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索茨基[蘇聯詩人、戲劇演員、音樂家]

維索茨基[蘇聯詩人、戲劇演員、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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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謝苗諾維奇·維索茨基(1938—1980,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是蘇聯著名詩人、戲劇演員和音樂家。自1971年起,維索茨基開始在塔甘卡劇院飾演哈姆雷特,成為“70年代世界上最優秀的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之一”,並因在電影中的出色表演榮 獲過國際電影節大獎和蘇聯國家獎。同時,他還是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詩歌的主要代表,因得不到公開出版,其行吟詩歌只能通過普通錄音機相互轉錄的形式在數以千萬計的聽眾中間傳播。大量事實和持續至今的爭論說明,他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亦有為民請命的一面。儘管爭論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其觀照生活的獨特視角,他的詩歌創作成為那個時代生活的真實縮影和百科全書。維索茨基的悲劇命運、詩人情懷與演員的面具特徵反映在演藝生涯的多個方面和詩歌創作之中,揭開這層面紗,可以發現,面具與真實在他的生活和創作中有機結合,相輔相成,這構成了六七十年代蘇聯文化的一道特殊風景。 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人類首個太空人加加林,歌唱家、演員和詩人維索茨基,二戰蘇軍將領朱可夫是最受俄羅斯人推崇的本國20世紀偶像人物。

人物介紹

從1958年第一次演唱算起,到1980年去世前的二十二年中,維索茨基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九次演唱活動。起初,人們私下用錄音機轉錄維索茨基演唱的錄音。後來,官方默許他舉辦個人音樂會,他的足跡遍及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更多的人可以當面聆聽他的演唱。此外,他還借出國拍電影、劇團巡演的機會在匈牙利、波蘭、英國、法國、保加利亞、墨西哥、德國、美國、義大利、加拿大等國演唱過他的行吟詩歌。儘管詩人近六百首詩歌中生前僅有一首得以發表,且大多數演唱會沒有海報宣傳,但這並沒有影響維索茨基演唱的歌曲在蘇聯的每一個角落傳唱,人們像熟記19世紀的經典詩歌那樣熟悉他的作品。作為演員,維索茨基所取得的成就為他贏得官方的遷就;作為詩人,他在承受不時的打壓的同時,能夠唱出人民的心聲,揭露時代的陰暗面,呼喚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們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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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歷史上,行吟詩人的地位十分特殊,克雷摩娃曾對此進行過分析:社會需要而又輕視之,行吟詩人既能得到慷慨的施捨,又要遭受任意打罵。維索茨基正是這樣一名行吟詩人:長期活躍在蘇聯的戲劇舞台和電影螢幕上,備受人民的歡迎,卻又要經受經常性的打壓和批判;官方默許他在蘇聯境內和國外舉辦個人演唱會,卻禁止張貼海報和公開出版其詩歌作品。可見,行吟詩人的身份特徵在維索茨基身上有著鮮明的印記。維索茨基將演員與詩人兩種身份合二為一,這本身詮釋著他作為行吟詩人的人格屬性,而且他自覺認同自己的身份,並意識到身上兩個自我的存在和矛盾。所以,我們在維索茨基的詩歌中經常可以發現潛台詞的出現以及詩人對“中立地帶”概念的珍視。該劇院繼承著梅耶霍德和布萊希特留下的傳統,以鮮明的個性和與眾不同的精神價值取向著稱,加之西蒙諾夫、阿勃拉莫夫、特里豐諾夫、索忍尼辛、奧庫扎瓦、阿赫瑪杜琳娜、沃茲涅先斯基、蕭士塔高維奇等人的關注和參與,在劇院內外營造出一種開明、思辨、勇於開創的氛圍。作為總導演的柳比莫夫就擅長從尋常事物和現象中發掘新意,主張以新的視角審視現實。在其領導下,排演過革命題材的《震驚世界的十天》和其他很具挑戰性的劇作《哈姆雷特》、《馬雅可夫斯基》等。

電影導演蓋納迪·鮑羅卡曾和維索茨基一起拍攝過電影《武裝干涉》。據他回憶,維索茨基曾在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圈子裡演唱,甚至在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婚禮上演唱過。1968年秋天,維索茨基為蘇共二十一大代表演出反映十月革命事件的《震驚世界的十天》。1969年他出演電影《危險的巡迴演出》,該片講述在革命前的歲月里,一幫演員幫助將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武器從國外轉移至俄羅斯的各個城市。1979年,維索茨基曾在五集電視連續劇《碰頭地點不變》中飾演經驗豐富的肅反人員熱戈洛夫。維索茨基本人很喜歡這個角色,該電視劇講述的是戰後莫斯科警察的工作。

1971年維索茨基演繹哈姆雷特獲得成功,這成為他演藝生涯和詩歌創作的里程碑。在哈姆雷特主題的影響下,維索茨基充分發揮爐火純青的詩歌技巧,在作品中展開對生與死、個人與社會、戰爭與和平、責任感和全人類命運等重大命題的思考,寫出了富有哲理的詩篇如《走馬比賽》、《天堂蘋果》、《地平線》、《任性之馬》、《講小人物的詩》、《奔赴天堂》、《中斷的飛行》等。

作為演員的維索茨基為自己贏得演藝成就的同時,更重要的在於贏得了向人民吐露心聲的機會,即展現其作為行吟詩人為民請命的一面:“我站到麥克風前,就像走向聖像,不!不!今天,這完全是去堵槍眼。”這些歌曲好似吶喊,是心靈的呻吟和心臟的破碎聲。亞歷山大·戈拉特尼茨基認為,維索茨基反映了殘酷的英雄時代。他利用這些短小的歌曲,巧妙地反映了整個時代:從悲慘而充滿英雄氣概的戰爭歲月(《懲戒營》、《群星》、《在野戰醫院》)一直到當今的現實生活(《病歷》、《施弗曼小熊》、《電視前的閒話》)。

按照俄羅斯歷史上行吟詩人的社會定位和心理特徵,“中立”應是維索茨基的最高選擇,他對死亡的預感和輕視均源於對行吟詩人傳統命運的認識。在其詩歌代表作之一《快來拯救我們的靈魂》中,維索茨基以“在中立的水域,我們潛入水底……可在這兒,我們自由自在,這可是我們自己的世界!”開始,最終以全體成員的滅亡結束該詩;在另一首講述中立地帶的詩歌中,開篇時的美好(“在中立地帶盛開著鮮花,那真是異常美麗的奇葩!”)同樣以兩對年輕男女的不幸告終。在兩首關於“中立”地帶的詩歌中,故事都以滅亡為最後的結局,這絕非巧合。“中立”地帶的不存在對維索茨基形成了一種暗示,使他對自己的結局有了清晰的認識。由於多種壓力同時襲來,1980年7月25日維索茨基因心臟病突發而離開人世,年僅四十二歲。維索茨基在奧運會比賽高潮期間去世。官方雖然不想允許為詩人舉辦追悼會,但又擔心因此會出現騷亂。於是,勃列日涅夫接受了身邊人士和女兒的勸說,同意為其舉辦告別儀式。曾組織批評維索茨基的俄羅斯文化部也為之敬獻花圈,正說明官方在處理維索茨基問題上處於一種尷尬境地。

去世

1980年7月28日正值莫斯科奧運會高潮。在沒有公開通知的情況下,成千上萬的民眾自發地從蘇聯各地趕往莫斯科塔甘卡劇院,在炎炎烈日下排成綿延五公里長的送行隊伍,與維索茨基告別。在維索茨基的追悼會大廳里,既擺放著俄羅斯文化部、蘇聯電影藝術家協會和首都其他劇院敬獻的花圈,也有業餘歌曲創作者俱樂部和其他文化組織敬獻的花圈。1985年10月12日在維索茨基墓地立起紀念碑;1989年莫斯科建成維索茨基國家文化博物館;1995年7月25日,莫斯科斯特拉斯特內街心公園舉行維索茨基紀念碑落成典禮。截止1998年詩人誕辰60周年,在俄羅斯、烏克蘭、烏茲別克等國已有12條街道以維索茨基的名字命名,俄羅斯境內建有8座維索茨基紀念碑;1974年俄羅斯天文學家發現的一顆小行星也以維索茨基的名字命名。作為人民心中的偶像,維索茨基生前和身後一直深受歡迎。同時,來自官方的獎勵和“支持”也使擁戴他的人們有一種困惑。儘管存在著大量的事實,說明維索茨基曾向官方“求和”,但人們寧可相信那是流言。實際上,官方對大膽揭露和嘲諷社會醜陋現象的詩人不斷壓制,同時對他持一種遷就與默許的態度。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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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25日,弗拉基米爾·維索茨基辭世。維索斯基對於俄羅斯人來講,不僅僅是一個演員、詩人或者原創歌手,更多的是一個符號,一個圖騰,一個時代的象徵,他象徵的是俄羅斯民族的良知。如果說上世紀60-70年代是一個叛逆的時代,那么維索茨基就是划過著個年代的一道閃電。他逝世的時候,人們組織了自發的悼念活動。酷暑之下,前來弔唁維索茨基的人群排了長達5公里。至今在俄羅斯,維索斯基還擁有成千上萬的崇拜者。1938年維索斯基生於莫斯科,1960年畢業於丹琴科藝術學校,同年成為莫斯科普希金劇院的演員,1961年至1964年按照演出契約奔走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各電影攝製組,從1964年在莫斯科塔甘卡劇院演出直至逝世。

受到俄羅斯原創歌手布拉塔·奧庫扎瓦的影響,維索茨基開始自己創作歌曲。但當時維索茨基並沒有太看重自己的音樂。從1965年以後,廣大崇拜者熟知的維索茨基才漸漸成型:1971年在塔甘卡劇院因飾演了哈姆雷特,維索茨基的舞台形象永遠定格在這個丹麥王子身上,他成為70年代世界上扮演哈姆雷特的最優秀演員之一;1978年飾演了電視連續劇《碰頭地點不變》中的肅反人員熱戈洛夫,他的這個銀幕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劇中的許多台詞已經約定成俗,成為現代俄語中的日常用語。而維索茨基在60-70年代一共開了1169次演唱活動,他的足跡遍布蘇聯,還在國外演唱過行吟詩歌。儘管當時的蘇聯當局對維索茨基的創作持打壓態度,禁止發表、刊登維索茨基的詩歌,禁止對維索茨基的演唱會進行宣傳,但維索茨基的歌曲卻傳唱在蘇聯的每一個角落。這正是因為他的歌曲揭露了時代的陰暗面,他用自己的歌聲呼喚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們的良知。

在維索茨基的歌曲里充滿了悲情、勇氣和智慧。他從不在自己的歌曲中肯定什麼,有的只是對人生的思考和心靈的矛盾。如同許多真正的勇敢者,維索茨基蔑視權威,蔑視死亡,大膽質疑生活中的不公正現象。正如同他聲嘶力竭的演唱風格,他的歌曲本身就是對真情的呼喚,聽到他的歌曲,人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同情,憐憫和悲傷。或許這是行吟歌曲這種音樂題材的街頭來源所打下的烙印,因而維索茨基的歌曲在真正意義上是屬於民眾的。

維索茨基的許多歌曲都可以成為一個小型的情節劇。在這些歌曲里,維索茨基自問自答,質疑人生。在他的歌曲里可以看到各種人物:從囚犯、強盜到士兵、警察,從運動員、海員到司機-正是因為他成功地塑造了芸芸眾生的真實形象,所有這些人都認為維索茨基是自己真正的心靈偶像。在60-70年代的蘇聯,維索茨基大膽創作了強盜、囚犯以至狼這樣的反叛者形象,以此揭示生活中醜陋現象的深層原因。他寫道:"我們的四肢敏捷,牙齒鋒利 // 頭狼,請回答我們的問題 // 我們厭倦了對槍口的恐懼 // 為何我們不能打破禁忌?// ......(《獵狼》,1968年)

正如維索茨基歌曲描繪的故事大多以美麗而又悽慘的滅亡作為結局,詩人維索茨基因心臟病突發離開人世,年僅42歲。

演員·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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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維索茨基要去列寧格勒(現已恢復舊名彼得堡——作者注)拍片,因在莫斯科有演出,劇組允許他在開拍的當天趕乘早班飛機飛到列寧格勒。因突遇暴風雪,民航班機不能起飛。維索茨基顯得神通廣大:“我找了軍隊的小伙子們。他們在這種天氣也能飛。”這樣一些資料和事實表明,維索茨基以演員的身份融入時代,並參與官方的思想宣傳活動。顯然,這是官方對他的“過激”行為持遷就態度的原因之一。儘管維索茨基敢於揭露生活中的醜陋,大膽鞭撻現實中的不正常現象,但更多的資料顯示,維索茨基不可能成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2002年,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蘇聯秘密檔案展覽會上,首次披露了維索茨基1973年寫給蘇共中央的一封信。寫這封信之前,維索茨基曾專門拜訪了時已下台的赫魯雪夫,諮詢自己應該向誰尋求幫助。這件事在赫魯雪夫和維索茨基的好友達維特·卡拉別江的回憶錄中均有記載。由於經受不住壓力的煎熬,維索茨基終於給赫魯雪夫推薦的捷米切夫寫了信。捷米切夫時任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和文化部部長。多年來,人們圍繞維索茨基拜訪赫魯雪夫的真相一直猜測不已,維索茨基信件的公開可以揭開這一謎團。該信曾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備案,卷宗號為№63382,登記日期為1973年4月17日。為使人們對維索茨基信中內容有全面的了解,現將該信全文轉錄如下:

我成為新聞媒體和俄羅斯文化部關注的對象,並受到不友善的對待。我無法與自己的聽眾進行合法、公開的交流。我試圖通過演出管理機關和文化局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均沒有任何結果。所以,我向您求助,這關係到我的創作,也就是說關係到我的命運。

您可能知道,在國內很難找到一台不在播放我的歌曲的錄音機。我一直在懇求:讓我能夠和觀眾實地交流,遴選可用於演唱會的歌曲,形成一個可獲批准的節目單。

為什麼我處於這樣一種境地,我具有公民責任感的創作被當作業餘文娛活動?

我為自己的創作而對國家負責,儘管沒有廣播、電視和演唱會管理機構的宣傳,全國都在聽、唱我的歌曲。可我發現,出於沒有遠見的謹小慎微,那些應該直接解決這些問題的文化官員打斷了我遵循傳統進行演唱的創作努力。

這就縱使人們將許多假冒偽劣的錄音歸到我的名下,說到底我的歌曲充滿著樂觀精神,我討厭“蒙難者”的角色,討厭強加給我的那種“受迫害詩人”的角色。

我對自己進行總結,並認識到有人對我的創作很不習慣,但我更清醒地認識到,我可以成為思想宣傳的有用工具,不只宣傳可以接受的思想,還有我們社會迫切需要的思想。

我擁有數以百萬計的觀眾和聽眾,相信能夠通過行吟詩歌的形式和他們接觸,而其他的藝術家幾乎無人從事這種活動。

這就是為什麼最初的幾年中我接受官方的建議,為庫茲巴斯的勞動者演出。我愉快地接受這一建議,並可以說不遺餘力地去表演。演唱會取得了成功。演唱會結束後,工人們贈給我專門澆鑄的鋼質獎章表示感謝,蘇維埃領導對我的演出表示感謝並邀請我再去。我興高采烈地回到莫斯科,因為有一種希望,即我的活動終於可以走上前台。

羅曼諾夫(報紙主編)在《蘇維埃文化報》上發起對我的污衊和侮辱性的詮釋,像以往有過的那樣,這會成為一個對我發起攻擊的信號。

在航天城、大學生宿舍、大學教室和任何一個蘇聯工人居住區,都可以聽到我的歌曲。我受到如此歡迎,當然可以使自己的才華服務於我們社會思想的宣傳。

奇怪的是,只有我一個人關心此事。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否想通過封上我的嘴巴或對我進行公開侮辱來解決問題?

我只想成為一名為人民而創作的詩人和演員,為那些我愛著的人民創作並表現他們的歡樂與痛苦。

說到我與眾不同,這可能也有一些問題,需要引起領導的關心和同情。您的幫助將使我有可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更為顯著的利益。

當然,“領導的關心和同情”不可能等到,信被轉給蘇共中央負責文化事務的圖瑪諾娃。兩個月後,她作出批示:維索茨基違反了演出規定,因為他沒有相關的證書;對安排維索茨基演唱活動的新庫茲涅茨克劇院經理巴拉捷茨和州文化局局長庫羅奇金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州委員會同意《蘇維埃文化報》對維索茨基的批評,並將這一答覆刊登在《蘇維埃文化報》上。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維索茨基對蘇聯當局的策略。維索茨基拒絕接受外界加給他的“受迫害詩人”和“蒙難者”的身份,並表態要“成為思想宣傳的有用工具”,但仍堅持為自己的創作留有餘地:“不只宣傳可以接受的思想,還有我們社會迫切需要的思想。”

儘管官方經常對維索茨基進行打壓,但同時也有許多資料說明了對他的遷就。儘管詩人近六百首詩歌中生前僅有一首得以發表,且大多數演唱會沒有海報宣傳,但這並沒有影響維索茨基演唱的歌曲在蘇聯的每一個角落傳唱,人們像熟記19世紀的經典詩歌那樣熟悉他的作品。作為演員,維索茨基所取得的成就為他贏得官方的遷就;作為詩人,他在承受不時的打壓的同時,能夠唱出人民的心聲,揭露時代的陰暗面,呼喚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們的良知。

以演員身份出現的維索茨基可謂光彩照人,憑高超的演技而多次獲獎並贏得藝術界的認可,同時還使官方不得不默認他的成就而作出一種高姿態。

維索茨基曾介紹過他對創作的看法。他認為,觀察生活的角度比生活閱歷的多少更重要:“為了創作,人需要擁有想像力。當然,一個人就是全部依賴事實來作詩或創作,他也是個藝術家。這樣的現實主義過去有,現在仍然有。明白嗎?但我更贊成斯威夫特,更贊成布爾加科夫和果戈理。生活經驗?試想,二十六歲的萊蒙托夫怎會有規模如此巨大的生活經驗?關鍵是自己觀察世界的視角。”維索茨基觀察生活的秘訣在於他有一種體驗他人感受的能力。在他的詩歌人物之長廊里,既有囚犯、小偷和強盜,又有飛行員、步兵、登山隊員、潛水艇戰士、運動員、淘金者和警察等英雄人物。因為擅長對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進行細膩的觀察和描摹,維索茨基的詩歌獲得令人嘆服的真實感與統攝力。他創作的戰爭歌曲讓許多參戰士兵相信他是自己的戰友,而實際上戰爭爆發時他才三歲;他寫的登山隊之歌如此真切,以致登山隊員認定他是自己的同行。維索茨基善於捕捉社會諸多領域的生活現象,將零散的畫面聚攏在一起,以此準確地展現出一個時代的全貌。

維索茨基的詩歌創作與其演藝生涯緊密關聯。1964年他獲得時任劇院總導演的柳比莫夫賞識,加盟塔甘卡劇院。從某種程度上講,塔甘卡劇院不僅為維索茨基提供了演出的舞台,還促使他更加執著地用另一種眼光觀察生活,加強了其詩歌對醜陋、荒誕現象的揭露和嘲諷。為全面反映現實,在那個忌諱暴露社會陰暗面的時代,維索茨基大膽地創作了監獄題材的詩歌,旨在揭示導致生活醜陋現象的深層原因。因此,60年代末在《蘇維埃俄羅斯》、《秋明真理報》等報刊上陸續出現攻擊維索茨基的文章,有人公開指責他“代表那些酗酒分子、懲戒兵和罪犯,代表那些有缺陷、有殘障的人們歌唱,那是些厚顏無恥、逍遙法外的流氓”。維索茨基以悲劇意味濃厚的《獵狼》一詩進行回應。

著名的《獵狼》用擬人的方法展開,用以強化詩歌內部衝突的效果。主人公時而將任人宰割的個人命運歸咎為幼時吮吸母狼的奶:“狼不會把傳統丟棄,//顯然,兒時我們這些無知的東西,//在吮吸母奶時也吮進了禁忌://無論如何也不能越過小旗!”小狼時而反問頭狼為何不嘗試衝出小旗圈定的圍獵區(“我們的四肢敏捷,牙齒鋒利,——//頭狼,請回答我們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向槍口奔趨,//而不去嘗試打破禁忌?!”)。真摯的情感使他的詩歌直接喊出了人民的心聲,準確地描繪出當時的社會心理,作品的成功甚至也贏得來自對他實施彈壓一方的共鳴:“官員們?他們最先從愛得發瘋的孩子手裡拿到錄音帶。他們將維索茨基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聽了《獵狼》,同樣不合規矩地哭了起來。”

維索茨基的創作直接以瑣碎的現實生活為素材,其創作多是生活中的有感而發,對蘇聯停滯時期的社會荒誕現象的刻畫就更加真實,更具說服力。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大背景下,針對蘇聯境內的反猶太運動,維索茨基創作了《反猶太分子》一詩,剖析了這一歷史事件的荒謬。詩中刻畫了一個幾乎沒有思維能力的人,在盲目信從他人謬論的同時,面對不容置辯的事實又困惑不已。這個“沒有主見”的主人公既想做個反猶太分子,又覺得愧對自己尊敬的愛因斯坦,更不知該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因為他們都是猶太人(“他們中間,卡普勒曾遭史達林蹂躪,//他們中間有我尊敬的查理·卓別林,//法西斯的犧牲品和朋友拉比諾維奇,//甚至還有那個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行為的悖論特徵使人物內心的衝突更趨激烈、尖銳,充分暴露出反猶太運動讓人啼笑皆非的荒誕邏輯。在詩歌的最後,這一荒誕邏輯繼續推進:主人公終於克服了內心的矛盾,為自己加入反猶太運動找到了藉口(“有一次在啤酒館夥伴們跟我講,//古時他們將上帝釘在十字架上”),並滿懷豪情地為實施搶劫和暴力活動作準備(“我要拯救俄羅斯,痛打猶太豬!”)。將猶太人對基督教的貢獻反說成他們對上帝的迫害,在逗人發笑的同時,無疑會喚醒人們的良知。

因為有兩個“我”的存在,維索茨基的創作通常都具有雙重含義。對此,維索茨基在詩歌中曾有過直接的闡述:“審訊中,整個大廳注視著我的背影。//您——檢察官,您——公民法官,//相信我,不是我將櫥窗打破,//而是那卑鄙的第二個‘我’。”兩個“我”的存在產生的矛盾不僅反映在維索茨基命運的二重性上,同樣也反映在他的詩歌創作之中。1965年維索茨基在一次演出之後,在因觀眾表現出很高的理解力而讓他激動之餘,曾聲明“聽了我的歌曲,可別認為,我本人就是那樣!絕對不是!”。不僅如此,維索茨基還在詩歌中公開暴露這一矛盾心理:“按職業,我是一架增強器,//受著謊言的罪,我卻又讓它變本加厲!”“大清早我從人民中出來,//就不再回去,即便讓我回去。”無怪乎一直有人指責他,認為他是停滯時期謊言的鼓吹者,是欺騙和迷惑民眾的騙子。對此,蘇聯著名詩人葉夫圖申科的評價應該說比較公允和深刻。葉夫圖申科曾稱讚維索茨基為從事歌曲創作的左琴科,將另一位行吟詩人奧庫扎瓦譽為背著吉他的契訶夫。葉夫圖申科在獻詩中表示:他為那些我們蔑視的人,在地獄和天堂之間奔突是多么可怕。僥倖的是錄音機不會偷走我們臨死之前的呻吟……

維索茨基擁有演員、人、詩人等多重身份,這體現著歷史上行吟詩人的傳統特徵,並直接影響了他的詩歌創作和個人命運。維索茨基個人身份的多重性豐富了其觀察生活的視角,使他的詩歌既不同於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又不同於蘇聯的反烏托邦文學。維索茨基及其行吟詩歌作為六七十年代俄羅斯文學的特有現象,真實地再現了蘇聯在短暫“解凍”之後轉入停滯時期的社會現實。誠如扎拉圖欣所講,維索茨基是整個時代的履歷。

唱盡人間辛酸

我決定去憑弔彈唱詩人弗拉季米爾·維索茨基(1938一1980)。

雖然我已經20年沒有出訪蘇聯,但從報刊上還是了解到這位彈唱詩人的轟動程度。我甚至選了十幾首他的詩,譯成漢文,編人《蘇聯當代詩選》中,我想深入了解蘇聯人對他的愛。

1983年12月初的一天,我叫上計程車,對司機說:“去瓦同口……”瓦同口——公墓所在地。

“去看維索茨基?”我愣了。難道司機會相面?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愿?

在蘇聯,似乎無人不知道維索茨基。

我一邊觀察街景,一邊回憶初次賞讀維索茨基詩的感受。當時我覺得他的詩像是一位迷惆的熱血青年的嘶叫。那些詩與我過去接觸的詩不相似,它近乎口語,甚至有些粗魯,沒有深奧的句子,但有騷動的潛熱。不論是寫戰爭還是寫愛情,寫司機還是寫市儈,都蘊藏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我在莫斯科召開的蘇聯文學翻譯家國際大會上發言介紹中國翻譯蘇聯詩的情況,其中提到維索茨基。散會後,有位中年婦女,濃眉大眼,上嘴唇上長著淡淡的汗毛,走過來客氣地問我,中國是否真的譯過維索茨基的作品。她說她怕自己在大會上聽錯了姓名。我想,她大概是不好意思說我在大會上可能講錯了姓名。我戲謔地反問她:“蘇聯還有第二位姓維索茨基的詩人嗎?”她笑了。我告訴她,她沒有聽錯,不過她臉上的疑雲並沒有消散。

我把《蘇聯當代詩選》的清樣(當時那本詩集還沒有出版)從提包里取出來,抽出維索茨基的部分,拿給她看。她歉意地搖了搖頭:“我不認識中國字。”我把詩人簡介中括弧里的俄文字指給她,她點了點頭。我覺得她還沒有完全信服,乾是又把維索茨基的畫像遞給她。這時,她的眼睛、眉毛、嘴,甚至連嘴上的汗毛都露出了笑意。她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了我的手,表示感謝,然後匆匆忙忙和我告別。

過了一天,這位女士在會場上又找到了我,說:“昨天我把您講過的事馬上轉告了維索茨基的父母。他們聽後很感動。中國人居然也知道他們的兒子。他們還讓我向您表示深切的謝意……”說著,便把一本詩集《神經》贈給了我。這是維索茨基的最後一本詩集,在讀書界很搶手。

汽車在瓦同口公墓附近停住了。

“進了墓園大門,往右拐。您會看見很多鮮花。那就是維索茨基的墓……”“謝謝!”我感謝地和司機告了別,同時在想:如此寒冷的季節,會有很多鮮花?

維索茨基的墓果然像司機所說的那樣,在灰暗的墓園裡像一座大花壇。長方的土墳早被鮮花埋住了。墳頭上立著一塊不高的石碑,上邊刻著他的姓名與生卒年代。大概是前來瞻仰的人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用欄桿臨時把墓圍起來。我站在墓旁,只見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又來了,像潮水般在他的墓上撒下一束束鮮花。

生活在蘇聯人民中間,我切實地感受到他們對維索茨基的鐘情。有人對我描繪他在舞台上演出的動人場面(他的本行是話劇演員),有人大談他的儀表風度,有人分析他生活的道路,更多的是介紹他一邊彈吉他,一邊用沙啞的喉嚨演唱自己詩的情景和如醉如痴神魂顛倒的聽眾。熱情的蘇聯朋友們想辦法讓我聽到他的演唱的各種錄音。有一首歌唱的是普通百姓遭白眼的尷尬,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家都在抱怨,在抱怨,

大家都要評評理,評評理,

“後來的人已經先吃上了,

而我們最早最早排隊在這裡。”

人家對他們解釋說,解釋說:

“請不要罵人,請走開,親愛的!

吃飯的,是#人!

而你們,對不起,算老幾?”

大家都在抱怨,在抱怨,

大家都要評評理,評評理,

“後來的人已經先吃上了,

而我們最早最早排隊在這裡。”

管理員再次對他們解釋:

“我請求你們走開,親愛的,

吃飯的,是代表團!

而你們,對不起,算老幾?”

大家在喊叫,在喊叫,

大家都要評評理,評評理,

“後來的人已經先吃上了,而我們最早最早排隊在這裡。”

在他的祖國,我終於理解了他何以受到平民百姓如此愛戴的原因:他唱出了人們厭惡虛假的純真心境,唱出了改變狀的急切心清,唱出了受凌辱的人保持人的尊嚴的品德,唱盡了人間的辛酸。難怪有人說,他彈唱的詩,不能用耳朵聽,而應當用心靈聽。

1987年夏,我再次訪問莫斯科,再次來到維索茨基墓前。一座金光閃閃的銅像代替了原來的石碑:他弓著身,背著心愛的吉他吉他迎著風,邁著艱巨的步伐(雕像作者亞·比丘科夫,墓碑設計者康·穆拉塞夫)。碑後是濃綠的丁香樹,花已開敗,只有葉子在為他遮蔭。墓上,墓旁,擺著比那年冬天更多的鮮花,像是各種各樣的心靈靈在他的墓前吟唱他的詩。

維索茨基生前沒有被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沒有獲得國家獎金,然而他獲得了比專業詩人、比獎金得主更高的榮譽——人民的愛。

自述

如果維索茨基在世,2007年1月25日他應該年滿70周歲。這位正當英年的俄羅斯的天才在1980年溘然長逝,為世間留下了無數的惋惜和遺憾。我知道國內對維索茨基和他的創作生涯不是太熟悉,我還知道國內也有專門從事維索茨基創作研究的專家。時隔27年,也很難對維索茨基的創作做出一個評價,或者在俄羅斯文化中給他做個定位。維索茨基的創作生涯集中在80前,那個時代的作品至今久唱不衰,無疑可以稱作是時代的象徵。能夠達到這個境界的詩人、歌手和藝人可謂鳳毛麟角。維索茨基的作品真誠深邃,富於生活哲理,他本人也經常以第一人稱,以自述形式演唱草根階層的生活,這說明它作為一個詩人對生活的觀察和思索是細緻入微的。

一直想不通,為何維索茨基這個原創歌手,自己作詞譜曲,演出時只有一把椅子一把吉他,竟然至今倍受推崇。從邏輯上判斷,如果他的作品講述的不是一些人類心靈中永恆的東西,不可能會是這樣。

我本人不是維索茨基研究方面的專家,不懂得何謂行吟歌手,只是喜歡聽維索茨基的歌曲而已。閒翻報紙,在1月25日的《訊息報》上偶然看到了維索茨基在1980年2月21日演唱會上的講話記錄,我把原文翻譯在下面,或許對國內研究維索茨基的專業人士或者維索茨基音樂愛好者能有所幫助。在音樂會開始前,他和觀眾做了長時間溝通,講述了自己的創作生涯和構想。時距維索茨基逝世還有5個月。

"......能不能把燈打開?......謝謝。為什麼我總是要開燈呢?因為我是做原創歌曲的,不是做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是要有個大樂隊,主唱還可以更換,還有燈光、伴舞什麼的......原創歌曲可就騙不了了。你們前面就一個人,站著唱一個晚上,一個人,帶著吉他,唱啊唱的......做原創歌曲只能靠一樣東西--就像能夠同樣打動你我的一些事兒,人的命運,能夠震撼心靈或者刺激神經的不公正,人的苦難......反正就是要真誠吧。因為我剛開始寫歌的時候,我總是寫給很小的一個圈子,自己朋友湊成的一個小圈子。這些人你們都認識......我們在我們的朋友家,在大卡列特內伊住了一年半還是兩年,那有一圈人,其中有些人已經不在了--比如早逝的瓦夏·舒什金,還有廖瓦·卡恰良,他這個人一輩子就拍了一部電影......在世的還在工作的有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作家阿爾圖爾·馬卡洛夫......

"常有人問我,我打過仗沒有,當過海員沒有,是不是蹲過監獄,開過飛機沒有,是不是開過車等等。我用第一人稱來寫,結果,這讓人產生誤會......全不是這樣的。在這些東西里很大一部分是作者的虛構,幻想,要不然就沒有意義了:看到了就拿過來,譜上曲......至於關於戰爭的歌曲,我沒法回憶,因為我沒經歷過。但是我們都受過這方面的教育,我一家都是軍人,還有陣亡的--其實戰爭觸及了我們每個人。這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們國家打了四年,這個將永遠被懷念下去。只要有人活著,他們就得寫戰爭。可我寫戰爭不是回顧式的,而是靠聯想。歌曲中的人物來自那個時代,場景來自那個時代,而主旨和問題是我們。我描寫那個時代,是因為我覺得描寫在危急處境中的人比較有意義,當他冒險的時候,當他在下一秒鐘就可能和死亡會面,這些人有什麼東西折斷了,被顛覆了,簡單點講就是人在懸崖邊緣,在崩潰的邊緣。向左邁一步......還是向右邁一步......就像走鋼絲。我的最後一張唱片,剛出版的,叫做《繃緊的鋼絲》。那個時候人常常處在那個狀態下。

"實際上我從沒有模仿過任何人,總體上覺得這很無聊。當我聽到布拉塔·奧庫扎瓦的歌曲,我看出可以用歌詞加強音樂、曲調和節奏的力量。這樣我也開始給自己的詩譜曲。有這么多效仿的作品,我自己也分不出來,哪個是我的--只能靠細節區分。太令人驚訝了!( 真想改成:太有才了!--作者注)還有一個人自稱喬治·奧庫扎瓦,把布拉塔的姓拿去,唱我的歌。據說這非常容易。據說喝點小酒,把小窗戶打開透透冷空氣,就能像維索茨基了。根本就不是這么回事。我要說的是,他們特意讓嗓音嘶啞,而我不是讓嗓音嘶啞,我原來就是這樣。當我還是這么大一個半大小子的時候,唱成年人寫的歌,他們總說:‘好傢夥!這么小歲數,唱得這么好!'我的嗓子總是沙啞的,這是爸媽給的,沒辦法。

"有很多人說起我們身邊的奇蹟。當然有飛碟,很多人都看到了,有人甚至還在上面飛過。有位先生說,他在飛碟上度過了兩年時間,到過金星......還有尼斯湖怪。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也有一個湖,在雅庫特的一個什麼地方,出了一個水怪,9個人為此寫論文通過副博士答辯,還有6個人博士論文答辯,在淡水裡怎么可能有抹香鯨,還是在那個地方。後來弄清楚了,實際是一個人,最後還沒讓他通過答辯。他就搬過去住在那兒,什麼時候考察人員來了,他就坐著橡皮艇,拿著槳這么一划......我和你們講的都是真事兒,他好幾年就這么磨人。說實話,確實有人為此寫過論文,做出了很嚴肅的推論,還找到了這個怪物從那個海來的,據說那地方原來是海,要不然抹香鯨是怎么跑到湖裡去的--有人把它弄過去的還是怎么回事?最後才弄清,這不是什麼抹香鯨,就是一個帶著槳的充氣橡皮船。那個人還住在那,還活著。

"實際上,我不是故作姿態,我誠實地跟你們說,我很珍惜我的觀眾。甚至不是觀眾,這個詞不好,而是來聽歌的人。因為你們明白,如果你唱的卻沒人聽,就好像作家給紙簍寫作......當讓想讓你們聽到我的歌。所以當我有的時候說‘親愛的同志們'--這兩個是套詞--意思就是朋友,比較近的人。還有表示是值得珍視的人。當我這樣講的時候,我很真誠,因為我很看重我的聽眾們。我需要你們,有可能甚於你們需要我;如果我們有這樣的聽眾,我可能就放棄寫作了,就像很多人在少年時代寫過詩的人一樣......

"接下來,這樣......‘您認為藝術的目的是什麼?'你們知道,我從不回答這類問題。你們為什麼問我‘關於藝術是怎么想的'或者‘藝術的目的是什麼'?當然了,人文主義是藝術的目的。那又怎么樣?你們不想讓我看起來比實際上要更聰明,那又問什麼?關於藝術、生活、人的想法,我都寫到歌里去了。聽我的歌自己去品,在這個生活中我追求什麼。

"我為什麼這么火?你們知道,我並沒有這個感覺,這么火的感覺。問題是當你繼續工作,沒時間注意‘啊,我今天好像比昨天更火了!'不是的。我覺得我在這裡還能握住鉛筆,還能在這裡做些什麼,我就要工作下去......為什麼這么出名?我不知道。自己想吧。問問你們的朋友,如果他們跟你關係還不錯,他們就能告訴你......為什麼我的歌曲這么出名,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在這些歌曲里的與人為善。我跟你們說,我寫歌的時候,不知不覺就好象寫給最親近的朋友......

"我是否出版詩歌集,如果是這樣,那么詩歌集叫什麼名字?這個不完全取決於我,你們明白。我是準備好了,我準備了多久,自己都不知道。取決於他們那些人,他們要準備多長時間,我就更不知道了。至於叫什麼名字--你們明白,暫時關於這件事還沒有提上正題......你們知道,與其彎腰求人,跑破門檻,聽取人家的意見,如何修改詩歌,還不如坐下來寫點東西。這比當一個沒法出版的失敗者要好。你們說這有必要么?還可以寫給你們,給你們唱。這也是一樣的。你們不要以為這是錄音--這就是現在的文學嗎?如果要是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有個錄音機,那,我想,他的有些詩歌也只能存在於錄音里。

"‘您記得您的初戀嗎?您幸福嗎?'我幸福。不可思議地幸福。非常幸福。基本上對私人生活的問題我不作回答,結過幾次婚,離過幾次婚等等。至於初戀--當然記得。初戀,誰能忘得了?

"‘生活中的經驗在藝術創作中起什麼作用?'起很大作用。但這只是一個基礎。人總應該有點想像力,用於創作......我更喜歡斯威夫塔,更喜歡布爾加科夫,更喜歡果戈理......你想想:26歲的萊蒙托夫能有什麼生活經驗?但是他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創作者......談到生活經驗,大概你們的理解首先是生活如何對我們當頭棒喝的。如果嚴肅點講,就是苦難。對吧?當然,真正的藝術不可能沒有苦難。這不一定非得讓人受到排擠,被人射擊,親朋好友遭到逮捕等等。不是這樣的。如果他哪怕在心裡,甚至不用外在表現,為他人的遭遇感到難過,為親人的遭遇難過,為某個事情難過,那么這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我如何看待自創歌曲?如何看待自創歌曲運動?我不知道有這個運動,我沒參加這個運動,它從我窗下溜過。可能這沒多大意思......有時候整個談話都是‘自創、自創、自創',有一次演員利萬諾夫問前文化部長富爾采娃:您是否找私立的婦科大夫看病?最後他也沒得到回答。‘自創'這個詞不大好......原創歌曲--很好,可是自創......不過要想寫出原創歌曲,那要經歷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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