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蘭[美國達特默思學院教授]](/img/f/e96/nBnauM3XxYDNxYDM3kDN4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QzL3I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艾蘭[美國達特默思學院教授]")
簡介
1997年8月，艾蘭在北京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得知，在郭店楚簡中有一部與今本《老子》很不一樣的竹簡本《老子》，而且郭店楚簡很快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此艾蘭開始籌辦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即“郭店《老子》學術討論會”。1998年春，郭店楚簡如期出版，研討會於1998年5月22日至26日在達慕思大學舉行。這是有關郭店楚簡的第一個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海峽兩岸、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的3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分別從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文獻學、哲學以及宗教等角度對郭店楚簡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艾蘭的想法是從不同國家的漢學研究領域的不同的學科，請來既有學問又熟悉出土材料的專家一起閱讀這些在地下長眠二千餘年的“新”文獻，為將來的研究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會後艾蘭主編了《國際研討會紀要》，作為“古代中國研究專刊”在美國出版。此後，竹簡也成為艾蘭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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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蘭[美國達特默思學院教授] 艾蘭多次來華參加文史、考古以及古文字學的會議，提出有創見的論文或作演講。
學術研究
簡介
艾蘭教授對先秦的文獻、考古、思想和文化均有涉獵，在文字器物與思想哲學兩大領域收穫頗豐。
甲骨文
艾蘭博士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貢獻，便是參預整理和編撰《英國所藏甲骨集》。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未久，便引起一些外籍人士的興趣，部分甲骨在日本、加拿大、英國、美國、德國、前蘇聯、瑞典、瑞士、法國、新加坡、比利時和朝鮮等12國共藏約26700片，約占甲骨收藏總數15萬多片的18%。其中，收藏數量較多的是日、加、美、英四國，而前三國的甲骨已有拓本發表，唯英國付諸闕如。學者們研究英國所藏甲骨，依據的是《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5，上海，)》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辭》(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9，紐約)兩部摹本及以照片形式發表的亞士摩蘭博物館所藏三十四片中的八片。這兩部摹本摹寫失真，《金璋》中的甲骨文摹片又比原來稍有縮小，使學者難以將其與別的甲骨拼合。此外，二書尚有漏字、甲骨倒置、缺反面文字和骨臼文字等問題，而且有相當數量的英國所藏甲骨未囊括其中。多年來，海外的甲骨研究一直以此為憾。
1982年始，艾蘭博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專家李學勤、齊文心合作，對英國所藏甲骨進行調察和施拓，拓集英國十一個公私單位所藏約3000片甲骨，經過辨偽，略去全偽和字跡不清的殘片，選用甲骨凡2674片收入《英國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圖版，下編為釋文和附錄，於1985年和1991年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其中，除了摹本中已發表過的1649片外，增加了1025片前此未曾發表過的新材料。據該書所附分期分類表看，這些甲骨有66%屬於董作賓劃分的第一期，這期甲骨是商朝占卜內容最為廣泛的時期，價值也最大。《英國所藏甲骨集》的問世，為研究和澄清甲骨學和商史中的一些疑難問題，提供了信而可征的新材料，其學術價值是顯見的。
除了參加整理和編撰《英國所藏甲骨集》外，艾蘭博士在甲骨研究上的另一貢獻，便是採用新的技術和手段來鑑定甲骨。艾蘭博士以攝影機加於顯微鏡上拍攝甲骨單字或局部，通過顯微放大顯示出了刻道的形態，弄清了用刀刻劃的次數及筆劃的先後，從而為真字和偽刻字的比較提供了更科學的手段，某些疑難問題由是得到重新檢驗和解決。
關於契刻的刻刀，關於卜辭與兆的時間先後，關於筆劃的方向和順序，關於刻手與貞人等，都可以通過顯微照片得到解決。此外，通過顯微照片還能就甲骨分期和書體的演變及偽刻等問題提供確鑿的根據。當然，艾蘭博士經由甲骨顯微照片所得出的上述結論尚不全是定論，還有進一步研討的餘地。然而，她這種顯微放大的方法無疑是甲骨研究中方法論意義上的重要突破。
青銅器
除了在甲骨學方面的貢獻外，艾蘭對中國青銅器也頗有研究，她曾同李學勤合著《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一書。在該書“附論”中，艾蘭就西方漢學界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進行了詳盡的回述，且論列得失，多所獲得。
艾蘭教授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是以對西方漢學及藝術史的通盤了解和獨特審視作為其理論的鋪墊，提出的一些結論往往使人感到新穎且厚實。
1992年,當時就職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 SOAS) 的艾蘭( Sarah Allan) 博士主編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國商周青銅器最新成果的論文集《中國早期青銅禮器的釋義問題》, 其中艾蘭本人撰寫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青銅器》一文, 對20世紀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歷程作了系統回顧與展望，揭示了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青銅器和中國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藝術傳統的基本歷史和趨勢。
竹簡
《太一·水·郭店》論文中，艾蘭認為，在《太一生水》的宇宙論中，道作為以水為原型的抽象概念，被名作太一。太一是北極星與北極星之神，是一個作為水之來源的宇宙現象，而水則是此後萬物的本源。《太一生水》篇之“太一”乃是“道”的別名，是作為宇宙中心的北極，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道的哲學概念即植根於從自然之源中源源不斷流出的水的隱喻。艾蘭的論文正是利用西方學術界關於“喻象學(metaphorology)”的最新理論，進一步對中國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維和隱喻套用作出分析。陰陽五行說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間建立一種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亦體現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中國古代哲學術語中存在大量以自然物為比喻和形象化的描述，許多抽象的概念往往是跟特定的具體形象和文化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艾蘭對水、植物這類自然現象與哲學裡的道、無為、天命、本性等概念的關係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一組與陰陽五行相關的自然“喻象(metaphor)”在陰陽五行說之外的哲學含義。她還觀察到中英文在對譯某些哲學名詞時的困難反映了中西思維的一些本質區別。
《世襲與禪讓》
《世襲與禪讓》原是艾蘭教授的博士論文。1970年開始寫作該文，1974年交付加州伯克利大學。1981年，該文稍做修改後出版。寫作本書的想法最初源於她的分析有關周初太公望的傳說的碩士論文。在那項研究中她發現中國古代文獻，尤其是哲學著作中，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常常作為同一主題的例證被加以討論，例如：開國君王的相，周代的太公望和商代的伊尹常被組合在一起；又如：夏末代王桀和商末代王紂。這些人物又有可能同與其相對的人物進行比較，例如：太公望與周滅商後拒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相比照，或者桀和紂同湯和文王相比照。因此，她決定對有關從堯到舜直到周初的統治權轉換的傳說人物進行綜合性研究，依據早期文獻來確定不同人物之間的概念性關係。她出色地借鑑了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理論與方法，把中國古典文獻中有關堯、舜、禹、啟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歷史傳說當作一種觀念運動所產生出來的歷史來作全新的考察，從而揭示出隱藏在傳說背後的深層結構，顯示出歷史的本來面目。
當代西方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是一種涉諸語言學、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結構主義認為，結構由許多成分組成，這些成分之間的關係就是結構。結構主義又把結構區分為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前者指現象內部的聯繫，只有通過模式才可認識，後者指現象的外部聯繫，通過人的感覺便可知道。結構主義者強調事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深層結構。簡言之，“我們可以把結構主義的影響看作象X射線，透過表面上獨立存在的具體客體，透過以要素為中心的世界去探究關係的世界。”
在《世襲與禪讓》中，艾蘭指出，中國古史的記錄方法隨著哲學觀點的改變而規律性地改變著，上古帝王“堯”跟“舜”之間的關係有禪讓、篡位或簡單地只是眾望所歸，這全因作者不同而有異。而且，歷史傳說的功能跟神話的功能一樣，都是為了調解一種固有的社會衝突。在圍繞著權力交替的那些傳說來看，裡面總是貫穿以世襲還是以德性來治理天下，為一人之家還是為更大的社會集團這種典型的衝突。這裡所謂“德性”，基本上反映了較大的共同體或國家的要求，其有時與一己之家或血緣組織的利益相衝突。而“世襲”則是為了維護家庭或血緣組織彼此區別的社會所固有，但對於複雜的政治和社會組織而言則尤為重要。在中國傳統上定居的農業社會，由於複雜的血緣組織系統與君主世襲而官吏不世襲的政治組織共存，這種對立就異常重要了。世襲與德性是中國古代王朝傳說的主題。這裡，艾蘭博士揭示了古代作者是如何把一個傳說跟一個時代掛鈎，及又是怎樣去複述另一個時代的傳說。《世襲與禪讓》是借用結構主義方法來研究中國遠古傳說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該書中，作者所關注的並非神話傳說的歷史發展或歷史真實性，即古代文獻中的歷史是真抑或是偽，而是早期作者如何運用“歷史”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此外，她的主要依據不是大篇幅的、具體的神話描寫，而是那些哲學家總結其要義的簡短句子。這樣，她得以在古代作者自己所描述的關係的基礎之上建構傳說人物之間的關係體系。
本書共七章，作者在第一章里，提出問題，展開理論探討。第二章至第五章，對圍繞權力轉換關鍵時期的五套傳說系列分別進行討論，並且用圖表說明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①從堯到舜的權力轉換；②從舜到禹的權力轉換；③啟的繼位和第一個世襲王朝——夏的建立；④商王朝的建立；⑤周朝的建立。第六章討論的是哲學文獻——《墨子》、《論語》、《孟子》、《荀子》、《韓非子》和《莊子》，通過對它們的分析研究來判斷是否在這些歷史記述中暗含著與某種特定的哲學觀點相一致的轉換模式。第七章僅對中國後期神話傳說的重要性進行簡要探討。所討論的主題和要點，雖然在漢代和漢代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仍然顯現出與以前大體相似的情況，繼續對中國歷史、歷史編纂工作和歷史題材的小說產生著影響。
《龜之謎: 中國早期的神話、藝術與宇宙》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評論
作為歐美漢學家之一，艾蘭博士的理論功底是很深厚的。她在《龜之謎》中對神話學理論的套用頗具匠心。
作者在“導論”中提出“要理解中國古代神話思想，不能只看單個的、孤立的神話故事，而必須看神話之間的關係，考慮到宗教思想的整個體系；在研究神話的同時，也研究藝術、宇宙觀和祭祀占卜等內容。它們都是同一個底層結構上的產物，只有在這整個體系的語境中才能理解它們的含義。”這種廣義的結構主義思想貫串全書。神話、藝術、祭祀、占卜，還有宇宙觀都是神話社會裡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的各個部分，它們都生自一個相同的宗教結構。比如，她認為“十日”神話的原型表明商代人把自己與太陽、火聯繫在一起。那么，根據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觀念，商代人心目中的“夏人”，自然就與月亮、水相聯繫。這樣，作者就較合理地解釋了神話中夏朝發洪水、商朝來旱災這些現象，同時也較圓滿地解釋了夏朝滅亡前“十日並出”的含義——商即將誕生。作者使用結構主義，但並不盲從。她只是把結構主義當作一種研究方法，目的是“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或許隱藏著的意義。”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作者在使用結構主義的同時，也採納了各家之說來加強對於材料的理解和闡釋。結構主義神話學以及歐美其他各種神話學理論都自有其學術價值，拿來套用於中國神話研究也是理所當然。
艾蘭對於理論和材料是一視同仁的。她批評那些根據歐美常用的神話概念來判定中國無神話的觀點，但她並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去宣稱中國自有另一種特殊的神話。作者十分穩妥地去尋找一個更具普適性的神話定義，她說：“……對自然現實的違背和突破是神話的基本特徵，它標明這些故事是神聖的非塵世的。”這當然不是為了照顧中國神話的特殊性而強行修改神話的一般定義，這是利用中國神話資料來重新認識神話，從而增進了對於神話這一人類普遍擁有的精神創造的認識深度。對材料的運用，促進了對理論的理解。
艾蘭提出了一個關於神話及其神話思維的寬泛理論: 她認為神話中的形象其存在意義在於打破自然現實的界限, 這並非因為早期人類沒有認識到自然世界的界限, 而是因為早期人類故意想要製造出一個存在於正常邏輯之外的形象, 這個形象比世俗的東西更可怕, 因為它擁有超出自然法則的神力。
對神話的研究，中國和西方各有不同的重點。正如艾蘭所說，對西方哲學家來說“神話的問題”是一個闡釋神話的意思，解釋創造神話這一現象的問題；對漢學家來說，“神話的問題”是一個發現神話去闡釋，說明為什麼神話會缺少的問題。因為，創造神話的能力一般都被認為是人類普遍具有的才能，儘管這種觀念並沒有被有效地證明過。艾蘭博士將中國古代文獻中神話的缺少歸因於中國宗教的本質，由於在中國，神、祖先和鬼魂三者均被認為是死者的亡靈，也就是說，神人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不象西方世界一樣存在一個聖俗區別極為嚴格的超自然的世界。中國的神靈主要與那些給他們提供祭品的人有關係，很少有人去考慮它們之間可能有什麼相互的作用，因此，“神聖的敘述”（sacred narratives）極少，代之而起的只是一些關於諸神曾經是人的時候的生平故事而已。
艾蘭博士經由對商代的考古材料、古文字和後代記錄下來的神話傳說的分析，創見性地指出，商代神話性思想的共同母題是對立組合規律。具體言之，在商人思想中，商人祖先和鳥、太陽、數目十、黑色、扶桑、天空、上界、東方、火這一連串因素，與月亮、龍和生物、數目十二、若木、黃色、地泉、水、下界、西方這些因素相對應。日曆按十乾十二支相配來定；占卜的命辭也是由肯定式否定式對等記錄
在《龜之謎》中，艾蘭探索了商代宗教思想的各個方面，其主要使用了三個方面的材料：考古發現、當時的銘刻和後來的文獻。她認為，考古文物是那個時代思想的物質產物，例如墓制、隨葬禮器及其紋飾都反映出一定的思想情況。甲骨文提供了另一種當時的證據，它們是研究那個時代宗教思想的豐富材料，它們的基本主題是祭祀和占卜的陳述。可是它們雖然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商代的宗教思想，但因為是專門的占卜記錄，沒有更多的講解敘述，於是仍得參照後來的文獻。這些文獻之所以有用，不僅是由於它們記錄了後來傳統中的商代情況，它們本身還反映了從商代發展而來的思想體系。
關於商代的思想，艾蘭認為仍然是“神話性”的，意即商人的思維還不是一種自我意識的產物，因為有意識性的分析需伴隨著文獻化的傳統而成長起來。
艾蘭進一步指出，商人的對應性思維和原始分類不僅是用於理解和組織自然及人類社會的方法，也是一種控制宇宙的手段。後來對應性思維原則系統化為外露的科學體系，於是，商代神話思想中水、火、日、月等基本因素的對應後來發展成了“陰陽”論中的基本宇宙力量；大地亞形、具有神秘力量的數字“五”引出了後來的“五行”說。
艾蘭博士從中國先秦文獻和考古材料出發，去發掘中國古代思想中固有的無比豐富的相關思維的內容。透過商代神話與思想的詭譎雜亂的表層形態而揭示出具有規律性的深層結構，並為後代思想的演變發展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原生意義上的說明。
《水之道與德之端》
《水之道與德之端》(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Root metaphor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是艾蘭博士最新的一部專著，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本書是對中國早期哲學思想中本喻的探討。它既是對中國早期哲學觀念的解讀，又是對語言與思想之關係的考察。本書所討論的哲學文本，成書於公元前5世紀至前3世紀，即中國哲學的黃金時代。其中包括《論語》、《老子》（《道德經》）、《孟子》、《莊子》和《荀子》。
本書的主旨在於指出，由於中國早期哲人認定在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有著共同的原則，所以，中國早期哲學思想的最有意義的概念都以源於自然界的本喻（root metaphor）為模型。因此，例如，“道”這個概念儘管抽象，但它也是以水的隱喻為原型的。“道”的最初意象是指以泉為源的河流。由此意象進一步拓展，尤其在道家文獻中被擴展為無形無象的水自身，由堅冰到蒸汽的各種形態。
作者吸收了當代西方哲學關於“隱喻”(metaphor)的理論，並選擇哲學觀念與自然現象尤其是水的關係為研究中國早期哲學的一個切入點。所謂“隱喻”，一般指出於文體、修辭及教誨目的而使用的經過省略的明喻，其可以用一段直白的語言加以轉述而不失其認識內容。當代西方哲學的隱喻認知理論認為，隱喻不是用來表述已經形成的思想內容而屬於語言修辭領域，其本身就是一種認識力量，對思想觀念的形成起一種引導性的作用。而且，隱喻的來源不同，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一種文化的樣態或特質。艾蘭教授認為，古代中國直接向自然界尋求對宇宙和人性的理解。因此，自然界給中國早期哲學思想提供了基本隱喻。由於中國早期哲學家認定有一個共同原則孕含於自然與人世之中，所以他們確信，通過探索支配自然的原則，便能了解人性。這個自然界是農業社會的自然，水與植物便成了早期中國人理解宇宙的最為重要的基本隱喻。接著她便從隱喻理論的角度對先秦諸子思想中的道、無為、天命、萬物、自然、人性等概念範疇進行具體而微的分析。
艾蘭運用西方哲學中的隱喻理論研究中國上古思想，運用結構主義理論研究中國上古神話，均有所創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