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劉少奇
立三路線在各種基本的重要問題上被克服過來了。但立三路線之中的一個問題，至今還殘留在黨內，還沒有被完全克服過來，那就是實際工作中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因為這個錯誤長期殘留在黨內的緣故，因為在黨內揭發與反對這種錯誤之鬥爭異常不夠的緣故，更因為這種錯誤是在實際工作與實際鬥爭中千百次重複表演的緣故，所以它給黨、給革命的損害也最大。如果從今天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來看，那末，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就成了黨的主要危險。
今天的形勢，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變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階層除開極少數甘心做亡國奴和漢奸的人之外，甚至從前是動搖的、反對革命的，現在都開始或已經同情、贊助與參加抗日反漢奸的民族革命鬥爭了。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團聚各階級、階層、派別及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這時如果我黨不能完全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那就談不上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廣大民眾的抗日反漢奸運動，就不會在我黨的領導之下開展起來，那就要障礙著我黨和革命的前進。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過去若干年來所給予黨的損害之具體事實，差不我每一個黨齡較長的同志，尤其是領導和參加過民眾鬥爭的同志，都可以說出很多來。如果簡單地說，那就是：在嚴重的白色恐怖情況下，當我們在某些工廠學校創立了我們的組織，積蓄了一些力量時，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當我們在反日或某種口號與綱領之下，創立了公開的比較有廣泛民眾基礎的組織時，它不把參加這種組織的民眾和其他派別的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弄到這種組織完全不能公開，只剩下幾個“布爾什維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還有根本就不到民眾中去，僅僅坐在房子內空叫的關門主義。至於在黨內鬥爭中對於這些事實採取什麼態度呢？那就是：把組織基礎和工作弄塌台的、把民眾和同盟者趕跑了的同志有獎，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負責的工作；而那些在長期艱苦工作中謹慎將事的、把組織和工作創立起來的同志，倒少有不給他們戴“和平發展”與“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受到打擊和撤銷工作的處分。這就造成黨內許多同志害怕犯右傾錯誤，故意表示左些的現象。結果是助長了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在黨內的鞏固和發展。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表現在完全不懂得指揮民眾鬥爭的戰略戰術。“六大”的決議說：“準備武裝起義”；最近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說：“積蓄工人民眾雄厚的力量，以準備決定勝負的戰鬥”。但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者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與這些決議相反。當我們的工作僅僅在一個或幾個工廠學校做好了，就要指揮這一個或幾個工廠學校去和敵人決鬥，要這些工廠學校單獨舉行政治的罷工、示威遊行，給予超過他們當時力量所能勝任的鬥爭任務。黨內許多同志跑到這些工廠學校去，在報紙上宣布這些工廠學校為黨所領導等，結果就沒有不被敵人各個擊破的。我們開始有了一點基礎和力量，就這樣被消耗和浪費掉，這就自然不能積蓄工人階級雄厚的力量。所以每到一個重大事變（如“九一八”、“一二八”來臨，廣大民眾起來鬥爭時，我黨常因自己在民眾中缺少基礎和力量而無從執行當時所提出的任務感覺痛苦。我們不知道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不知道只有將那些已有的工作、組織和力量保存與鞏固起來，才能在這些基礎上去擴大與加強我們的力量，以準備和敵人進行勝利的決鬥。我們同志常常是急性的、不顧勝敗的，不顧事後結果與影響如何，總是盲目、莽撞。結果不能不使得我們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更加困難。
如果我們在紅軍中，要保存與愛惜我們的力量，要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避免在不利條件下和敵人作戰，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擊敵人較弱的一點，以取得勝利，那末，我們在白區城市中指導民眾鬥爭，卻完全是違反這種戰略戰術原則的。對已有的力量，尤其是對民眾中的領袖與幹部，不設法保存與愛惜，不管在什麼條件下，只要是紀念節就同敵人作戰，不從爭取勝利的觀點出發而盲目地進行鬥爭。結果，我們在紅軍的鬥爭中得到許多偉大的勝利，而在白區中心城市的鬥爭中則與此相反。
紀念節在過去幾乎成了我黨冒險主義“教徒”的“禮拜日”。在這一天，照例要發宣言、發傳單、出特刊、關車、罷工、到馬路上示威、叫口號、開會等。在嚴重白色恐怖下不管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民眾的情緒，不管敵人的戒備和陰謀，我們是照例要做這些事的。甚至完全沒有民眾，僅僅只有我們的幹部，也要到馬路上叫口號、散傳單、打石頭――示威。為什麼在形勢與條件不好的時候，眼看著要受到敵人嚴重的打擊還不停止這些事呢？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者，不承認形勢與條件也可能對示威有不好的時候。他們認為這是“禮拜日”，不管天晴落雨總是要作“禮拜”的。結果在這些紀念節的損失，是難以計算的。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表現在完全不懂得領導民眾的藝術，不懂得領導黨和領導民眾的不同，不懂得黨的基本口號、基本綱領與目前的行動口號之聯繫。我們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與條件，根據民眾覺悟的程度，提出民眾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的方式，去發動民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民眾的鬥爭逐漸提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而是常常要民眾去背誦我們的基本綱領和基本口號，或是提出今天民眾還不了解、還不能為民眾所接受的口號、要求和鬥爭方式，去強迫民眾接受，強迫民眾鬥爭。甚至不經過民眾的同意，用民眾團體的名義發表同黨一樣的、在當時環境下不能允許的宣言、傳單和檔案。對於任何一次民眾鬥爭，不管條件怎樣，都要機械地“堅持到底”，即堅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費盡了才止。在形勢極不利於戰鬥繼續延長的情況下，他們還認為“在相當條件下結束鬥爭、復工、暫時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議是機會主義。這樣，就使得民眾鬥爭不能發動；或者在鬥爭發動後，民眾離開我們，不接受我們的領導；或者放棄了某些勝利的條件、機會，使鬥爭受到打擊，直到最後的失敗。他們領導民眾的方式與領導黨組織的方式一樣，使民眾團體的工作方式重複黨的工作方式，結果在偵探嚴密監視下，就沒有法子不使民眾團體的組織也縮小到和黨的組織一樣。
當著民眾或者某些派別起來鬥爭，反對日本，反對現政府時，只要他們的口號綱領不完全和我黨一樣，我們的同志常常是不積極去參加與援助這些鬥爭、幫助他們達到目的，並努力使鬥爭擴大，以實現更大的要求。我們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觀的地位，忙於去批評這些鬥爭、口號和綱領如何不徹底，如何成為反革命的欺騙民眾的東西，咒罵這些鬥爭的領導者，甚至號召民眾脫離這些鬥爭，去反對他們的領袖。結果，把這些民眾和同盟者完全關在門外。民眾或某些人要起來抵制日貨，我們同志忙於批評抵制日貨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不去參加、贊助這些人抵制日貨，使之變為廣大的民眾運動；民眾與某些人提出口號要槍斃王正廷，我們同志忙於批評這是反革命欺騙民眾的口號；某某人拿出錢來援助反日罷工工人，我們同志硬要在民眾中宣布他們是企圖收買工人；某某派提出工農商學兵大聯合抗日，我們同志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裝占領了滿洲，我們同志卻強調地提出“擁護蘇聯”的口號，把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位。這樣，怎能使我黨和同志走到廣大民眾中去！
當著我們在某種部分的綱領和口號之下，團結了比較多的民眾和各種派別的人在我們周圍，建立了真正的民眾組織時，我們同志是一個綱領之後再加上一個綱領，一次冒險鬥爭之後再加上一次冒險鬥爭，使這些組織中的民眾和同盟者完全離開，直到剩下我們同志幾個人。上海工聯、反帝同盟、民眾抗日會、左聯、社聯以至許多工會，開始時都是有廣大民眾基礎的，我們同志總是不會把這些組織的民眾基礎更加擴大，而只會把它縮小到完全沒有民眾。在這些組織的領導機關中，總不能容許其他派別有一個人和我們共事，而必須是“清一色”。我們奪取了黃色工會的民眾和領導機關，總是忙於把它“轉變”成赤色工會，以至弄到塌台。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似乎是不許黨外再有民眾組織的。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完全不懂得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推動這些矛盾爆發，不懂得同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以削弱敵人反對我們的總的力量，破壞敵人反對我們的聯盟。而我們同志常常自以為“最革命、最徹底”，要打倒一切敵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一切軍閥，打倒一切豪紳、地主、資本家、富農，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別和黃色工會。我們同志是“絕不妥協”、“絕不讓步”，什麼都要打倒，但實際上是什麼都打不倒。結果是拒絕了今天還可能與我們合作的同盟者，把他們推到反動營壘中去，鞏固了敵人反對我們的聯盟，加強了敵人反對我們的總的力量。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完全不懂得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聯繫。在嚴重白色恐怖下，公開工作的範圍應儘可能使之擴大，一切可能公開進行的工作，都應公開地進行。而秘密工作的範圍，應儘可能使之縮小，僅僅只有不能公開進行的工作，才應該秘密地進行。但我們同志所做的恰與此相反，許多可以公開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機關來做，許多可以公開發表的主張、論文，要拿到秘密刊物上來發表，或是發行秘密的傳單、宣言等。我們同志忽視與放棄公開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機關無限制地擴大起來，秘密的刊物、檔案特別多，特別長，一般檔案“機械化”、“八股化”，這樣就使民眾工作極端縮小，而使秘密機關到處膨脹，結果是便利了敵人的偵探。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應在形式上與方法上使二者嚴格分開，在內容上與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聯繫。但我們所做的是在形式上與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錯雜起來，這樣就破壞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開工作。我們同志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民眾行動、某些民眾團體、某些工廠學校為黨所領導，在某些地方開了某些秘密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某些事項，便利了敵人來監視我們。在某些地方或工廠，敵人還沒有發現我們的組織，我們的活動還可以避開敵人的耳目，但我們同志在這些地方卻完全無必要地散發黨的秘密傳單，寫出黨的口號，使敵人能從這些地方來找我們。對公開的民眾團體，不是設法讓它更公開些，範圍更廣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開的範圍都逐漸縮小，直到完全不能公開，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開的附屬組織都轉變成為赤色工會，說是什麼“赤色工會的中心作用”。結果就是取消一切公開工作，使一切附屬組織都秘密起來。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了解民眾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聯繫。輕視經濟鬥爭，對經濟鬥爭的重要性和意義估計不足，不了解民眾的經濟鬥爭同時就是政治鬥爭，要機械地在民眾經濟要求上加上政治口號和政治要求。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知道向那些願意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與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民眾。而我們硬是一成不變地提出這么多綱領、這么多口號，少了一條也不行，結果是拒絕了這些同盟者。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也在黨內組織問題上嚴重地表現出來。反對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害怕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加入進黨內來，尤其害怕某些軍官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加入進黨內來。黨內鬥爭許多是過分的、機械的。對於那些思想上、理論上沒有準備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的錯誤，關門主義者硬要依照直線的理論，說這是“系統的機會主義”，替他造出系統來。下層同志的自動性、創造性、自我批評被抑制著，在黨內造成了害怕犯錯誤，害怕犯右傾，害怕說話，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現象。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在哪裡？負責者是誰呢？自然我們不能怪那些下層的同志，而是領導機關在黨內鬥爭中犯了錯誤，不採取同志式的、誠懇的態度愛惜同志和教育幹部，往往是過分地打擊同志與幹部，把打南下層組織、打擊幹部的錯誤鬥爭方式，認為是“推動工作”的唯一方法，不採取教育與說服的方法去推動下級和幹部的工作。我們沒有在黨內造成同志不怕犯錯誤、不怕批評、歡迎批評和放手工作的現象，這種現象是發展下層同志自動性與創造性的必要條件。
以上這些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在黨內長期繼續與重複的結果，使黨脫離民眾，使黨孤立，使同盟者離開我們，使某些部分的民眾和同情者對黨產生某些疑懼，使許多企業中的很好的同志和民眾離開我們，不願見我們的面，使許多的工作和組織塌台，使許多的同志和幹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與屠殺。而在另外一方面，就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進攻的資料，幫助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發展，便利了敵人的偵探和姦細對党進行破壞。過去我們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漢口、廣州、香港、天津、北京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這種錯誤的損害也最大。在這些中心城市，我們現在的基礎也最弱。原因在哪裡？自然，白色恐怖與叛徒破壞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主觀上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
關門主義的根源是：因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別，所以不敢和他們暫時建立鬥爭的聯合戰線，甚至不敢和他們來往談話；因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動派別會動搖自己，影響自己，所以自己關門；因為對新的形勢估計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間階層和許多社會上層分子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統一戰線。左的關門主義在實質上與右傾機會主義是同一根源。
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者還常常對目前形勢作一種空洞的、誇大的估計。上海、天津這樣的中心城市，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們有時竟可以估計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為蘇維埃區域。所以他們敢於冒險，認為不必要做長期艱苦工作，不必要聚積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和敵人決鬥。對於一個工廠的罷工，他們可以從世界革命如何有利於我們的形勢分析起，要這個工廠和敵人立即進行決鬥，似乎世界革命在當天就可以與這個工廠的罷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敵人，不必根據這個工廠革命與反革命實際力量的對比來決定鬥爭的策略。當著他們在上海舉行一次沒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損失的時候，他們一樣可以估計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遠的意義，如何影響了多少人，如何推動了革命、加速了反動統治的死亡，如何成為什麼什麼的信號，以及如何要反對對這次示威意義估計不足的機會主義等。但對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幹部以及在組織上的許多損失，他們是看不見，也是不願意看見的。似乎這不算什麼，不要緊，明天革命勝利，這些損失馬上就可以彌補起來。對於形勢的這種空洞的、誇大的估計，常常成為冒險主義的基礎。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者沒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到現在有九年了，為什麼上海、漢口、天津這些地方還沒有變成蘇維埃區域？倘若他們早想到這一點，以九年的艱苦工作來聚積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那末，他們也許不會那樣浪費革命的力量，而認識到積蓄力量和保存幹部的必要了。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就在黨內滋長起來，到立三路線時代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四中全會以後雖有改正，但基本上沒有轉變過來，而這些錯誤的惡劣影響直到現在黨內還是殘留著。過去我們揭發與反對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鬥爭是不夠的，有些同志還沒有認識到這種錯誤給予黨的損害有這樣嚴重。在以前，我們沒有給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以應有的打擊，更說不上致命的打擊。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組織弄塌台，但是我們沒有拿這些事實來研究，開展鬥爭，給這些同志以應有的必要的處罰，以教育同志。因此，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就在黨內嚴重地長期存留著。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現在必須徹底揭發這些錯誤，必須給這種錯誤以致命的打擊並把它徹底從黨內肅清出去。教育我們同志學會領導民眾的藝術，學會策略的運用，大膽放手地讓我們的同志和幹部到廣大民眾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賣國賊的統一戰線建立起來，把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組織起來。雖然我們一些同志和幹部在這裡可能犯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我們有久經鍛鍊的、經驗豐富的黨，有無數忠實於革命和黨的幹部與同志，只要提高我們的革命警惕性，我們完全能夠克服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完全不應該害怕這些錯誤以至裹足不前，我們要率領無數千萬的革命民眾走上民族革命的戰場，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
一九三六年春劉少奇到天津，負責指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為了貫徹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的精神，肅清白區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他寫了許多文章。本文原載中共河北省委的內部刊物《火線》第五十五期，題為《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文中“立三路線的殘餘”主要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