣的《價格改革無需增加財政負擔》，西北大學經濟系張維迎的 《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陳德尊《關於價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其他報刊也有發表。
莫乾山會效應像發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擴展。各地政府開始願意吸納青年學者的意見，鼓勵年輕人冒頭。河南省政府組織河南省經濟諮詢團，省長劉傑任團長，副省長何竹康任副團長，邀請莫乾山會議中的一些骨幹人員成為他們的諮詢顧問，於1985年4月在政協禮堂舉行聘請儀式，近百位青年經濟學家濟濟一堂，開創了省一級領導和青年經濟學家直接溝通對話、直接形成地區發展戰略的先河。
有識之士意識到，要把青年經濟學家組織起來，為國家的改革開放獻計獻策，於是體改委組織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隨後成立的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各地青年經濟學會，都是這次會議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對於體制改革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地介入。
會後,與會者照了一張合影，一共183人。除了前排中間20個座位留給出席會議的領導和會議的主要人員外，其餘座位沒有做特別安排。
另有一張很多人在山路台階上的合影，因為天涼和生病，許多人紛紛套上炊事員的白制服，形象頗為滑稽。
回過頭來再看幾位會議的發起人。
張鋼因為忙於籌備，幾乎沒睡，會議後期，胃出血，13日由王小魯和田源護送回京。不久，便做了胃切除手術。會議後的報告撰寫工作，由徐景安、朱嘉明、黃江南組織完成。黃江南說：“我和嘉明是悶頭幹活的。七份報告，我主筆組織寫了兩份，一份是與蔣躍，另一份是與劉瑜一起寫的。”而對於朱嘉明，莫乾山會議簡直是刻骨銘心。9月12日，他在杭州討論報告，13日給浙江省委省政府做改革報告，這時接“母親病危”電報，當晚乘機回京。朱基也在同一架飛機上，彼此還有交談。然而，他沒趕上見母親最後一面，從莫乾山上給母親寄的明信片成了他自己接收。二十四年過去了，朱嘉明說：“莫乾山會，農曆八月十五，母親之死，對於我是三個分不開的歷史符號。”
幾位莫乾山會議的發起人都已年屆六十，笑談當年，一個又一個今天聽上去如雷貫耳的名字從他們口中親切地溜出來，還是那顆熱情而年輕的心。至今人們還在不斷地提起莫乾山會，是因為這些會議的發起組織者，聰明巧妙地組合了各種支持力量和資源，把會辦得有聲有色，從而影響了歷史。
朱嘉明說：“所謂影響歷史，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它是時代的，是集體的。莫乾山會議之所以成功，除了組織者搭起了一個平台以外，歷史已經具備了水到渠成的條件，人們不僅對於改革有普遍的共識，而且經過五年改革，特別是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大學生、研究生開始成長，積累了相當多的人才，他們有超前的想法。風雲際會，機緣巧合，否則，這個會既不會成功，也不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當時關於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並非來自一個人，常常是不約而同，來自很多人。此外，必須注意‘頭腦風暴’的作用，相互刺激，互相啟發。這是莫乾山會的貢獻。”
如果今天能橫空出世幾位三十歲的青年，打破陳腐，引領一代新人，掀起思想浪潮，直面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讓三十年後的人們回憶品評，那該多好啊！
主要意義
莫乾山會議是經濟改革思想史上的開創性事件，一批中青年經濟學家脫穎而出，“中青年”成為社會廣泛認可的改革時代的新名詞。
新鮮會風
會上沒有宣讀論文、交換資料、泛泛議論，而是圍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分若干專題，把探討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建議。
會議開得熱火朝天，有時火藥味兒十足。從白天到夜裡，討論、爭論不休。人們精神亢奮，專注，高強度，不休息，會議結束時，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
中青年
莫乾山會議之後，“中青年”成為了被社會廣泛承認的改革時代新名詞。在《經濟研究》編輯部工作也是參會者的喬桐封說：“‘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氣候，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經濟研究》就是從那以後開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