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過程
2012年，仍在讀中學的葦子寫了《一個高中女生的社會調查》，採訪並記錄了石柱縣的兩個農村家庭，發表在《當代》2012年第4期。這是她開始深入、細緻地記錄普通人故事的開始。
“我們90後每天都在頻繁地接觸教科書，不信教材和專家的話，又該信誰的呢？”葦子曾這樣反問 。
漸漸地，她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南方都市報》一位記者曾發給她這樣一段話：“現在我們說起歷史上的一些事件，都覺得只是當事人糊塗而已。可誰能保證歷史不在今天重演？這就要靠個人與個人之間超越時間空間的對話，也就是閱讀個人撰寫的歷史來解決。這樣，歷史才真正觸及了你，而不是其他人用來掌握你的工具。”
就是從這句話開始，她決定發現身邊的活歷史。
葦子發現的第一個活歷史就是老兵孫雲武。他的一生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複雜而顛沛，梳理他的路線、部隊番號都不是容易的事。她先通過QQ徵得身在台灣的老人及其家人的同意，再將自己的問題發給老人的家人，由家人提問老人回答，錄下音之後回發給她，她整理之後再針對細節提問，如此反覆。
作品鑑賞
對我而言，越是不知道的事越是充滿誘惑感。我喜歡歷史，特別是那種撇開帝王將相由小人物述說的歷史。它們雖然不那么波瀾壯闊，但離自己更近，同樣擲地有聲 。
即使生活在瞬息萬變的革新時代，面對每分每秒都在顛覆爆炸的知識訊息，但還是沒法滿足我強大的好奇心。我親戚裡面這位爺爺已是耄耋高齡，誕生於民國早年，現生活在台灣，托他的福，從他口中得知了許多快要失傳的老故事。
台灣爺爺已經八十九歲了，在海峽對岸生活了六十四年，可至今鄉音未改，還保留著一口原汁原味的雲南腔。他善良而有趣，生活閱歷相當豐富。他的老家在雲南昆明，曾是當地有名的大戶。他年輕時，國難當頭，不願整天在學校里搖頭晃腦念子曰詩云，於是背著父母私自應徵入伍，進了滇軍60軍184師，在雲南邊境參加過抗日戰爭，後來又稀里糊塗被改編成中央軍，遠赴東北遼瀋戰場打過內戰。他後來跟隨六十萬大軍撤到了台灣。可笑的是，他二十幾年前第一次回大陸探親的時候，還驚恐地以為當局派人暗中監視他，甚至隨時有鋃鐺入獄的危險。
老人家提及的往事古老又充滿驚險。我驚喜地發現，原來從教科書以及百度上查見過的許多大人物和著名的歷史事件，在老人家認真而熱情的講述中，竟然隔我不遠，仿佛觸手可及。
在上帝眼中，人就是螞蟻。一隊螞蟻負重前行，目標僅只一小段距離，卻足以耗費它們的一生。爬在前面幾步的，就是坐在我對面回憶過去親身經歷的老人，而那跟在後邊蹣跚學步的，正是拿著手機錄音的我。人生歲月的距離不過如此呀……
謹將此文獻給與我同齡並從未經歷過戰火的年輕人。
一、兒時的回憶
我叫孫雲武，出身於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作者）3月27日，今年八十九歲，老家雲南昆明，現居住地中國台北市士林區陽明里24鄰40巷3號。我的父親名叫孫金華，母親劉氏。我是家中的獨子，小時候和父母一塊兒居住在昆明拓東路岔街口對面，我的家靠近拓東運動場。我從小就在岔街口茶館玩耍，那個茶館是我們家開的。
雲南開化得慢，求學比較晚。我九歲以前讀過私塾，私塾老師就住在我們家，學的是《百家姓》、《三字經》。後來家中的房子改做了洋學堂，我才正式入門讀書。洋學堂叫聚奎國小，當時我們那附近有個聚奎樓。昆明市政府見我家房子很大，就把它租下來辦學，沒強占，至於租金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我家大門兩旁有一對石獅子，我小時候愛爬到它們的背上騎著玩耍。學校大約有四十來個學生，教室就在天井前面的大屋子裡。天井四周栽滿了萬年青，兩旁靠牆處還擺著菩薩。小孩子課間休息時可以在那玩一玩。要不大家就跑到後院去，後院的大花園被拿來當成了運動場。
我小時候家裡是做豬毛出口生意的。把豬鬃剪好，捆成一把一把的，可以賣出國，大概賣到印度那邊。雲南有個豬毛幫，勢力可不小。我還記得家中客廳牆上掛得有把指揮刀，那是父親的。
我家幾代都是行伍出身。爺爺也當過兵，是給唐敬堯還是龍雲當兵就不知道了。我媽當時纏腳。在我們那一帶，只有大戶人家小姐才裹腳，大腳叫丫頭，小腳叫太太。我媽是虔誠的道教徒。她從小念私塾，認識字。因為我十五六歲就出去打仗，從此再也沒回去過，所以在至今的記憶中，我媽只有三十來歲，年輕又漂亮。她愛抽大煙。我感冒了，她吸一口煙，讓我張開嘴，把煙子噴進我嘴裡，感冒就好了。鴉片煙很靈。
我家是我媽管家，家中主要靠收租過活。父親在軍隊有薪餉。後來他在外面又找了個小老婆，媽媽也不管。小媽名叫肖氏，生了個女兒名叫孫雲仙，還有個兒子名叫孫雲強。他們不和我們一起住。小媽是半大腳，我喜歡去她那裡玩，一到了就給我糖果。
當時昆明街上的婦女都是中式打扮，布做的紐扣。也有女人穿旗袍，沒錢的也穿，只是布料次一點。我個人認為穿旗袍是中國女人的美德。男人梳長辮子的已經很少了，不流行了。男人除了穿長衫，也有穿中山裝的，就是四個兜，紀念中山先生的衣服。
和現在差不多，我們家也有自來水、電燈，因為住在城裡嘛，郊外有沒有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們早上吃稀飯油條，饅頭很少吃。南方人吃不慣饅頭。老百姓一般只吃兩頓，早上一頓，晚上一頓，以後跟著學，才變成吃三頓了。每家每戶的大小便都有人收，還給你錢。銅板，兩三個，擺在桶邊上。街上有鄉下人叫著買：“糞賣！”就是買糞的意思，拿回去做肥料。
我們在市區外買得有田地，每年都去鄉下收租。我和父親也一塊兒去過。我跟村裡的小孩子都玩得來的，一起去扯地里的大豆（即胡豆——作者），剝開以後，找幾塊石頭架起來煮了吃。
我爸媽都抽大煙，爸爸後來戒了，因為軍中的人不準抽菸，凡是軍官都得戒，家中只剩下媽媽一人還在抽。我們家有待客的房間，要是來了客人，一律不用紙菸招待，而是請到客廳去抽鴉片。客廳有煙床，通鋪。我們家是有錢人嘛。熬煙土的大鐵鍋就擱在客廳里，炭燒著了，倒一點點水，把鴉片煙捏碎了放進去煮，煮一陣，拿煙筷子挑起來，能拉絲了，那就好了，冷了會幹掉。
客廳里另有一口大缸，裝熬好的煙土，一塊一塊像磚一樣，舀一塊出來，再用煙簽在燈火上烤，轉一轉，塞在煙兜子裡，就著煙燈抽。當地話叫“吹煙”，不叫“抽菸”，因為老煙槍都是憋得臉紅才肯把煙子吐掉。
抽大煙的人都喜歡喝茶，吃點心，到時間不抽，人受不了，我母親就是這樣。龍雲的政府不反對抽大煙，後來的政府就不準了。
那時候讀書也分國中和高中，但高中少，要到狀元樓裡邊去了，在市區那一塊。昆明有雲南大學、西南聯大。日本人到處轟炸，北京、南京、上海的逃難到昆明來，都是有文化的人，沒地方收容，就讓他們住在在一座很大的廟子裡，名叫東嶽廟。政府發米給他們煮飯吃，把他們集中起來，成立了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的一批老師也在西南聯大任教。還有的老師1949年撤到了台灣，後來在文化大學教書。凡是西南聯大出來的人都經歷過戰場，因為要服兵役，大學生都要當兵。
我國小還沒畢業就不讀書了，日本飛機來轟炸昆明，學不能上，做生意也不能做了。每天清早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防空警報。市政府很高的地方掛著燈籠，一個燈籠是預習警報，就是提醒大家，日本飛機當天會來空襲，兩個燈籠表示緊急警報，就是日本飛機已經快到昆明了。城裡的老百姓只好都去客運公司等著。客車把我們載到十幾公里外的山上去躲起來。客運公司派車是由市政府安排的，不用買票。
日本飛機輪番轟炸的時候，大家就站在山頂樹林邊上，對著天空指指點點，可以清楚地看見昆明市內哪幾處房子又挨炸了，起火的濃煙把半個城市上空都遮蔽了。轟炸結束後，我們再乘原來的車返回家中，每次跑警報都要耽誤整整一天，早飯來不及吃，午飯也吃不到。
陳納德將軍十四航空隊剛來的時候，大家以為是日本飛機，還跑過警報。美國和日本的飛機都是單翅膀，只有國軍的飛機才是雙葉子，雙翅膀。當美國人的飛機降落在巫家壩時，大家都知道了，好歡喜喲！有飛虎隊呆在昆明，日本飛機就不敢來了。
單葉子飛機跑得快，轉彎也快，以前和日本人作戰的時候，我們國軍飛機打不過它的，因為雙翅膀不靈活。我看見過飛虎隊和日本飛機交戰，追上追下，不停地翻筋斗。美國飛機明顯比日本的火力強。還抓到過一個日本飛行員，他的飛機被打燃了，只好跳傘下來，結果被包圍在稻田中間，抓住以後，裝到車上的鐵籠子裡遊街，讓大家看，因為我們是後方，沒見過日本人。滿大街老百姓都說：“你看日本人！你看日本人！”大家都很高興。
還有一次日本人遊街沒有車，是綁起來走路。他們幾個人在中國國境被打散了，跑到大山里，被我們中國軍隊抓到。在昆明大街上遊街的時候，很多人喊打，有的吐口水，有的打耳光，還有人脫下鞋子來打。然後上面就說，不準打，不要打。這都是蔣介石下的命令。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他對日本有好感。老百姓很聽話，果然就不打了，游完街就把他們關起來。
二、參軍打日本人去
到我大一點，大概十四五歲，還在上國小六年級，那個時候雲南境內都有日本人了。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見情形不對，就討論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衝動，都想報國保家，就相約起來不讀書了，說我們打日本人去。
去參軍的總共有四個人，一個叫張朝富，一個叫葉克清，還有一個同學叫什麼不記得了。張朝富和葉克清跟我一樣，後來也去了台灣。我在國防研究院給羅卓英開車。葉克清是給宋楚瑜的父親宋達開車。張朝富到台灣不久就自殺了，死的時候才三十幾歲。
聽說龍雲的部隊60軍正在招考志願兵，我們四個同學那天下午沒上課，就偷跑去了。招兵的地點是在一個老鄉家的大院子裡，前來報考的人很多，都是雲南各鄉鎮募集起來的，聽說是打日本鬼子，很多人都自願報名參加。我們去了以後，看見幾個穿軍裝的人坐在一排桌子後面，其中一個當官模樣的人問我們：“你們父母知不知道這件事情？”我說：“沒必要讓他們知道，知道了就不準走了。”那當官的不想要我們，他說你們連槍桿子都背不動，能幹啥？我就提意見說，我們其他幹不了，打掃打掃衛生，替長官倒倒開水總可以嘛！他一聽這話也對，最後就把我們留下了。我被分到60軍184師一個連部裡面，那裡的人一看我，還是嫌小，以後又說，好吧，你留下吧，就伺候連長好了！我就在連部收發檔，給連長端端洗臉水什麼的。
參軍之後直接去了保山，那時184師的師長還是曾澤生。剛學打槍時很緊張，眼睛老是忍不住要眨，槍托還得使勁壓住肩膀。我第一次打仗在開遠、蒙自，接近越南老街那一帶。很多戰友犧牲了，不是被敵人打死，而是被自己飛機炸死的。那個年代科技不像現在這么發達，飛機飛高了看不清楚地面，駕駛員不敢飛得太低，不然很容易被流彈打下來。
以後再遇見自己飛機的時候，就要擺布板。那叫做通訊布板，實際上就是很長的布條子，大約有兩三尺寬，就在地面擺開。比如我是60軍，就把這塊布條子折來折去，折個60，再折來折去折個軍字。這樣飛機在空中才能看見。以前沒擺布板的時候，飛機經常誤會，他不管你是敵方還是友方，只管扔炸彈下來，結果把自己人炸死不少。
我們在越南老街也和日本人打過仗。那時我是上等兵，腰間掛兩個手榴彈，到必要時才打，丟到日本人戰壕里。日本人很厲害，每次打仗前，事先都挖好壕溝。仗打完了，第二天去清查，戰場看起來很平靜，沒有一個死人，連對方的屍首也看不到，都被日本人偷偷拉走了。他們當官的怕破壞了軍心。
有一天晚上帶領一班人守碉堡，我那時是班長了。碉堡很大，對著馬路架了兩挺機關槍。我聽著不對，怎么對方一槍都不放呢？我說他們是不是摸來了？日本人也笨，來摸我們這個碉堡，不彎腰，站起來低著頭朝這邊沖。碉堡里的人發現了，機關槍突突突，打倒了，剩下的轉身就逃。我們追出碉堡，通知後面部隊去包圍，把日本人都抓了。有龍雲的部隊守在保山，日本人才沒攻進來，不然保山一打完就打昆明了。
我後來當了運輸兵。汽車兵排長吳家吉（音）是我家親戚，他來選人，就調我去了。我最先是助手，跟的是美國道吉，汽油車，載重5噸。補給部隊打仗的時候少，今天把東西運到這裡，補給過了，又待命，又開到那裡。一直就跟著大部隊東轉西轉，如果遇見有日本兵攔路就要打。
那時司機開車有武器，我們車上備有兩把槍，一支手槍，是雲南兵工廠生產的，什麼牌子想不起來了，另一支是中正式步槍。直到抗戰勝利到了東北，我才當上了正駕駛，那時也配有手槍了。
三、到越南接收投降物資
剛參軍不久，我和幾個同學還請假回過一次家。一回到家裡，爸媽就不讓走了，我被看管得很嚴，成天關在屋裡。有一天和爸媽一起上街，遇見同學張朝富，他住在岔街，我們住在岔街對面。張朝富小聲對我說：“要勝利了，我們出去嘛！”後來他寫了個紙條，用石頭包著從我家窗戶扔進來，說幾點在什麼地方。我就翻窗踩著別人的肩膀跳下來，誰知這一跑，就再也沒見到過爸媽了。
民國三十四年（即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我跟隨184師去越南，奉命接收日本人的投降物資。本來預計三天路程，只走了一天半，中央軍的兩個師就來攔截後路，把我們堵在靠近越南老街的地方，只能往前走，不準回雲南，一回頭就要打。
當時局勢非常緊張，我還記得天剛擦黑，我們走進一個地勢險要的山谷，部隊在行軍途中突然慢下來，有人發現了異常情況，中央軍占據了有利地形，荷槍實彈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內部就有當官的出來宣布，上邊有公示，部隊要不了這么多人，讓大家解散。很多人一聽這話，立即就交出武器回家了。我們的部門官也被撤換了，不知他們上哪裡去了。
隨後又接到命令，走，整編，到越南河內。這下子就把184師徹底拆散了。我們幾個不願回家的同學也被分開。我被分到550團，團長叫楊朝倫。整編完後，我們所有裝備都換成了美式的，每人發兩套羅斯福呢軍服，還有兩雙皮鞋。
換衣服的時候，全體人都在一個大操場裡集合。那天還落著小雨，但一會兒又停了。操場中間用一塊很大的草綠色帆布圍成圓圈遮擋起來，我們就躲在裡面脫褲子。當時大家都很高興，嘻嘻哈哈的，都非常喜歡新發的羅斯福呢軍服，布料特別結實，摸起來手感也不錯。誰知剛過了兩天，其中的一套軍服和一雙皮鞋就被要回去了。當官的說，帶兩套服裝行軍太重，怕你們背不動，擺一套在留守處，將來再補發，
從那以後就歸盧漢的中央軍了，但還是不讓我們回雲南，立即被調去守越南海防，說是怕日本人再來反攻。其實日本人那時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了，被中國軍隊團團包圍起來，沒吃的，交通不通，補給也跟不上，所以日本人垮就垮在雲南這一仗。
我們後來才知道，當時這么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換龍雲，才把我們這批人哄出來，派到越南去接收投降物資，出來以後就不許回去了。他們擔心我們不服從中央，怕亂，怕流血，因為龍雲的部隊參加過台兒莊戰役，一貫打仗也不錯。60軍剛一離開昆明，蔣介石就把雲南省主席換成了盧漢。
接收投降物資的時候，日本軍官和全體士兵放下武器，規規矩矩列隊站好，然後帶我們的人去倉庫查看。他們的大部隊就在操場上搭帳篷，房子都不準進去住了。他們不敢反抗，規矩得很，無條件投降嘛！他們的步槍是三八式，比雲南部隊的武器好，我們使用的還是國產中正式。
四、發給日本投降部隊每人一百塊日幣
以前在龍雲部隊里，中央軍61師、62師經常都有人跑過來當兵，因為這邊吃得好，穿得也好，鞋子是皮鞋，鞋底安鐵釘，走起路來咔咔響。每月還有軍餉，發的是袁大頭，多少記不起了。變成了中央軍以後，長期只能穿爛衣服，也沒有補給，半年都領不到一次軍餉，被當官的吃掉了。
儘管日本人投降了，但有時候我們人少，也被他們追！有一天晚上，還是在雲南保山交界處，靠近越南的一個保全團里，室內鋪的是地板。日本人追來了，我們就躲到地板底下。地板下面是空的，有透光的縫，我看見日本人進來了，幸好沒發現地板下有人，我們才撿了一條命。話說回來，日本人抓住我們就拿刺刀殺。而我們慈悲，抓住他們就只是關起來。我們中國死那么多人，若不是有命令的話打都打死你，上邊不準打。
我們也把日本傷兵帶回來，既然打傷了，何必還要打死呢。送到醫院，醫好了，他們有的會講中國話，也就跟著部隊走，當挑夫，一個單位撥幾個。
好多當官的都娶日本太太。日本女人跑來求援，不願意回國。有當官的就把她們藏起來，讓她們做老婆。以後不準了，有命令必須把她們送回去。
當兵就沒想過家中父母擔心的問題，因為一心只想“從軍抗日”。在雲南邊界我們也抓到過日本鬼子。日本人都穿皮鞋。我們晚上住在碉堡里，聽見有腳步聲，就知道是日本人在走路，因為中國人很少穿皮鞋。我們出來抓，他們就跑。我們追著打，只準打腳，不準打上面，打上面就打死了，這是上級規定，因為日本已經投降了。
要是抓到俘虜就關起來，不準私刑，私刑就是自己拿槍打死俘虜。這是嚴令。蔣介石他是留日的，他同情日本人，不然日本早就沒有了，被瓜分掉了。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幾個國家聯合，要是蔣介石不開口講話，就沒有日本了。
投降的日本兵最後都在東北集中，蔣介石下令放他們走，送到葫蘆島上船，讓他們回日本。日本人很團結，很有紀律，已經亡國了，還是一點不亂。編好班，編好連隊，一班一班集合好，給他們劃一個地區，就在那地區紮營。一個班一個帳篷，都睡在裡面。那么多人，一下子送不完。
美國人也幫著送日本投降部隊，蔣介石還下令發給他們每人一百塊日幣，他們下船後可以買東西吃，不用挨餓。也有日本人不願意回國，主動要求留在中國軍隊里服役，不過留下來的大多數都懂一點技術，比如會修理汽車等。
五、逃兵綁在芭蕉樹上用刺刀戳死
我跟隨60軍去東北的時間大約是民國三十五年（即1946年——作者），出發之前，輜重部隊接了一批車子，除了大道吉，傑姆西什麼的都來了。傑姆西載重3噸，也是汽油車 。
可憐！中國部隊要是歸中國人自己來管的話，就又免不了貪污，當兵的幾個月發不到薪餉，飯都吃不飽，整編時美國人發的半自動步槍被當官的偷偷拿去賣給地下軍火商，很多人還是繼續用國產土造槍，中正式，被收回去的那套美國羅斯福呢軍服從此就沒了下文，河內大街上到處都能見到穿美式軍服的越南老百姓。美國人一看這個樣子，乾脆不提換裝備的事了，讓大家統統上船，再集中點名統一發槍。去東北是在越南海防上船，然後一直開到葫蘆島。
船很大，是美國運兵船，裝人，裝大米，裝戰車，什麼都裝。一艘船能裝好幾十部卡車，裝人起碼能裝一個營不止。運兵船離岸之前，美國人還找了一些日本投降軍人來搬運物資。那些日本軍人都變得很聽話，很守規矩。搬運完後，美國人就挑了些年輕力壯的帶走了，剩下老一點的就交給國軍部隊。剩下來的日本人咽不下這口氣，有的當場跳海自殺。
運兵船走的哪條路線，走了幾天幾夜，我印象中全都模糊了，當時本來就不太關心這些問題，當兵的只知道服從，讓你出發，半夜三更也得爬起來集合。船上一路都有美國人押送。到葫蘆島下船之後，大部隊徒步行軍走了一段路，上了火車，再拉到瀋陽。
到了瀋陽就各奔東西。一部分人留下，其餘大多數分頭轉往長春、吉林等。由於部隊整編完後一直沒回過雲南，直接就拉到東北來了，火車上有很多人不滿，大家都議論紛紛。有些人甚至吵鬧起來。那時已經是60軍軍長的曾澤生來安撫說：“不管中央軍也好，地方軍也好，我們都是中國人。”
從海防出發的時候，上邊同樣告訴我們是去接收日本投降物資，誰知到了葫蘆島下船，並沒看見半個日本人的影子，就被分頭調開去和解放軍打仗。我們汽車部隊還好，就留在瀋陽。我被分在中央軍子汽25團，今天跑這裡，明天跑那裡，經過的都是大地方。我一邊開車一邊學。車上東西裝好，到了目的地就卸下，然後返回瀋陽補給站。
當時整個東北戰場形勢很亂，接收日本投降物資的有蘇聯、國民黨、共產黨。因為不願意打內戰，好多人都跑了，抓到的就槍斃，逃兵嘛！來東北之前，在越南邊境溜掉的更多，大家都聽說東北冷，凍死人，被抓回來槍斃的也不少。逃兵是從哪個單位跑的，抓回來就交給哪個單位處置。將整個一連人集合起來，排好隊，讓逃兵當眾跪下，然後砰砰兩槍，打不死再補一槍。
槍斃還算痛快的，其他懲罰才痛苦啊！有的逃兵抓回來，綁在芭蕉樹上，拿刺刀一刀一刀戳死。芭蕉樹的樹幹很軟，刺刀可以一下子捅進去，不像牆壁那樣硬，會震傷胳膊。這就是殺一儆百，大家見了就不敢再跑了。在雲南的時候，不想當兵也可以花錢找人，家裡抽到兵了，不想去，就找人頂替，只要花錢就有人願意。頂替者去了就跑出來，然後又替別人頂。老油條嘛，不在乎的。
那時我的階級是駕駛上士。我和原先的部隊又脫開了，軍長還是曾澤生，但弄不清楚哪個當師長團長了。我們這個汽車團是散的，今天編入這個部隊，明天又編入那個部隊，有命令一來就得隨時出發。你在計算機上給我看的這些184師在雲南的老照片，很多我都想不起來了，好幾十年了！只有這張操場出操的照片還有點印象，另外書封面上那張照片像184師的師長潘碩端。
我們當時在瀋陽，後來又到營口。鞍山、營口、海城這是一個路線。汽車部隊每天住的地方都是隨機的，運的東西要交給哪兒也不知道，我們只是聽候押運官的命令。每輛車上都有一個押運官，他讓我們開到哪兒，我們就開到哪兒卸貨。當輜重兵雖然辛苦，但至少要比當步兵強，起碼吃得好穿得好，穿衣服也不用洗。一車一車的衣服，穿髒了，扔進車裡去換一套，每次盡穿新的。想吃什麼都有，美國罐頭，打開就吃。這些物資都是美國人補給的。
上了戰場要戴鋼盔。鋼盔有兩種，一種塑膠的，一種是鋼做的。出操就戴塑膠的，打仗就戴鋼盔。在東北打仗時，小兵還是用的中正式，也有美式半自動步槍，汽車也是美國造。那時我二十幾歲，美國車又大又高，我只有在座位上墊個枕頭，才能控制好方向盤。部隊里坦克大炮多得很，都是美國武器，用騾子拉。到了戰場上都得隱蔽起來。
吃飯問題就很難講了。專門有伙夫燒飯，他們起得很早，把稀飯燒好了，等部隊起床就開飯，或者吃麵。每個班都有大鍋，吃完飯，炊事兵就把鍋挑走了。大多時候菜很少，湯很多，菜的多少要看採買那天的心情怎么樣。有時候採買賭博把錢輸了，去找老百姓硬要，切一小塊肉回來，再要點大白菜，讓伙夫隨便扔進鍋里一煮。先到的，把乾東西都撈光了，後面的人只好用湯泡飯。
吃飯規定了時間，幾分鐘吃完，聽到號聲響，趕快收起來，剩下的就是伙夫的事了。每次轉移都是伙夫先到，先把飯燒好，部隊就圍攏起來。有時來不及吃就喊出發，伙夫只好把飯倒掉，挑起擔子跟著隊伍跑。一天到晚都是打仗，連出操都很少。特別是我們汽車部隊，每天都東跑西跑，沒有休息時間。早上吃了飯就出發，晚上點過名就睡覺。
國民黨為什麼打敗仗，就是當官的不爭氣嘛！當兵的幾個月都不關餉，即使發餉也沒幾塊錢。大家都喜歡喝酒，還有賭錢，很快就分文不剩了。從海防出發之前，運兵船裝那么多越南大米，到了東北以後，當官的把大米拿去換成高粱米，一斤換三斤，然後發給部隊吃。大家吃不慣，仇恨慢慢就加深了。“打什麼打，不打了，走！”一聲喊，大家就跟著走了。再加上共產黨一宣傳，那么多部隊，那么好的裝備，結果一年不到，就把東北丟了。整個東九省，都交給共產黨了。這不怪蔣介石，而是底下帶兵的人貪污、無能。
六、中央軍打中央軍
在東北每天就是和共產黨交戰。解放軍那時用的是三八式步槍，不是很好，甚至還有大刀啊這些落後的東西。中央軍用的都是美式裝備，半自動步槍和飛機大炮。那么好的武器打不過共產黨，就是人心士氣不旺。共產黨厲害，打政治戰。他們有專門的喊話部隊，隱蔽在陣地各個高處，每天拿個大喇叭，二十四小時在喊：“同胞們，大家不要打，我們都是中國人。你們過來，我們可以給你們好好的安置！要回家也行，我們送你們走。”有時候又喊：“老鄉，不要打了，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每天這么喊，這邊許多人聽得心裡發慌，就忍不住想：中國人打中國人乾什麼？我們要打就打外國人！
共產黨的話倒是真的，有人投降過去真的回家了，還發路費，也有的人當了俘虜被放回來。你要是班長排長的話，過去還可以升一級，當兵的也升，以後就成連成營的投過去了。我們這邊有人對當官的本來就反感，一聽這話忍不住跑過去了，隨後這邊就會得到訊息，還不錯，於是又有人把武器背過去投降。美國的裝備直接送給共產黨了，所以共產黨說蔣介石是運輸大隊的大隊長嘛！（笑）投降的人整編一下，變個番號，又來打國民黨。中央軍打中央軍，這個戰術就厲害了嘛！
有一天接到命令出發去長春，一大早把車子開進瀋陽兵站，裝起貨物就走了，天黑才到達目的地。我們開車的早就習慣了不問去哪裡，都是聽從押運官安排，結果到了卸貨地點，停下車來才知道，底下接貨的部隊是共產黨。原來我們內部早就有押運官是那邊的人，就是他指揮我們開到那裡去的。我們整個車隊連人帶車帶物資一起都送給共產黨了。
我當天開的是道吉，車上裝的都是槍枝彈藥。說起來也好笑，敵我之間根本就沒有仇恨。“老鄉，你好！”接應我們的解放軍軍官看起來很年輕，二十多歲，講一口熟悉的雲南話，特別親切。他很客氣，對我們也非常優待，什麼都跟他們自己人不一樣。他讓人把東西搬運下來，還請大家吃了一頓飯，然後對我們說：“老鄉，我們現在沒有駕駛兵，幫幫忙，開一開。”這一開，就開出去了，回不來了，就變為共產黨了嘛！整個車隊的人都變成共產黨了。
那時在長春的馬路邊經常停放著很多汽車，沒人開，都是國民黨逃跑時扔下的。共產黨的人不會開，難怪稱他們土八路嘛！以後他們挑兵出來訓練，大家就混到一堆了，分不清楚了，車上國軍也有，共軍也有。我在那邊差不多呆了有一個月，教的徒弟不止一組，有時六七個，有時八九個。有的會開了，就撥出去了。後來把他們的兵教會了，那當官的就對我們說：“老鄉，你們願意留下就留下，願意回去就回去。”還給我們開了張路條。假如被共產黨的兵攔下來，一看有路條，二話不說就放行。
我回去還是開道吉車，美國給的車子多的是。也沒人處罰我們，因為好幾個汽車部隊，17團，25團，人都差不多跑光了，這反倒給當官的增加了撈錢機會。如果遇到發軍餉，原先領錢的名額多，現在沒那么多人了，上邊來點名的時候，就派人去冒充一下。這個連隊的人混到那個連隊去，把冒充的名字事先寫在手心裡，點到的時候答應一聲，錢到手了再交出來，也有人領錢之後趁亂跑掉了。
後方有許多沒來得及發出的補給物資，如果遇見那種成連成營投降的情況，多餘的物資就被留守處拿去賣掉，然後幾個人私下把錢分了。這些物資反正是美國人提供的，美國人根本就顧不過來。
原來我們內部早就有共產黨，以前一點也沒看出來。當官的想投降，問大家：“願意跟我去就舉手。”混在裡邊的共產黨當然首先就舉手，其他當兵的一看，很多也就跟著舉手了，那些不願意的就只好走了。
國民黨的兵有時候也自己打自己，你要投降我不投降，那怎么辦？就打嘛。連對連，營對營的打，打贏了去投降，打輸了就死。這些勝利果實共產黨就是白白撿來的嘛！這些兵，武器、彈藥，他們不費一槍一彈就得到了。美國人里也有共產黨，那些中國翻譯官，平時看起來忠心耿耿，到時候突然翻臉了，不聽指揮了，所以還是共產黨厲害！
七、林彪的部隊很能打
鄭洞國這個人我聽說過，沒見過。曾澤生我最後一次見到好像是在吉林，他在大會上講話。那時大約是民國三十七年（即1948年——作者），60軍還沒投降。我們等車上的貨物卸完，看見他還在講話，就把車子開走了。運輸兵在一個地方呆兩天的時候都少，臨時住下來也是因為物資不知道送給誰，待命。那時候戰場上很少有電話，待命要發報，發過來發過去。
遼瀋會戰時，營口、鞍山、海城我都經常去，但都沒有駐紮，頂多只是住一兩天，車上裝滿彈藥武器，隨時候命。我們跟的是15兵站，有個副站長當時在兵站管補給，他後來也到了台灣，跟我一起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工作過，現在他已經去世了。
在東北打仗的時候，很多部隊一聽說林彪來了，就撤了，因為林彪的部隊很能打，這一點我們當兵的體會最深，中央軍抵抗不住他們。錦州會戰我沒直接參加，只到過錦西縣運送補給物資，那兒有個兵站，我們把武器彈藥卸下來就走了。我看見戰場上簡直亂成一團，空中飛機也亂炸。共產黨那時還沒有空軍，飛機只是國民黨才有。但飛機也只敢在離地很高的位置投彈，炸彈威力不大，又投不準確，幫不了多大忙。
我知道打錦州的時候共產黨這邊死的人也不少。國軍死守在城內，解放軍攻城部隊還沒到達城牆邊，就被守軍用機關槍和半自動步槍解決掉了。後來解放軍就挖地道，一直挖到牆根底下，城樓上的人槍管夠不著，無法瞄準。解放軍就架起雲梯往上爬，有的剛爬到高處，雲梯就被掀翻了，結果摔死很多人。
國軍守長春城時城裡沒吃的，河溝裡面的水都舀光了。既沒水，也找不到糧食，當兵的把老百姓地里的蘿蔔和菜葉全都拔光了，最後都沒東西拔了。飛機來增援的時候，用降落傘把糧食和物資扔下來，但風太大，有時眼睜睜看著它飄到對方陣地去了。後來就不再用降落傘，乾脆把一袋一袋的大米和整塊的豬肉直接從天上扔下來，即使砸死人也顧不了那么多。戰場上嘛，流血犧牲總是難免的。
錦州突圍後，人都跑散了。“鐵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國民黨的兵一下子跑到這邊，一下子又跑到那邊，哪個說好就投奔哪個，完全沒人管了。那時候當兵的能有什麼辦法，打不過就只好投降，有的跑回家去了，剩下的就跟著中央軍縮編了。
60軍在長春宣布投降的時候，我們正在另外的地方執行任務，突然接到投降的命令，很多人一下子就傻眼了，不知道該怎么辦，兵站所有的汽車和物資都被人看管起來。兵無糧草自散，大家只好各奔前程。我和張朝富還有幾個雲南老鄉好像逃難一樣，一路步行、乘車、搭船，最後由水旱碼頭回到了天津。大家在路上把軍裝脫了，去找老百姓要了普通服裝。
幸好在那之前，我剛發了個小洋財，一次在路上，前面部隊裝錢的木箱從車廂上滾下來，摔在地上爆開了，我們後面的幾個車就停下來去搶，都是白花花的大頭！所以後來在天津，我們幾個老鄉的日子還過得挺自在，白天進飯館，晚上住客棧。有一天在街上遇見車隊同事的幾個眷屬，其中也有軍官太太。她們和大部隊跑散了，沒有飯吃，也沒有回家的路費，我就發給她們每人兩塊大洋，把她們安頓好，又託付別人把她們送走。後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最迫切的願望就是想回家，但那時天津正在開戰，一時走不了。後來看見國民黨海軍陸戰隊來天津招兵買馬，我又忍不住動心了。海軍這個番號對我太有誘惑力了。畢竟那時還年輕，才二十幾歲，總想著去外面闖蕩世界，多接觸點新鮮事物。我和張朝富同去應考，兩個人都考上了，海軍陸戰二團。我分在海軍機械化部隊，還是開車。張朝富分在陸戰部隊。我經常晚上加班，由長山八島到天津來回走，往大洋船上拉物資、大米和其他很多東西。
我沒參加過平津戰役。天津有個補給站，我曾去那住過一晚，也是把東西扔下就不管了，當時前方正在打仗。後來聽別人講解放軍進城一點也不擾民，我雖沒親眼見到，但非常佩服。這一點和國民黨軍隊明顯不一樣，我們到哪裡都是強占，提前占位置，誰先占下就是誰的。我這個連今天派人出去，占的是某某街，晚上就住在某某街上，老百姓所有的房子都得讓出來，門板拆下來搭成床鋪。東北有首老百姓編的歌：“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遭了殃。白天要雞子（雞蛋），晚上要姑娘。”
在定海上船之前，稀里糊塗的，連台灣兩個字都沒聽說過，上了船還半信半疑，只知道是一個島，也不講是什麼島。坐的還是美國人的軍艦，上船就開走。船上仍然是美國人在指揮。共產黨鬧得很熱的時候，都是美國人在操縱。我從基隆上岸到了台灣，隨之而來的又是受訓整編。
八、一到台灣就開小差
我到台灣多少年了？我記得是民國三十八年（即1949年——作者）四月間，由舟山群島、定海撤退，就撤到台灣了。在定海上船的時候，部隊、其他弄不清身份的人，還有老百姓，簡直亂得一塌糊塗，還有的人被擠下海淹死。在基隆上岸之後，我分在海軍第三軍區第三供應分處，那裡有幾部車子 。
剛到台灣很不習慣，吃不習慣，住不習慣，交通也不習慣，語言只懂一點。軍人那個時候交通不要錢，坐火車到哪裡也不要錢。說起來好笑，我從小沒吃過香蕉，到了基隆港，一塊袁大頭就買一大串，吃得拉肚子，吃太多了嘛！上面也有規定，煮了的食物才能吃，不準吃炒的東西，連回鍋肉都不能吃，水土不服吃了要拉肚子。以後才慢慢適應了。
在基隆又遇見張朝富、葉克清他們幾個同學，葉克清他們是跟隨44兵工廠到台灣的。大家就在一起商量開小差，因為都特別想回家。最初我想請長假，但部隊沒批准，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一是沒錢，二是也不知道該從哪裡走。
我們幾個從基隆乘火車到了高雄左營，那時海軍第三軍區司令是曹開建，他派人來抓我們，我們是逃兵嘛。我們躲在一個碉堡裡面，沒抓到。後來我就在台灣當老百姓，我和幾個同學買了幾輛卡車，成立了一個公司，專門運煤炭，由金山煤礦運到台北去賣。以後做著不行，做垮了，就沒做了。
在台灣很想念家裡的親人，但寫信到大陸很困難，當兵的寫信要報到排部，排部報到連部、營部，層層檢查。我後來離開部隊也沒寫信，怕惹麻煩，說你通匪。那時台灣叫大陸毛匪，大陸又稱台灣蔣匪。
要說國民黨為什麼乾不過共產黨？人心、士氣弱了，打什麼仗？大官生活好，一兩個小老婆。打仗有什麼想頭？打仗一要死人，二是破壞，三沒有建設。
國民黨用大陸帶來的錢建設台灣。你們有沒有聽說過金磚局？國民黨撤退過來以後成立的，是專門管金磚的單位。大概在新店那邊一個山洞裡，外面還有駐守部隊。裡頭金子多得很！工作人員進去都要脫衣服，只剩條內褲，到了裡邊把工作服換好，走的時候換回來，內褲還要再檢查。
九、進了國防研究院
後來革命實踐研究院招考駕駛員，我和張朝富去應考。我開車技術好。二十幾個人就考起了我一個，張朝富沒考起。革命實踐研究院在中山樓那邊，是蔣介石找的地方，三面環山，在遠處看像個龍椅。
研究院的性質是半軍半民，院長實際上就是蔣介石，主任是陳誠，羅卓英當副主任，分管經濟，副主任另外還有兩三個。羅卓英曾是廣東省主席，抗日戰爭時期，帶了二十萬青年軍到印度。
革命實踐研究院專門負責訓練各部門的幹部，訓練時間為三個月，接受訓練的人從少將到上將，訓練完了再分配到具體單位去。蔣介石每周一、三、五上午來研究院上班。每天都見到老頭子和宋美齡一起散步。宋美齡很漂亮，總是穿旗袍。
我曾給蔣介石送過一次檔案，他在總參樓上辦公，我在門外把檔案交給他副官，副官拿進房間去。蔣介石看了一眼檔案，轉頭對我說：“不要走。”他批好後再由副官遞給我。那份檔案是革命實踐研究院總務處派我送的，檔案是封好的，看不到內容。即使沒封好也不能看，偷看要殺頭。我是研究院的老人，知道凡是送給他看的公事都是不簡單的。
研究院每個禮拜一都要做紀念周，文武百官都必須到場，聽蔣介石訓話。蔣介石沒來就由陳誠講。蔣介石經常提到失敗的教訓，講著講著發火了，就用拐杖用力戳地：“為什麼一打仗就跑？”上面早有嚴格規定，所以當蔣介石、陳誠來研究院時，我們這些下面的辦事人員一律不能面對著，必須背對著立正站好。
我在研究院裡見過蔣介石、陳誠、白崇禧、羅卓英。我還替蔣介石保管過校閱用的敞篷車。檢閱時開車的是他自己的司機，不用的時候就交給我管，平時洗車、擦車、保養歸我。我每天把車子檢查好，擦乾淨。由於這是校閱車，閱兵用的。一般人保管不了，要調查身份，平時還派了憲兵守車。為什麼這么注意？閱兵車子，一不注意，被壞人放個東西也不曉得，所以都特別注意。
那時正是兩黨對立的時候，研究院就是專門研究兩岸問題。當官的經常在學院大禮堂看大陸電影，“文化大革命”的都看。有一次放映審判“四人幫”的紀錄片，我很好奇，就躲到樓上放映室去看。當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出現在審判席上的時候，我看見樓下那些當官的都在議論紛紛。
研究院總參樓下面有山泉水流下來。有一年初冬，我們在樓下用泉水洗冷水澡，鍛鍊身體。陳誠每天從辦公出來散步都是固定的時間，那天他提早了，一個人走出來，衛士也沒跟他一道。他從後面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好好！”研究院軍風紀管得很嚴，我還嚇了一跳，心想完了完了。這時他的衛士趕緊跑過來，怕有什麼事情，他們就一起走了。那時我年輕，才三十多歲，很多事還不太懂。為什麼這么說，那么大的官來了，應該要避一下嘛。
後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搬到木柵去了，另一部分留在陽明山中山樓，名稱改為國防研究院，我就留在國防研究院替羅卓英開小車，在那之前是開公務車。我住在羅卓英公館，陳誠和他住得很近。羅卓英到研究院來上班的時候，我就相當於他的勤務兵。每次一到了研究院，我就要出去查看，檢查四周有沒有嫌疑分子。
我給羅卓英開車差不多兩年。我是穿老百姓服裝，也不發槍。羅卓英住在信義路10號，他家除了我以外，另外有一個副官，還有一個從大陸帶來的傭人。他太太住在屏東思孝巷，沒和他住在一起。他太太有一次上陽明山來，還專門找人在這邊養雞。
每天都是我送羅卓英到研究院，八點以前一定要到，他是軍人作風嘛。下班的時候就不一定了，要開會就走得晚。不開會一般起碼也在六七點才回去。他奉公守法，沒有衛士，只有一個副官張保祿（音），福州人。
羅卓英患有糖尿病，也有結石病。後來糖尿病太重了，眼睛都瞎了，那時我已經沒給他開車了。羅卓英愛讀書，因為有病，不喝酒，不抽大煙，什麼惡習都沒有。他和陳誠關係最好，陳誠在哪裡任官，羅卓英也總是跟到哪裡。他們都是十八軍的嘛，還是保定軍校第八期的同學。蔣介石和陳誠很信任羅卓英。
因為有病，羅卓英平時不能吃好的，忌口。人家送來好吃的就給我們吃。他是客家人，多半講客家話，我聽不懂。他那么大的官，不隨便亂講話。他死的時候我不知道，是後來才聽說的。我那時在給副教育長李耀林開車。
後來，還是在國防研究院，行政院來個命令，說是要派忠實的駕駛員到台中霧峰去裝東西。我帶的三部車子，一部是運輸處的，另外兩部是國防研究院的，都是大卡車。車子上面坐著憲兵和警察。還有個指揮官跟著一道。究竟乾什麼他也不講，只說要小心啊，車子千萬不能太震動了。我們當時很奇怪，又不敢問。他晚上把旅館找好了，大家就住在裡面。
最後到了台中霧峰一個破倉庫，憲兵和警察就把那地方包圍起來，不準出入。倉庫外面放著的木箱子已經爛了，有的稻草都露出來了，裡面裝的什麼也不知道，把箱子裝上車就開走。他們一路都用無線電在聯絡，告訴這個車子快到哪裡了，每個十字路口站滿了憲兵、警察和便衣，交通要道的路口全都封鎖起來，害怕有人劫車。
老百姓望著我們開過去，中間那輛車就是我開的。每個車子頂多只裝六七隻木箱，箱子之間墊了紙盒，害怕碰撞。我一路非常小心。指揮官說：“壞了你們要倒霉喲！”我不知道裝的是什麼，心想這個破箱子還那么重要啊？卡車經過工業路，來到台北新公園，在新公園裡邊我們停下來，又換了車子，不知道是哪個單位派來的卡車，直接就拉走了。
以後才知道那些木箱被拉到故宮博物院去了。這叫做國寶嘛！我們運的是第一批，沒裝多少，第二批就多了，不過沒讓我們再去裝。這些國寶是從大陸運來的。
十、兩黨斗到最後國民黨輸了
兩黨的鬥爭，斗到最後國民黨輸了。由定海撤退，撤到台灣來，各方面都往台灣撤，六十萬大軍到了台灣。到現在為止，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死的死了，退的退休了。現在我們老兵也不希望打仗，太平生活過得這么愜意，誰都不願意再打。你問問台灣那些大學生，你喜不喜歡打仗？不喜歡，為什麼，一打仗就完了，沒吃的了！
和我從小一起參軍的四個同學中只剩下兩個人，還有一個叫葉克清。張朝富來台灣不久就自殺了，死的時候才三十幾歲，他的年齡比我還小一點。我們兩個是最要好的朋友，國小讀書就在一起。當年就是他往我家窗戶里扔紙條，我才又跑出來當兵的。
張朝富是在高雄左營上吊自殺的。他沒有留下遺書。他家還有什麼親人我不知道。後來我回昆明老家時也去問過，但年代隔得太久，已經打聽不到任何訊息。張朝富死之前，我住在台北信義路羅卓英家，他沒事就愛來我這裡坐坐，聊的都是有關家鄉的話題。他在台灣找不到事做，人生地不熟，一直沒結婚，因為想回家。我偶爾還拿點錢給他。我是由別人傳信給我，才知道張朝富自殺的訊息的，我當時好難過。另一個同學葉克清是給宋楚瑜的父親宋達開車，聽說去了美國，現在還活著沒有不知道，失去聯絡很多年了。
我在台灣三十五歲才結婚，為什麼呢？也很想回大陸。那時天天喊反攻，以為馬上要回去。部隊還編了一首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兄弟。”出操天天都要唱的。很多人不結婚，都是這么想。我現在來台灣六十多年了，早已成家立業，兒孫滿堂了。
我的家一直住在陽明山上。在這個地區居住還要經過嚴格審查，因為蔣介石曾經住在陽明山後山公園，蔣經國住在前山公園。國防研究院解散後，我和研究院的一批人到了文化大學。我替張其昀先生開車。他又叫張曉峰，在國防研究院也當過主任的，是陳誠任命他的主任。他辦了文化大學，也是陳誠讓他辦的這所大學，當時台灣大學還少得很呢。
張其昀還有一個司機叫周大義（音），周大義跟他的時間比我久一點，他在張其昀當教育部長時就跟著他了。張其昀經常不知道下班時間，有時候在辦公室呆到晚上九點十點，他說回家了回家了，我把他送到家，再回來一看，早已十一點過了。他沒有時間觀念，很多時候都是獨自在辦公室看書。我在文化大學做了一兩年就退休了，然後就到現在了。
我民國四十一年（即1952年——作者）加入國民黨，還是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參加的。在台灣感覺還是不錯，生活過得好，衣食住行都不錯。陳誠搞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就是這個土地你耕種多少年以後，土地就屬於你了。“住者有其屋。”就是這個房子你住多少年以後，就屬於你了。這兩樣搞得好，這是台灣的政策，大陸還很少有人知道。陳誠功勞最大的就是建設石門水庫。把台灣的軍人退伍下來，去修石門水庫和蘇花公路，開山，炸石頭。修蘇花公路還死了不少人。蘇花公路是由蘇澳到花蓮，所以才叫這個名字。
蔣經國後來在台灣建立的政策就是“清廉、愛國”。等到蔣經國走了以後，大家都痛哭失聲，老百姓擁護他。如果沒有這兩個好官，一個陳誠，一個蔣經國，台灣早就亂了。
我再說說六十萬大軍到台灣，修水道，修鐵路，修蘇花公路，都是用的這批人。退伍後，閒散的人太多，找事不好找，蔣經國就想出這個辦法，退伍軍人也統統安置了。這些人，如今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也不多了。
台灣的榮民總醫院是美國人蓋的，後來被政府收回去了，聽說好像歸民間所有了，也有人說另一半還是屬於政府。榮民總醫院以前只為退役老兵服務，後來才對老百姓開放。醫院用這塊收入來養活其中的醫療人員。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對過去打仗的歷史不在乎，這些根本不在他們腦海。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玩、樂、搞錢，成天只想這些。我希望他們平平安安生活，但不要忘記列祖列宗。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
我聽說過西安事變，知道張學良住在台灣，他大概死了吧？他被軟禁在新宿，蔣介石沒有殺他，這裡面有私情。這些私情我們當小兵的就弄不懂了。對他的事新聞封鎖，我們也聽不到。他在陽明山青山路住過，一般人見不到他的。拿我的看法，他當年不算犯罪，也算是愛國人士。他的副官還在台北開館子，名叫陝西菜館。我去吃過牛肉饃，吃的人很多。
我現在年齡大了，八十九歲了，以前的熟人基本上找不著了。我個人認為兩岸之間的紛爭終究還是會解開的。不能搞兩個中國，那不成體統，大陸和台灣遲早要合起來，國家不能分離，這是大多數人的心愿。我希望兩岸和氣，有話好好講。你一打，老百姓就完了，生活就不好過了。大陸那么大，物資東調西調，還可以維持。台灣你調哪裡？從基隆到高雄就完了。
十一、少小離家老大回
我第一次回大陸是民國七十六年（即1987年——作者），隔現在也差不多有二十六年了。那年剛開放兩岸探親，我是宣布開放不到一個禮拜就去的，是第一批。初次回大陸很興奮，很緊張，由於對政策理解得不夠，去之前我預先訂好了返程機票，只打算在老家逗留一天，看一下就走。自己畢竟當過國民黨軍人，和共產黨打過仗，我害怕如果呆得太久，會被人將過去的歷史舊賬翻出來，說不定還要追究政治責任。我在台灣的家人也擔心這點，但他們都很理解我，知道我年紀越大，思鄉的情緒就越濃。我與爸媽已經四十多年不通音訊，從時間上推算，他們當時至少有七八十歲了。我雖然不敢抱太大奢望，但還是忍不住幻想著與二老相見抱頭痛哭的情形。
遠遠看見昆明拓東路岔街口我家的房子，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大門兩旁那對熟悉的石獅子還在，房子裡面依然是一所國小，只不過名字改了，不再叫聚奎國小。附近的聚奎樓也拆掉了。學校大概放了假，沒什麼學生，只有幾位退休教師模樣的人，正在小天井裡用磚頭搭建的灶台上燒飯，天井兩旁的菩薩全都被人用布遮擋起來了。
我家的房門鎖著。我問學校那位看門的工友，這房門是誰鎖的？那工友回答我，是上面領導讓鎖的，聽說這一家還有人在台灣。我告訴他我就是從台灣來的。他去拿鑰匙來替我開了門。屋子裡只剩下蒙滿灰塵的桌椅板凳和一張老式架子床。那張床多次在我的夢中出現過，它是我小時候和媽一道在上面睡過的。除此而外，家裡面其他好一點的家具，包括那些古色古香的銅香爐和銅燭台全都不見了。
我向那工友打聽情況，他什麼都不清楚，只說岔街口有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的人認識我父母，還和我父親一道喝過茶。於是我讓那工友帶我去岔街口找他。那人姓李，他告訴我說，我的爸媽早在二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中就去世了。他們二人被批判過，還游過街。我還向他打聽小媽肖氏和她的兒女們，他說不認識他們。
當晚我在那張架子床上住了一夜。工友為我拿來鋪蓋和棉絮，還替我點了一盞小油燈。屋子多年來無人居住，電路早就不通了。床上的蚊帳也是那工友在屋子裡找到的。蚊帳很舊，大概是我父母生前用過的。我一夜沒有睡好，腦子裡想的全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當年自己幼稚不懂事，偷偷翻窗逃走，連一句話也沒給家人留下。這幾十年我一直在外面扛槍打仗，東奔西跑，二老肯定時刻牽掛我，擔心我會戰死沙場。我家天井裡面有菩薩，媽媽或許會一早一晚去那裡上香，替我這淘氣的兒子祈求平安。一想到這些，眼淚就不知不覺流下來。
第二天清早起床，也沒跟那看門的工友打招呼，我就趕緊走了，機票返程的時間快到了。當我第二次回到昆明，又是幾年以後了。我想去尋找父母的墓地，替可憐的二老燒一炷香。我再去岔街口去見那位姓李的鄰居時，他卻因病不幸辭世了。我家房門依舊鎖著，由於時間相隔了半個世紀，那條街上已無人知曉我父母的情況，更不認識我這個鄉音未改的台灣老頭兒。
第三次再回去，城市的改變非常大，完全認不出來了，我老家的房子也拆掉了。-
我第一次回大陸是從台北松山機場到香港轉機。在香港機場的時候，五點整的飛機，過了二十分鐘還不起飛，我聽見有人問，為什麼還不開呀？機上工作人員說，在等一個人，是從台灣來的。我就問，請問你們等的台灣人叫什麼名字？他們就告訴了我。我說我就是孫雲武。他們聽了立刻給控制台打電話，然後很快起飛到了昆明。我回台灣之後把這件事講給兒女們聽，他們也都笑死了。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潘維和也讓我講自己的故事，說是要寫一本書。那時我還不像現在這么老，思維清醒多了，現在很多關鍵性的細節都回憶不起來了。我與潘維和的關係最好了，每個禮拜我們都要在一起喝點酒。別人見了感覺奇怪，文化大學的校長居然會跑到我家來玩。其實他們不知道，我們倆認識多少年了。
（此文根據錄音談話整理。老人一直生活在台灣，偶爾才會回到大陸，很多訪談實際上都是通過QQ聯繫完成的。在此期間曾得到過老人的女兒孫志珍女士的支持和幫助。特在此表示感謝！）
責任編輯 周昌義 徐子茼
媒體評價
四年前，崔永元花費一億兩千萬元做《我的抗戰》，口述歷史因此被廣泛認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歷史愛好者投身其中。盧葦（網名“重慶葦子”）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因名帖《我家沒有寶馬車，只有藏書數千卷》走紅網路。去年8月，她採訪並寫下了一位台灣抗戰老兵的故事，今夏發表在純文學刊物《當代》上。
“我和蔣介石距離近了”
盧葦問她的“台灣爺爺”，有沒有見過蔣介石。孫雲武回答說見過，因為他工作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後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為“國防研究院”），就是蔣介石創辦的。“我在研究院裡見過蔣介石、陳誠、白崇禧、羅卓英。我還替蔣介石保管過校閱用的敞篷車。”
這讓盧葦感到，歷史原來離她那么近，“有個‘中介’把我和蔣介石聯繫起來了，雖然台灣爺爺也只見過他一面，只是遞個檔案”。
“我以前寫的是大人物的歷史，因為我找不到活生生的材料，我只有通過教科書和網路自己去了解。現在選擇做口述歷史，因為我發現那更真實也更具有可信度”。
在採訪的過程中，盧葦也有疑惑，她隱約感覺到老人對部分涉及政治敏感的話題有所保留，但她仍然選擇相信老人並原樣記錄了下來。同時她也驚喜，一位國民黨的老兵，言辭中透露出那么深切的對兩岸和平的期盼。
《當代》主編周昌義去年8月第一時間回復了盧葦的投稿（《與民國對話：烽火連天的回憶》），他稱文章“好就好在有個人的命運和時代的命運。以你的年紀，能夠這么採訪過去時代的老人和不同命運的今人，本質上是能夠關心別人，而且是很費勁地很努力地關心別人，這是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的弱項”，並鼓勵她長期發掘下去“善莫大焉”。
但盧葦只進行到第二位老人（《88歲老人講述重慶往事》），就暫停了計畫，因為擺在她面前的事太多，比如即將出版的新書《一生花掉一萬億》， 比如最最喜愛的繪畫事業，似乎每一件都無法放手。
文/重慶青年報記者席郁蘭圖/攝影記者龍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