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納·繆達爾[瑞典經濟學家]](/img/5/2ba/nBnauM3X0ADNwEDO2QDO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gzL0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綱納·繆達爾[瑞典經濟學家]")
生平簡介
綱納·繆達爾1898年12月6日出生於瑞典卡爾卡利亞省;
1923年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
1925到1929年，他在德國和英國學習;
1927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並任命為自費學生的政濟學講師。
1929-1930年作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學者，第一次訪問美國。在此期間，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書，包括《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
1931年，回到歐洲後，他首先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研究生院任副教授一年。
1933年，他作為格斯他夫·卡塞爾的繼承人，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拉斯·希阿他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教授。
1933－1938年兼任瑞典政府經濟顧問和瑞典銀行理事。
1934年作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被選入參議院。
1938年，紐約的卡尼基公司委任他指導美國黑人問題的研究。他收集和論述的材料，於 1944年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一書出版。
1934年和1942年兩度當選為議員。
1942年回到瑞典後，他被重新選入瑞典參議院，擔任瑞典銀行董事會成員，並且是戰後計畫委員會主席。
1945－1947年任瑞典商業部部長。
1947－1957年任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
1957年，為二十世紀基金會去指導對南亞國家經濟趨勢和政策的綜合研究，產生《亞洲戲劇:關於各國的貧困的研究》和《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規劃大綱》
1961年，回斯德哥爾摩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籌建國際經濟研究所，並且現在仍然是它的一位理事。
1962年，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理事會主席，而且現在仍然是它的理事會成員。
1973-1974年，他是加州聖地-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
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
1987年5月17日，繆爾達爾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逝世。他的妻子阿爾娃·繆爾達爾是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綱納·繆達爾與阿爾娃·萊默結婚，她曾在聯合國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擔任高職，曾任瑞典駐印度大使，以後又任瑞典裁軍和教會部長。他們有兩個女兒，西色拉和凱依；一個兒子，詹安。
個人榮譽
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繆達爾教授是三十多個名譽學位的接受者，從1938年他在哈佛大學作高德金講演開始，他曾接受許多獎金，最近一次是套用人類學學會授予的馬林諾夫斯基獎。他是英國科學院、美國藝術科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會會友、美國經濟學會名譽會員。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綱納·繆達爾教授（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授獎是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
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除了他們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外，綱納·繆達爾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如此成功地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所以他們的聯合貢獻應當被授予經濟學獎。”
自從設立經濟學獎以來，研究工作已超過純經濟學範圍的兩位經濟學家的名字，始終在提議的獲獎人名單之上：綱納·繆達爾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們都曾以純經濟理論領城中的重要工作開始他們的研究事業。他們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領城之內：經濟波動理論和貨幣理論。從那時以來，兩位經濟學家已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包括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寬廣方面。
主要由於他們的大多數研究工作指向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開發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繆達爾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條件。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像經濟制度的法律構架之類的因素，以及有關個人、組織和不同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的問題。兩人都對經濟政策問題深感興趣，並且因此也研究了我們社會中組織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條件的變化。
繆達爾和哈耶克共同具備的一種品質是一種為文獻充分證明了的才能，發現思考問題和對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創造性的方式，這個特點常常使他們有些引起爭議。當政治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經濟學家們通常視為當然或忽視的因素及關係時，這完全是自然的。在榮膺諾貝爾獎之後，他還聲稱對於像經濟學這樣不科學的領域，授予諾貝爾獎是不恰當的。他常常托說自己接受諾貝爾獎的唯一原因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他沒有完全睡醒之前、早晨還很早的時候就打電話給他。
在他的科學事業的早期，繆達爾顯示了他在經濟學中興趣的廣闊。他的書，《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是對政治價值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如何被插進經濟分析中。科學院在作出它的對重大著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賦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這個學術巨著中，繆達爾用文獻證明了他把經濟分析與一種廣闊的社會學視野合起來的才能。繆達爾對開發中國家問題的廣泛研究，性質和《美國的兩難》非常一致。這也是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其中對政治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賦予很重要性。
學術貢獻
循環積累因果原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繆達爾是瑞典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由於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對經濟的、社會的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進行的精闢分析，1974年他和哈耶克一起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繆達爾“對經濟的、社會的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的精闢分析”，即所謂“循環積累因果原理”。儘管該原理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和缺陷，但由於它把社會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分析各相關因素的因果聯繫，並在分析經濟因素時考慮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學成分。
循環積累因果原理是指從一個動態的社會來看，社會經濟各有關因素之間存在著循環積累的因果關係。某一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會引起另一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這後一因素的變化，反過來又加強了前一因素的變化，導致社會經濟過程沿著最初那個因素變化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了積累性的循環發展趨勢。所以，社會經濟各因素之間的關係不是趨於均衡，而是以循環的方式運動，不是簡單的循環流轉，而是具有累積效應的運動，是一種“循環積累因果關係”。在《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一書中，繆達爾指出，白人對黑人的歧視與黑人的物質文化水平低下，就是兩個互為因果的因素：白人的偏見和歧視，使黑人的物質文化水平低下；而黑人的貧困和缺乏教育，又反過來增加了白人對他的歧視。繆達爾還把這種循環因果發展的趨勢分為上升循環和下降循環兩種運動形式，在運動著的社會經濟關係中，每一個因素的變化都影響著與它有關的其他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化，從而形成上升的、或者下降的積累循環因果的變動。例如，不已開發國家貧困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會改善他們的營養和教育狀況，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能促進收入的進一步增加。反過來，貧困者的收入水平下降則使其營養和受教育水平下降，從而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結果收入水平進一步下降。從最初的收入增加（或減少）到收入的進一步增加（或減少），這是一個因果循環，但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循環，而是具有累積效應的循環。
1957年繆達爾在《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一書中提出了“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概念，用來說明國際間和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所謂擴散效應是指一國（地區）的某一地區由於某種原因（如交通便利或享有特殊優惠政策）而創辦了許多工業，逐漸形成了一個經濟中心。這一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向周圍地區擴散和輻射，因而帶動周圍地區的經濟成長，而這些鄰近地區的經濟成長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中心地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個上升的循環累積過程。所謂回波效應是指某一地區的經濟中心的形成和發展，由於種種原因會引起其他地區經濟的衰落。例如，人才、資金、技術紛紛從落後地區被吸收到經濟發展地區，從而使發達地區的經濟更加發達，而不發達地區的經濟越來越不發達，這就產生了一個下降的循環累積過程。
發展經濟學研究
繆達爾也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之一，他從1957年開始對亞洲一些國家（主要是南亞國家）的貧困和不發達問題進行了長達10年的研究，這項研究的最終成果反映在他於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1971年出版了一卷本的縮寫本）。根據繆達爾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對欠已開發國家（地區）進行研究的主要是來自西方富國的文化人類學家，他們是用靜態的語言來描述欠已開發國家（地區）的人民賴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結構和觀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對欠已開發國家（地區）進行研究的主角變成了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研究欠發達、發展和制定發展計畫的各種動態問題。那么，是什麼原因造成西方學者研究工作的轉向呢？繆達爾認為，這不是社會科學自動和自發發展的結果，而是巨大的政治變化的結果。具體說來，繆達爾把發展經濟學的興起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原因：“隨著殖民制度結構的迅速瓦解而來的是欠已開發國家本身渴望發展……那些出於自身利益進行思考和行動的人們渴望發展……在冷戰中達到白熱化程度的國際對抗關係已經使得欠已開發國家的命運成為已開發國家對外政策所關注的問題。”
繆達爾進一步認為，其中第三個原因是發展經濟學產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關西方國家、它們的學者和學術機構來說，顯然上面所說的第三個原因是引起他們對欠已開發國家（地區）問題感興趣的最重要的原因。”
繆達爾認為，西方學者之所以把研究重點轉向欠已開發國家的貧困和發展問題，是由於世界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潰，獨立的國家取代了殖民地；這些新獨立的國家要求通過發展來擺脫貧困和停滯；蘇聯政權日益強大；共產黨政權控制下的領土和人口規模急劇擴大，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現以及接踵而來的冷戰。因此，在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一方、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另一方的國際對抗中，爭取到欠已開發國家（地區）或至少讓這些國家保持中立，對西方國家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意義。這些欠已開發國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對彼此對立的霸權集團來說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正是在這種重大利害關係的驅使下，西方各國政府、組織和資助研究的機構以及社會輿論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已開發國家的問題，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因為對西方國家來說，這些問題具有越來越大的政治價值，所以，吵吵鬧鬧地要求研究這些問題是完全有道理的。”這就使得對欠已開發國家的研究含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現在對欠已開發國家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經常是出於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一時的和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戰略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遍和永恆的價值……各種各樣的研究現在都按照這些研究對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安全’做出的貢獻來進行評判”。 由於這個原因，西方經濟學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鏡或過濾鏡來看待和研究欠已開發國家的貧困問題，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就難免帶有某種偏向。繆達爾客觀地指出：“在對窮國進行經濟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數研究力圖按照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的觀點——把窮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來看待窮國的內部問題。”
經濟分析方法
繆達爾在經濟分析中採用整體方法論建立巨觀動態經濟理論，並和其他學者一起形成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獨樹一幟的斯德哥爾摩學派。其整體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採用總量分析方法，建立巨觀經濟理論體系。總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國民收入的總量變數的分析方法、國民收入組成的衡量和規定採用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的分析方法以及國民收入的決定和波動取決於總投資與總儲蓄的均衡或失衡的分析方法等三個方面的內容。繆達爾等人用總投資與總儲蓄或總投資與總消費的均衡與否考察國民總收入的決定和波動，並且企圖在考察總量的基礎上找到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的規律和其它經濟活動中帶有規律性的內容。
重視制度分析。從整體的觀點來看，經濟學決不只僅僅涉及有關經濟的領域，它還涉及各種社會制度。繆達爾認為經濟制度是發展著的社會過程的一部分，而在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中，社會的各因素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係，某一社會因素的變化，會引起另一些社會因素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就是在這種相互影響的變化中進行的。由此提出了“循環積累因果說”，他認為所有“非經濟”因素——政治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結構、制度和態度以及所有人與人的關係——必須包括在分析之中。瑞典學派的經濟制度分析方法拓展了經濟制度分析方法的領域，反映了當代世界經濟制度分析的一些實際變動趨勢。
瑞典學派的整體方法論開創了經濟分析的新紀元，對凱恩斯的經濟分析方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繆達爾就曾不無自豪地說：“維克賽爾理論的存在使我們有可能稍先於我們的英美同僚們提出新的理論和制定政策的指導方針。”整體方法論是建立非線性模型的方法論基礎，是研究混沌理論的出發點，而非線性又是混沌理論的重要特徵之一，因此，經濟學中採用整體方法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繆達爾在批評凱恩斯和哈耶克時指出，他們的最大弊病是理論體系中沒有不確定因素和預期的地位。他認為凱恩斯的“投資”和“儲蓄”觀念之所以模糊和矛盾以及他的全部均衡體系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是因為“在這個觀念體系中，顯然沒有風險和預期的地位，沒有資本增益和資本損失的地位，也沒有實際資本價值的預期增加或預期減少的有用表述的地位”。他認為哈耶克的優點在於對迂迴生產過程有較深刻的分析，但是哈耶克的分析只是靜態的或是半靜態的，“不能看出在他的體系中他如何能安排風險和不確定的因素，因為他的體系受到十分抽象的假設的束縛，而這些假設又不是可以輕易去除的”。為此，繆達爾提出了“事前”和“事後”兩個概念，進一步發展了預期分析方法，推動了瑞典學派形成完整系統的巨觀動態的均衡分析方法論。
從亞當·斯密起，大多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採用了靜態方法，他們把一個不變的經濟過程中所能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分離出來，用靜態方法建立模型，把消費品的流動和生產看成是同步的，因而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仿佛是依賴當前的生產而存在的。由於這種方法沒有考慮經濟生活中的“時間差”、“慣性”以及“過程”，因此，難以揭示現實之中的各種複雜而廣泛的動態聯繫。為此繆達爾提出了“時點”與“時期”兩個概念，解決比較靜態均衡分析方法發展為動態均衡分析方法的難題。
繆達爾的動態分析方法比凱恩斯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更進一步，為動態經濟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繆達爾對時間的區分，雖然很難說直接導致了動態經濟學的產生，但是對動態分析方法產生的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
主要著作
相關著作《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
《貨幣均衡論》（1931）
《1630－1930年間的瑞典生產費用》（1933）
《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果》（1934）
《人口問題的危機》（合著，1934）
《人口：一個民主問題》（1940）
《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
《國際經濟》（1956）
《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1957）
《超越福利國家》（1960）
《亞洲的戲劇：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研究》（1968）
《世界貧困的挑戰》（1970）
《反潮流：經濟學評論集》（1973）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