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漢語詞語]](/img/f/7d1/nBnauM3X0cTNyQDMwUjM2AT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IzLyg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緬懷[漢語詞語]")
詞語概念
基本解釋
[cherish the memory of;think of past events] 遙念，追思。
緬懷亡友。
引證解釋
指遙想；追念。
1、晉 陶潛《扇上畫贊》：“緬懷千載，托契孤游。”
2、宋 蘇軾《甘露寺》詩：“緬懷 臥龍公 ，挾策事雕鑽。一談收猘子，再說走老 瞞 （ 曹操 ）。”
3、宋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岳侯追封》：“緬懷英概，申畀愍章。”
4、明 林鴻《感秋》詩：“緬懷古哲人，信與大運並。”
點染蠟燭緬懷5、阿英《回憶杜國庠同志的文學活動》：“追念亡友，緬懷先烈，將怎樣的加倍努力，才能無負於黨的期望，並無愧於心祝死者的安眠啊！”
相關詞語
緬慕 緬然 緬緬 緬憶 緬維 緬邈 緬思 緬靦 緬訴 緬想 緬求 緬邁 緬述 緬遠 緬絕 緬渺 緬匿法 緬惟。
不經懷 鴻鵠懷 破懷 娩懷 明月入懷 攄懷 託物感懷 積懷 厝懷 人懷 詠懷 強懷 苦懷 鄙懷 撫懷 肺懷 誠懷 風懷。
緬懷文章
懷念母親
當2009年悄然而至的時候，我不由的想起母親已經離開19年了。她一生平平，但在我的心中是偉大的。
她1945年“8.15”後既參加了幹部培訓班並參加工作，應也是老資格了。但由於我的哥哥、姐姐無人照料，不得不照顧他們而影響了她的工作。多年來，我從未聽母親說過後悔的話，她無願無悔，為我們辛勤操勞了畢生。
母親有一雙靈巧的手，加之從國小習裁縫，能剪能裁、刺繡俱佳。每年她為全家人做棉衣十幾套，為好友等做精美的棉裝。我迄今還保留她做的棉衣兩套以懷念母親。長期的飛針走線，用眼過度，使她戴上400度的花鏡。有時她換線時頗費力我們在旁僅能幫她認針。
由於父親一直做領導工作，整日忙於公務，根本無暇顧家。因此母親一手支撐著我們的家，她是我們家的擎天柱。特別是在那特別的年代，我們一家八口，除大哥、大姐已工作外，余者五人天各一方，父親在幹校，我們姊妹兄弟四人下鄉。一家人活生生的被拆散在六處。母親在家心繫八方，家裡是後勤補給站、信息中心、我們的度假聖地。而這一切都由母親一人獨撐。她的心裡裝著全家人的事，想的都是我們的事。她把一切安排的井然有序，使我們在外遇驚不亂，遇險不驚。整整十年的時光，她為我們可謂操碎了心。正是由於母親給我們的那么多，給了我們無窮的力量，才使我們安然走過那段非常的歲月。正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1978年我們全家又重團聚在一起，回到母親身邊。又可以在她的膝下訴說我們的個自情結，酸甜苦辣。看到她臉上平添的皺紋、兩鬢增加的白髮，我們都知道這是她這么多年風風雨雨給她的回報。
母親在我家的花園裡養了許多的花和十幾棵葡萄。花主要有月季、達木蘭。月季花里還不乏珍品。她曾給我介紹月季是色越深越好，其中以黑色為尊。葡萄有玫瑰香、蜜蜂紅、巨峰、馬奶子、白香蕉。每到熟季我站在葡萄架下便大吃一頓，過癮得很。並養成了愛吃葡萄的習慣。她在旁看我的吃像，臉上總是露出開心的笑容。她辛勤了一年，都被我們享受了。其實我平時最多也就是給葡萄澆澆水，還是偶爾的。
侍養這些肥、土需要多。僅肥就有什麼馬蹄子水、大豆水、豆餅之類。葡萄還需要上豬血、雞血的。果實上顏色之用。葡萄剪枝等都有一定的技術含量。我們只是顧吃了，實際老人家為此買書學習，的確是下了不少功夫的。那一朵朵美麗的鮮花 、綻放的奇葩、累累碩果無不浸透著她的心血汗水。
我們兄弟姊妹總是圍繞在她的周圍，願意和她老人家匯報自己的工作、家庭等瑣事。她總不厭其煩地聽我們的絮叨。有媽媽的日子真好，我從未聽到她訓斥，不管做錯了什麼。母親的寬容真是世間無法媲美，這就是母親的偉大之處。
我們兄弟姊妹和父母親沉浸在這無比的歡愉之中，盡享天倫之樂的時候。一天母親的右手的拇指突然感覺異常，大姐做為醫生讓她去做左腦的CT。到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拍了CT，並被診斷為腦血栓。不久她入該院治療。用一些蛇膽、高分子之類的藥。結果不到一周便半身不能動，又過一周吸氧。正當我們不知所措的時候，大姐遇到了董教授。他是我家的多年故交，聽說母親病重住院。立刻到母親病房探望，當他給母親做了檢查之後便斷定母親不是腦學栓。於是他給總值班室打電話，調來小型的超生波掃瞄器。結果母親的心臟幾乎比常人大一倍。他告訴大姐母親的心臟外有一層積液，如此積液是紅黃色的則不好，其它顏色的無妨。於是他親自為母親做心包穿刺，結果抽出的積液正是紅和黃色的。董大夫事先預料的最不好的情況出現了，化驗結果證明了教授的診斷無誤。母親患的是最可怕的腺癌。已經沒有醫治的可能。這實際上給母親確定了唯一的去向，我們最不願聽的。癌——這是多么恐怖的一個字！癌幾乎就是死亡的代名詞。
教授為母親制定了治療方案：超大劑量的青黴素輸液。由於積液的壓迫心臟只能出血，她的腹腔里已經都是血。只有如此才能維持生命。這時母親已經不能平臥，睡眠也是半坐著靠著。口吸氧，手腕扎著輸液。我和大弟還有兩姐姐日夜輪流陪護。記得非常清楚1990年7月6日白天是我陪護，母親問我你大哥怎么還不會來（大哥在遼寧省政府駐武漢辦事處工作）?我說我已經打過電話，很快就會回來。她又問我:“我是不是這次回不去了”我說：“醫院會全力已赴的。”她讓我拉開窗……
晚上大哥到了醫院，我們兄弟姐妹六人齊聚在母親的病床前。晚10時許大哥留下陪護，我們姐弟五人回到家中。凌晨二時時分，我們剛剛躺下，噩耗傳來，我們敬愛的母親與世長辭了！她那顆為我們操勞一生的心碎了！享年67歲。
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大哥帶著長子的濃情所致的悼詞打動了到場的100多送行者。那天，天公仿佛也知道似的下起雨來。三年後我們為母親買了墓地，讓她老人家安息！
我們多想還能圍繞母親的身邊，隨意的說笑懇談；我們多想遇到困難是再找母親聊聊……
然而時光已不再……
每年我們都去墓地祭拜母親，母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09.1.1張說《東山記》：“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
其它相關
譚嗣同
詩魂擎乾坤（回族）
茫茫宇宙，亘古不語。自然空間，群星燦爛。那最早閃現的，一定很孤獨。文化思想的星空何嘗不是如此呢？
一顆渴喚自由意志的心，一顆敢於換取歷史主體覺醒的頭顱，太早太強烈地感受了幾千年文化潛伏的病痛沉疴，發出了痛苦的吶喊；太早太殘地忍視了封建專制了幾千年的恐嚇淫威，換取了後來者的醒悟。可是，同時代的人聽來，卻好似囚犯掉了一顆鮮血滴瀝的腦袋。直到世紀轉折，時代更替，潛伏沉積的病痛癥結完全暴露出來，新一代人才從這瘋子的狂言亂語中聽出了先知的啟示，才從這掉了鮮活頭顱人的勇敢果決中看出了民族的價值取向，民族的覺醒。
今天，當我們這個世紀也已經接近臨界點的歷史時刻，倘若要探溯本世紀唯意志論思潮的源頭，我們確實發現不能撇開譚嗣同。一百年前他倒在了淋漓的血泊之中，可他的影子卻籠罩了整整一個世紀。
譚嗣同所處的時代，非常險惡，清政府已日薄西山，風雨飄搖，加之太平天國起義的沉重打擊，使腐朽的滿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嚴重地動搖了清王朝已經破碎的統治基礎。從鴉片戰爭開始，兩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侵略加速了中國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進程，也將中華民族推向了沉重的淪亡危機的深淵。站在這一文化背景上的譚嗣同，以無比痛心疾首的華夏民族的憂患意識，奔走呼告，吶喊警告國人，民族存亡的劫難將要臨頭，時代的重心、焦點要聚結在自強改革、挽救亡國滅種的“劫運”上。要自強，要改革，就必須徹底批判桎梏中國人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譚嗣同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政治眼光、氣魄、果敢，審時度勢地來醫救中華民族沉重的病疴。儘管他的身上瀰漫著資產階級的幼稚氣息，但在他的內心世界裡驅動下的堅定絕決，抨擊封建強盜政治，痛斥封建的三綱五常的慘禍酷毒的意志、懷古張力是那個世紀轉折點上，絕無僅有的。
在譚嗣同看來，三綱五常中的君臣關係最黑暗，最沒有人道味兒。他召喚世紀轉折點上的人們從酣夢與疲弱中省悟，衝決裙帶血源的羅網。他痛快淋漓、直言不諱地說：“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君子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1）他的這種打破偶像，對封建制度、思想、價值取向以致整個封建文化予以掃蕩廓清的巨大勇力來自德國偉大天才哲學家尼朱思想對他的影響。
譚嗣同是要中西方文化的巨大撞擊中孕育出來的一位思想家，尼采的思想滲透了他的靈魂，他以厚今薄古、洋為中用的態度來衝決封建的細常倫理之網羅，他以批判的思維方式對待那些守舊者的泥古不化。同時，又突破了早期改良派的中體西用倫的藩籬，提出“中外通”的觀戰借鑑西方的科學、技術、民主和社會政治學說，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這種體現社會發展風在要求與趨勢的深刻思想，由於處在封建專制和列強侵侮的雙重逼迫下，顯得異常的猛烈。儘管譚嗣同對光緒存有幻想，但他畢竟表現出積澱於很久的心理情感矢量。他盛讚法國的大革命，渴求去陳勝、楊玄感那樣的反叛者。這種激昂慷慨、自強改革的急切態度，意願，與世紀轉折點上中國民眾缺乏革命的覺悟的社會現實存在著巨大的矛盾，是譚嗣同只得依恃“心力挽劫運”，走向尼采意志論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於是，譚嗣同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傳統的封建天命論。他心理很沉重地說：“天與人不平等，斯人與人愈不平等。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扶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骨天下而殘賊之，我以為天之所命，不感不受。”（2）他的觀點透徹犀利，針砭天命是統治者的偽造的實質，揭示出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崇天敬天的心理特點，為封建帝王2偽稱“天命”提供了生根開花結果的肥沃土壤。封建統治者對人民採取“民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的遇民政策，漢民族又是一個無宗教信仰的多神崇拜的民族，統治者以人格化的天神來驅使老百姓屈從，自然也是順惠理成章的。在譚嗣同看來，只有把人同天平一樣對等，才能衝決天之羅網，人民才有尊嚴可言。
為了衝決天命的羅網，他對唯意志力非常崇尚。他說：“人所以赤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當無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雖天地不能比擬，雖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毀之，改造，無不如意。”（3）在他看來，人的心力比天地的力量還大，既能對抗天命，又能改造天地。人的心力一旦達到“誠”的境界，金石為開。可見，“心為”就是人的意志力，心的內在強大驅動力。顯然，這是對尼采唯意志論的中國化陳述，揭示出人的意志力的動因作用和專一品格的巨大矢能。
這種巨大矢能實際上是同情仁愛之心力，即善良意志。譚嗣同又將“心力”分解為“機心和”“願心”兩面三刀種，“願心”可以挽救“劫運”，“機心”可以造劫運。他主張“以心力挽救劫運”，其“心力”是慈善、仁愛的心力，不是謀算、巧詐、詭計多端的心力；其“願力”是普度眾生，與民同樂的願力，不是只為自己享有，享用，享受，享樂的願力。所以，他主張以“仁”為自由意志的目的與歸宿。自然，他是以“仁”或“慈悲”為自由意志的價值取向。這樣，自由意志就達到與自身本體的合一。
可見，譚嗣同主張的心罰作用與自身本體的合一，就必須去除只為自己謀取功名得祿的“機心”，以仁愛之心待人，感召別人也去除“機心”，達到人我相通的仁的境界。顯然，譚嗣同的心力說表現出鮮活的非理性主義化身完全受尼采的唯意志論的非理性主義思想加以改造，使儒家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具備了：正是為了愛天下的人，才要以“心力”對抗統治者偽造的“天命”，才要以“願力”去除“機心”的歷史主體竟醒的思想內涵。
譚嗣同的唯意志論思想與進化論思想也有密切的聯繫。一八四零年以後的中國，已具備了哲學形態上的進化論。最早對進化論改造的是康有為，他以公羊“泄”說改造歷史進化論。而對中國近代哲學進化論貢獻最大的是嚴復，他翻譯的《天演論》哺育了兩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勻都用進化論去批判頑固派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錯誤觀點和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觀點，以推進變法維新。作為世紀轉折點上的譚嗣同，也是放眼於五千年的中華文化背景，立足於現實的政治改良，以西學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進而走向唯意論的。譚嗣同接受進化論，有他哲學上的理論積澱。他從《周易》中掌握了樸素辯證法的變易觀念，認識到世界、社會、自然是變動不居的。他說：“抑聞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物之變者宜也，而物極必反，則變而不失物則也。”（4）以此來批評頑固派的守舊泥古心理。譚嗣同還發揚了王夫之“道不離器”的唯物觀點，將體用與道器連結起來，批判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從而形成了他的“日新”觀，他說：“然公言新，則新與所新者亦無辯。昨日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烏足以狀其盛美而無憾也？吾又何嘗求其故於《禮》與《易》矣。《禮》著成湯之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系》也子之贊：‘日新之謂盛德’。言新必極之於日新，她足以為盛美而無憾，執此以言治言學，固無往不貴日新矣。”（5）顯然，這是一種歷史進化觀。譚嗣同把歷史進化的過程界定為由“逆三世”的過程而反為“順三世”的過程，把康的為的公羊“三世”說與〈周易〉乾卦六爻相配，形成“兩三世”說。使康有為的理想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的張揚。
作為世紀轉折點上的政治改革家的譚嗣同，他接受進化論並沒有把它當作科學理論，而是視作世界觀、哲學觀，以此看待歷史，並把歷史理解為有規律的客觀過程。他主張人只能順應歷史潮流及時地去作變革，否則就要亡國滅種。由此可見，譚嗣同的社會進化論的決定因素、內在動力是：善良意志，即對自由意志的渴喚。這“自由”就是建立一種“博愛、平等、科學、民主、自由”的社會理論政治制度，充分發揮心力的巨大矢能，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
譚嗣同進而把個體自由意志選擇的範圍，從倫理關係推廣到社會人生觀。作為社會改革家，他很自然地強調統一人民的意志去變革社會。自強要求諸已，靠人的主觀能動性，靠人的努力，靠統一的意志矢量。當人的主觀意志與客觀環境發生矛盾，環境作為外在因素阻礙自由意志的實現，使願望事與願違。他認為，人的自由意志並不因為失敗而泯滅，選擇的唯一標準仍然是主體的獨立人格自由意志。
譚嗣同的自由意志論是同他對人的本質的理解緊密相關的。他認為世界本體的“仁”是不生不滅又遍及萬象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與正統儒學的性善說有本質上差異。譚嗣同並不認為封建道德是上天賦予的，也不是封建綱常規定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之類。他認為 通是仁的最高原理，人的天賦道德是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科學的人道主義原則。另外，他還主張性善情也善，人的感性慾望是正當合理的。這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幼稚的興新資產階級的人生社會理想，是他自由意志論的又一側面的體現，是人文主義對從屬的讚美。
譚嗣同作為世紀轉折點上的思想先覺者，在沒有科學的社會理想，人民民眾又尚未深情的時際，社會變革需要他這樣的一意孤行、勇敢果決的豪傑。儘管他對國民的力量矢能的估計太過於膚淺，但對深刻的社會矛盾和危機的洞察是很深透的。正是這種眼光，才使他徹底地拋棄了苟安的生，選擇了慷慨悲壯的死，以淋漓的鮮血喚醒國民的覺醒。
驀然回首，百年春秋，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的解放，殫精竭慮，奔走呼告，無數先烈英雄，為推翻壓迫剝削，拋頭顱灑熱血埋葬了統治中國人民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們用堅挺的硬骨驅除了踐踏蹂躪中國土地的帝國主義到強，用生命的精魂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從此富裕起來了，中人民族以此強大起來了，人民民主政權從此堅如盤石。而領導中國人民前仆後繼、赴湯蹈火贏得這一偉大勝利、創造今天這一偉大建設成就的本世紀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他們的豐功偉績將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上，他們的英名也將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共存。
回溯上個世紀轉折點上的民族思想家譚嗣同，他用渴喚自由意志的一顆沸騰的心靈，用換取歷史主體覺醒的一顆思想的頭顱，震撼了無數的為民族解放鞠躬盡瘁的仁人志士的靈魂，扣響了無數的為人民謀求幸福的思想先驅的思維門限。在我們即將掀起中華民族深沉重的世紀之頁的歷史時刻，我們應該仰首遙望一下大自然的星空，一百年前在文化思想窨閃現最早的、最孤寂的巨星譚嗣同，用百年來人民血汗創造的人化自然與自然人化的全部豐碩成果作為祭品，來祭奠這顆在浩浩中華之魂中熠熠閃爍的永不殞落的文化思想巨星的英靈！
朱光潛
幾十年前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的前輩師長當中，不論就學問造詣的精深還是就道德修養的深厚來講，都要首推朱光潛先生。
我最早是在中學國文課本上讀到朱先生的文章的，文章的標題是《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當時我覺得文章寫得很有意思，讀起來引人入勝，絕想不到後來能成為作者的學生。作為一個曾經親聆朱先生教誨的學生，他那和藹而又嚴厲的面孔和他嚴格要求、誨人不倦的師長風範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隨著半個世紀歲月的流逝，這些印象不曾變得遙遠、模糊，而是顯得更加清晰、親切，終於凝成常常縈繞心頭的對恩師的深切懷念。
朱先生學問功底紮實深厚，寫作認真嚴謹。當年選進《北京大學國文選》的《咬文嚼字》一文是我讀到的第二篇朱先生的文章。朱先生非常重視文字的洗鍊，認為行文中一字之差，往往產生不同的效果。他說：“無論閱讀或寫作，我們必須有一字不肯放鬆的謹嚴。”又說：“更動了文字，就同時更動了思想情感。”朱自清先生稱讚朱光潛的文章“像行雲流水，自然極了”。又說“深入淺出的本領是孟實先生的特長”。（見《文藝心理學序》）其實這種文字表達的成功歸根結底還是來自作者在鍊字上下的功夫。
文如其人。朱先生這種在寫作上不放過一個字的認真態度自然也反映在他的教學上。記得當年在他開的翻譯課上，每一篇指定學生翻譯的英文散文（所用教材是徐燕謀編的《現代英文選》），他在講課前都自己先譯出來，以便在學生讀出各自的譯文時，立刻正確地給予改正。在翻譯課上，朱先生常常對學生講，在將原文譯成中文後，首先要問一問自己：“中國人有沒有這樣說的？”這個標準實際就是對嚴復所標榜的“信、達、雅”中“達”字所作的最淺近的詮釋。
朱先生在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的譯後記中說：“譯者所懸的標準只有兩個：第一是對原文忠實，第二是譯文儘量用流暢可讀的口語。”他在《歌德談話錄》的譯後記中講得更簡樸：“譯者所懸的目標只有兩條，一是忠實於原文，二是流暢易讀。”朱先生多年前在翻譯課上要求學生的也正是這兩條標準。
朱先生是位嚴師，上課時不苟言笑，顯得有些嚴厲，但更是一位敦厚長者，對青年學生飽含熱情。他總是抱著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的態度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記得有一位同學對翻譯課不夠重視，作業做得不好，因而受到批評。事後這位同學到朱先生家當面請教。朱先生對他非常客氣，主動將自己的多篇譯文交給他看。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正是對他們的深切關心和愛護。朱先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是一貫的。記得有一次我去他開的詩歌課旁聽，因為聽同學講上他的英詩課獲益最多。朱先生首先告訴我，聽他的課一定要有預備，不然隨便來聽是不會有真正收穫的。乍一聽來，好像要求未免過嚴，實際上朱先生是指出預習在學習中的重要性，而這恰好是一般學生所輕易忽視的環節。
朱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中外文學功底很深的學者，稱得上學貫中西。他在解放前任北大西語系主任，除了在該校授課外，還曾在輔仁大學兼教唐詩。他在1948年出版的《詩論》中對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以及如何走上律詩的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的研究由於與西方詩歌比較而富有創意。朱先生以自己對中西詩歌的第一手體會為根據，討論問題自然顯得切實可靠、令人信服。直到今天，該書仍舊是一部研究中國詩學的重要論著。
一談到朱先生的學問，大家自然不約而同地想到他的美學，原因是美學研究伴隨了他的一生，是他最感愛好和下工夫最多的學科。朱先生一直關心文學與藝術，而文學與藝術的討論上升為系統的理論便是美學。在朱先生的美學著作中，有最早留學歐洲時期用英文寫的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回國後寫成出版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談文學》、《克羅齊美學述評》，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大學教材《西方美學史》。正是這些著作奠定了朱先生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美學家的地位和聲譽。
與此同時，朱先生還譯出了大量西方美學經典著作，其中包括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的《美學》（三卷）、克羅齊的《美學原理》和維柯的《新科學》等。可以說，就上個世紀海內翻譯西方美學名著這項工作來講，朱先生的貢獻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其他學者。作為20世紀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翻譯大家，也許只有朱先生可以與19世紀後期的嚴復相提並論。
朱先生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副敦厚長者的風度。他對青年的諄諄教導，並不局限於課堂之內。從他早年發表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可以看出，他一生都是青年人的知心朋友。他寫給青年一封又一封語重心長、布滿感情的信，無一不是根據他自己對於人生的感悟，用淺近的語言講給讀者聽的。這些感悟都來自他親身的體驗，所以讀者讀起來感到十分親切，像是一位老朋友同你聊天。朱先生引人入勝的文筆更是吸引著你饒有興味地一封又一封讀下去。
美學對朱先生來說不僅是一門學問，而且是他觀察人生的重要視角，同他的道德修養密不可分。朱先生在《論美感教育》一文中，引用了英國詩人雪萊在《詩的辯護》中所說的話：“要達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徑是想像；詩從這根本上下工夫，所以能發生道德的影響。”朱先生解釋說：“道德起於仁愛，仁愛就是同情，同情起於想像。”還說：“儒家認美育為德育的必由之徑。……嚴格地說，善與美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從倫理觀點看，美是一種善；從美感觀點看，善也是一種美。……一個真正有美感修養的人必定同時也有道德修養。”在朱先生看來，美學與倫理學始終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只有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提供完美的人生理想。
朱先生在講藝術時必講到人生，而在講人生時又必講到藝術。從藝術講到人生，是說藝術來自人生。他說：“離開人生無所謂藝術，因為藝術是情趣的表現，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從人生講到藝術，是說人們要以藝術家的眼光觀察人生，做到超功利的觀賞。這樣人生才有情趣，才能從狹隘的功利束縛下解脫出來。
朱先在《談美》一書的開場話中說：“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業。……藝術的活動是‘無所為而為’的。我以為無論是講學問或是做事業的人都要抱一副‘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偉大的事業都出於宏遠的眼界和豁達的胸襟。”我在“文革”之後，曾去他在燕南園的住所看望他。他說自己天天打一趟太極拳，晚上喝一點酒。看來他是過著一種與世無爭、得意其樂的生活。他之所以能夠保持平淡寧靜的心態自然得力於平素的道德修養功夫。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藝術的人生”也就是“有情趣的人生”，所以他一直以求真務實的豁達開朗的精神去看世界，不管碰到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坦然處之。
朱先生的道德修養可以說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我想再也沒有比《人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里說的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松更能比擬朱先生的人格的了。的確，一棵蒼勁的古松顯示給世人的是耐霜傲雪、堅忍不拔、樹大根深 、巍然挺立的氣度與品質。在朱先生身上這些品質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記得在50年代初，大學教師剛剛開始改造，朱先生一時間成了被批判的“典型”、“重點”。但是他卻處變不驚，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從容。事後也不為此耿耿於懷，而是表現出心胸開闊、豁達大度，照常上課。假如不是有深厚的人格修養，這是不輕易做到的。
順便說一下，由於朱先生平時行文嚴謹，說理清晰，就連他在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所寫的思想檢查，同學們讀後都覺得比其他教師寫得好，因為有些教師在檢查中往往誇誇其談，不實事求是，文字上也顯得零亂，一句話，文章的可讀性差了很多。
朱先生一生勤勤懇懇工作，從事教學、寫作和研究，幾十年如一日。他在歷次運動中，雖經受衝擊，多次受到批判，但他仍以其特有的睿智，走完了他卓有成果的一生，成為20世紀中國少有的道德學問都值得後世景仰的大師。古人說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朱先生有很高的道德修養，足為後世楷模，可以說是立德；朱先生一生從事教學工作，培育了不少人才，可以說是立功；朱先生一生著作等身，留下的著作有幾百萬字，可以說是立言。說朱先生做到了三不朽，絕非溢美之詞。說句實話，人們好像更應該靜下心來，多讀一些朱先生的書。特殊是他在上個世紀20年代寫給青年人的書信和文章。朱先生的文章淺顯易懂，是一劑並不苦口的良藥。他的書能向你提示人生的真諦，不讓各種引誘將你帶入迷途。讀他的書只會培養高尚的情操、藝術的情趣，讓人發揚仁愛和同情心，不要陷入貪婪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讀他的書不僅會增長你的學識，擴大你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道德、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