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文化

莒文化

莒文化即莒地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底蘊豐厚,是古老的東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早於齊魯文化而又對齊魯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及巨大貢獻,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莒地歷史

莒地,指山東省魯東南以莒縣為中心的區域,涵蓋沂蒙山區和日照市的沿海一帶。夏之前即為“莒部落”,為東夷文化的中心,這裡的民眾因講仁義、誠信,重禮儀,多“好讓不爭”,人們喜“衣冠帶劍”,皆有君子之風,所以又號稱“君子之國”,具有較高的文明水平,文化、經濟等都領先於華夏。商時為“姑幕國”,對鞏固商王朝起到很大作用。周代建“莒國”,傲立東方,甚為強大,史稱為“東方之雄強”。具有底蘊豐厚的莒地歷史文化,曾培養出姜子牙,助周滅商,建立起齊國,並將莒文化在齊國傳播開來,齊國得以大治。後齊國多亂,莒國還多次保護其王公避難者,齊桓公即是一例,回國後奮發圖強,“毋忘在莒”,為春秋五霸之首。魯國也積極學習莒文化,從而得以強大,並與莒國多次結盟,共扶周王朝。後孔子對“莒文化”非常重視,多次提出“學在四夷”,並常來莒地週遊,傳曾師項橐,日照至今還有“聖公山”,遺蹟尚存。孔子在“莒文化”“仁”的影響下,創立起儒家文化,成為中華的重要文化,流行於世界,至今還在指導著人們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莒國在眾大國之間,縱橫捭闔,和合萬邦,為安定四方,重生保民都起到一些作用,列國無不重視,萬民仰止,具有良好的聲譽。後因莒國國君無道,為楚所滅,繼歸齊國。周代之後,莒文化一直得到不斷的長久發展,英才輩出,如諸葛亮、劉勰等都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現在,為了進一步挖掘、蒐集、研究、發展莒文化,於2003年以中國作家於文瑞和王冰為首成立起“莒文化藝術研究院”,對莒文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並編輯出版了經典之作《莒文化大典》,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讚譽,為莒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5000年前,莒地先民在陶器上刻上圖象文字——陶文,被認為是一種古老文明伊始的標誌。莒文化經過數千年磨礪積澱而輝煌一時,許多學者將它與齊文化、魯文化並稱為山東三大文化。
何為“莒”?漢代文字學家許慎解釋說:“齊謂芋為莒。”莒人多食芋,這大概是春秋“莒國”名稱的來歷。春秋末期,孔子的得意門徒曾子和子夏在莒國為官,他倆秉承孔子傳道授業的儒雅風習,在莒國子城南垣設立書院,收徒講課。歲月滄桑,如今這處書院僅存零星遺址,但千年文化流風不斷,每當晨風夜露之際,猶聞琅琅書聲從書院方向隱隱傳來,後人有感“書院夜誦”,以詩為贊:“千秋道脈傳薪火,竟夜書聲徹講帷。幻景相承真異跡,斯文餘韻至今遺。”

樂毅壘與國士橋

莒國故城在今莒縣縣城一帶,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西周的莒國國都面積近百平方里,為現在莒城的6倍多。《水經注》載:“其城三重,並悉崇竣,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
莒城東南約3里處原有一堆像小山似的巨石,稱作“樂毅壘”。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採納了樂毅的建議,集結楚、韓、趙、魏、燕五國兵力,以樂毅為大將攻伐齊國,攻取齊七十餘城,齊國都城臨淄也陷落,唯莒、即墨未被攻破,當時齊湣王隻身到莒避難。樂毅率大軍包圍莒城,並在城東南方用巨石壘築高台以觀察城內情況。這場戰爭後來在莒與即墨一帶發生逆轉,戰爭的硝煙很快散盡,但“樂毅壘”卻留了下來,與古老的城牆默默相對注視了幾千年。正像後人詩句寫的那樣:“古城東望草萋萋,未許長河限馬蹄。負郭千廛成壁壘,提封千里卷青齊。霞明遠樹驚烽火,風動寒濤憶鼓鼙。往事已醒蕉鹿夢,空餘殘址對流澌。”
莒城城垣外部和子城系周至漢代所建,今之莒城垣是元代縮城,明代砌之以磚,因而有“三撙莒城”之說。“國士橋”原位於護城河上,為長6米、寬3米許的石砌五孔橋,上世紀七十年代拆除。橋西側有古碑兩方,臥碑為唐代所立,立碑為明代遺物。在兩方碑的稍南方還有一石碑,正面隸書“國士橋”三字,為清康熙元年(1662年)知州韓弘度所立,石碑陰刻則講述了一段遠古的故事:春秋時期,有個叫柱厲叔的人在莒國為官,他忠君愛國,智深慮遠,但國君敖公昏聵,於是他憤而離莒,到一孤島上居住,過著“夏用菱芡充飢、冬以橡栗為食”的孤苦生活。後來敖公果然國破人亡,厲叔聽說後,要回去以死殉君報國。好友勸道:“為何要為他而死呢?”厲叔說:“我今去以身殉國,以此警勸後世那些不識賢臣、類似敖公的國君,讓他們再不要重蹈誤國之轍了。”厲叔毅然回歸莒國,他站在五孔橋上,見城郭依舊,物是人非,閻閭破敗,滿目荒涼,不禁愴然淚下,便縱身跳到橋下溺水自盡了。後人推崇厲叔的高風亮節,便稱譽他為“國士”,立碑以志,並將他殉國處的五孔橋易名為“國士橋”。清朝初年,大詩人王漁洋即景生情,還為柱厲叔一掬傷心之淚,他作懷古詩道:“國士橋邊水,千年恨未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

莒地文化

莒縣陵陽河出土的陶器大口尊上有圖象文字——上邊的圓圈是太陽,中間的半圓是火苗,下邊的五個尖是山峰。這個圖象文字的意象大概是表明古人在山頂點燃柴禾,祭祀太陽。每個見到大口尊的人都會有自己的聯想,對“日、火、山”給出自己的答案。其實,我們只需把它看作一堆“薪火”,是文明之火、文化之火、希望之火,幾千年來它使一域文化璀璨無比,也點亮了無數文人學士的心靈。大約1500年前,梁代文藝理論家劉勰(約465—521年)就曾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從莒縣浮來山東坡順道而上,便進入一個三峰環抱、幽密深邃的山坳,在峰迴路轉、樹林蔭翳中,千年古剎定林寺依山傍水,雄居於佛來峰下。定林寺就是《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晚年循跡之地。
劉勰早年喪父,在貧苦中求學,與母親相依為命,不幸的是母親也在他20歲的時候去世了,劉勰為母親守喪3年後,已逾時俗的婚齡,以至於終身未婚。齊武帝永明年間劉勰依附沙門,居南京定林寺,由於劉勰博通經論,因而定林寺經藏均由劉勰區別部類,錄而敘之,整理而成。同時,劉勰飽覽經史百家和歷代文學作品,對文學理論深入研究,“搦筆和墨,乃始論文”,以5年之功寫成《文心雕龍》,他在《序志》中明確述志:“君子處世,樹德建言。”時在梁代天監元年(502年)。但“人賤物也鄙”,《文心雕龍》“未為時流所稱”,所謂“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劉勰自重其文,他構想通過名人的舉薦來宣揚自己的書,於是他想到了當時文壇上聲望甚高的沈約。由於沈約貴盛,劉勰無由自達。於是劉勰便背上他的書扮作貨郎,等候在沈約常來往的路上,當沈約車輛到來之時,他上前獻書,沈約便命僕人取來試讀,沈約一下子被文章打動了,“大重之”,以為“深得文理”,並“常陳諸几案”,隨時翻閱。
由於沈約對劉勰文才的褒揚,劉勰開始了仕途,被任命為奉朝請。奉朝請一職,既無實權,又無屬員,只是朝會請召而已。劉勰50歲左右的時候被擢升為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執掌奏章,因劉勰精研佛理,文章出眾,當時京城的寺塔及名僧的碑誌必定請劉勰撰文。這一時期大概是劉勰最幸運的時光了。天監十八年(519年),劉勰奉命到定林寺整理佛經,待佛經完成後,劉勰瞻念前程,一切皆為夢幻,一股悲涼和憤恨湧上心頭,出家為僧的念頭占了上風,於是先燔發自誓,後上書皇帝復命並乞求出家。據《梁書·劉勰傳》記載,劉勰出家後,末期而卒。實際情況是,劉勰並未去世,而是返回了故鄉莒縣,並創立了浮來山定林寺。
如今,從莒縣定林寺千年銀杏樹下進月洞門,便見一清雅小院,院內垂槐罩地,青桐參天。桐槐深處有一幢二層小樓———“校經樓”。關於這座校經樓,《南史》載:“定林寺經藏,勰所也”,此樓就是當年劉勰校經藏書之處。劉勰於此,耳聽晨鐘暮鼓,埋頭校經,直至圓寂,埋骨塔林。

孫鏜抗倭若長城

莒南坪上鎮大鐵牛廟村是明朝抗倭名將孫鏜的故里。明嘉靖年間,孫鏜(1523年-1556年)在江浙一帶經商,當時倭寇成為當地沿海的禍患,民眾生命財產經常遭到損失。當這些海盜襲擾松江府時,孫鏜求見郡守,表示要將自己的財產拿出來招兵買馬,幫助明朝軍隊蕩平倭寇。郡守十分讚賞孫鏜的義舉,收下孫鏜的捐資後,把他推薦給參政翁大立。翁大立當面考察孫鏜的武藝,只見孫鏜使用雙刀非常熟練,揮舞起來飛花落葉嗖嗖作響。翁大立十分賞識孫鏜,就留他在軍中任職,這一年孫鏜27歲,棄商從戎。

孫鏜最先參加松江一帶對倭寇的戰鬥,他大膽應敵,立下奇功。此後,孫鏜決定大幹一場,以外御海盜,內保鄉民。為此,孫鏜派手下親信回家鄉莒州,將自己的家產全部變賣,召集鄉里的青壯年,鼓動他們與自己一道建功立業。孫鏜原本就是弓馬嫻熟之人,在家鄉頗有威信,經過號召,當地人紛紛報名投奔孫鏜,於是出現了一支由山東大漢組成的抗倭義勇軍,在江浙沿海一帶馳騁拼殺。《明史》稱譽:“吳中倚孫鏜若長城。”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渡過泖滸(水名)搶劫,孫鏜聞訊馬上帶兵趕往,與倭寇展開激戰。雙方激戰了一天,因援兵遲遲不能趕到,孫鏜只好帶兵退守松江石湖橋一帶,不料,戰船剛行駛到水中央,埋伏的倭寇蜂擁而起,孫鏜拚命殺敵,卻不幸被倭寇擊傷落水,以身殉國,年僅3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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