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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著的創新點主要有三處：首先，董亞巍先生第一次系統地、科學地總結了我國范鑄工藝的發展過程。這一發展過程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先商時期，其青銅器鑄造技術自發軔至基本成熟；第二階段為早商至西周晚期，其青銅器范鑄技術基本以分型制模、分模製范、活塊造型及特製芯盒為特徵，絕大多數青銅器皆為整體鑄造；第三個階段為春秋戰國時期，其青銅器范鑄技術大多採用分型鑄造與焊接技術。這一時期，大多數青銅器的製作，皆為先分體鑄造，再組成整器。
相比之下，以往的研究大多屬於個案分析，即針對某一出土的青銅器，著眼於其具體範鑄工藝的探討，一般不甚關心范鑄工藝的發展或演變過程，也不太考慮其是否具有通用性。暫且不去評論這些范鑄工藝的工序和結論的正確與否，其形式上即凸現零散而不成體系，難以梳理出范鑄痕跡的時代特徵。
其次，董亞巍先生第一次系統地、科學地總結了伴隨著我國范鑄工藝的紋飾技術的發展過程。這一發展過程也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自商早期至商中期為第一階段，那時大多採用范面壓塑紋飾的技術；而商中期至西周時期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出現了范面堆塑紋飾的技術，並很快將其與范面壓塑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同一范面上先壓塑、再堆塑的紋飾複合工藝；春秋以後，單元紋飾范的拼兌技術得到了普遍套用，擬將其歸入第三階段。需要指出的是，紋飾技術不同，由其產生的青銅器表面紋飾的特徵也將不同，據此可有效地鑒青銅器的製作時代，當然也可套用於青銅器真偽的鑑定。
最後一處是關於曾侯乙墓青銅尊盤鑄造工藝的再研究，眾所周知，曾侯乙墓青銅尊盤曾被視為失蠟法鑄造的典型，然而，周衛榮先生從中西方文化、社會需求和鑄造基礎的差異等方面考慮，認為中國的青銅時代不可能發展出失蠟法鑄造工藝，為此，董亞巍先生經過認真分析和研究，明確指出，曾侯乙墓青銅尊盤其實為分鑄與焊接而成。訊息一經傳出，立即在國內外文物考古和冶金鑄造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顯然，在這一研究中，周衛榮和董亞巍先生都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
實際上，除上述三處主要創新點外，《范鑄青銅》一書中尚有一系列原始創新的認識和成果，如青銅器的切割、磨削等機械加工；青銅器銘文製作有泥條鑄銘、模範刻銘和鑄後鏨銘之分等。至於青銅鏡的范鑄工藝，則大到整個發展體系，小至具體的工藝細節，皆閃現著董亞巍先生的獨到見解和創新意識。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董亞巍先生首先是一位青銅器的范鑄專家，他研製的銅鏡曾榮獲國際金獎，其質量甚至超過了古代銅鏡，客觀地說，他使鄂州市再現了銅鏡鑄造中心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