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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修四庫全書》作為我國迄今為止最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的續編，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准的國家重點出版工程。《續修四庫全書》從1994年開始啟動，歷時8年，到2002年4月完成了全部1800冊的編纂出版工作。從《四庫全書》到《續修四庫全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四庫全書》編成以來，數代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曾多次倡議續修。清嘉慶初年，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利用職務之便，在江南陸續採購《四庫》未收書 170多種，向朝庭進呈，並撰寫《四庫未收書提要》。這可以說是乾隆以後對《四庫全書》擬加補修的開端。光緒十五年（1889），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書提議“重新開館，續纂前書”；此後，喻長霖、孫同康等也都有續修之議。1919年，葉恭綽等赴歐洲考察回國，動議影印《四庫全書》，金梁復以為“書不易續，目則易修”，建議將“二百年來新出書籍”，“始存其目，以待後來”。二者皆因亂世未果。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計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銷售贏餘“請海內通人，選擇四庫存目及未收書，刊為續編”。1928年，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的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擬利用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將續修《四庫》之事列為課題，並開始購求古書。同年12月15日，當時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將軍，也曾提出“擬墊私財”對《四庫全書》進行影印、增補、續修的倡議。但其後因日軍侵略我國東北、華北，時局動盪，續修之事也就逐漸停息，只有北平的一些中國學者為續修撰寫了相當一部分乾隆以後著述的提要，總算為近百年來未能實現的各種動議、各種籌劃留下來一些實績、一點見證。
續修《四庫全書》之所以必要，還因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從乾隆中期以後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國學術又積聚了大量重要的成果。清中期的“乾嘉之學”是清代學術中最具特色的，其代表人物如紀曉嵐、戴震等均參與編纂《四庫全書》，受編纂體制的限制，他們的著作不可能收入《全書》。清後期，尤其在鴉片戰爭（1840年）以後，文化學術因受國勢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衝擊而另闢新境，新思潮層出不窮，形成從魏源到章太炎為代表的“新學”；加上散失海外的古籍善本回歸本土，考古發掘使竹簡帛書重見天日，秘藏民間和以稿本形式流傳的優秀著作不斷面世。以上這些數量可觀的古籍，都還來不及進行系統整理。通過編纂、出版《續修四庫全書》，既可為《四庫全書》匡謬補缺，又能繼往開來，對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學術文化發展進行新的歸納總結。
《續修四庫全書》的收錄範圍既包括對《四庫全書》成書前傳世圖書的補選，也包括《四庫全書》成書後著述的續選。補選之書主要是被《四庫全書》遺漏、摒棄、禁毀，或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的圖書；《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書籍；四庫館臣對戲曲、小說持鄙視態度未予收入，此次編選根據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擇優選收，這也是“續修”具有開創意義之處。對乾隆中期以後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圖書，儘可能選收各學術門類和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是清代中期以紀曉嵐、戴震、翁方綱、彭元瑞、任大椿、孫希旦、王念孫、阮元等為代表的“乾嘉學派”著作，清後期以魏源、龔自珍直至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等為代表的“新學”著作。此外，新從海外訪回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編的竹簡帛書也酌予選收。《續修四庫全書》總共收書 5213種，比《四庫全書》增加51％。在編纂、出版過程中，曾向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82家藏書單位商借底本，每種入選圖書，均選取最佳版本影印，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為四庫館臣所未見。這是繼18世紀清朝編修《四庫全書》後，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大規模的清理與匯集。
《續修四庫全書》沿襲《四庫全書》體例，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用綠、紅、藍、赭四色裝飾封面，16開本、精裝1800冊，分經部260 冊，史部670冊，子部370冊，集部500冊。它與《四庫全書》配套，構築起一座中華基本典籍的大型書庫，中國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薈萃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