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維爾納·貝斯特（Werner Best，1903.07.10-1989.06），法學博士，德國駐丹麥占領區總督。早年攻讀法律。1927年獲法學博士學位。納粹黨執政後先後任黑森邦警察局長、黑森邦首腦、蓋世太保首席法律顧問和蓋世太保第一處處長。1936年底代表蓋世太保與威廉·弗蘭茨·卡納里斯簽訂代號為“十誡”的協定，劃分蓋世太保同阿勃韋爾的職權範圍。大戰爆發後，自1939年9月—1940年6月任德國中央保全局第一處處長，參與波蘭境內的屠殺。1940 年6月—1942年11月任駐法國占領區行政管理部門頭目，大肆鎮壓法國抵抗運動。1942年11月起任駐丹麥占領區總督，極力維持法西斯統治。戰時獲黨衛隊地區總隊長銜（相當於中將）。戰後於1948 年被丹麥法院判處死刑，後改為5年徒刑。1951年獲釋。1958 年被柏林非納粹化法庭判處罰款7萬馬克。1969年8月被控在大戰期間從事大屠殺入獄，1972年因健康原因獲釋。著有《德國警察》。事跡
二戰期間整個丹麥和挪威遇害的猶太人加在一起不超過1000人，他們遇上了一個“好總督”——貝斯特博士，滑稽的是，貝斯特博士擔任過黑森內政部警察頭子、巴伐利亞保全處處長、帝國保全處第一處及第二處的處長、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等要職，過去曾為黨衛隊的創建立下過汗馬功勞。這樣一個老牌納粹竟然會積極破壞消滅猶太人的計畫，說起來難以置信，但事實就是這樣。其實，越是老牌的納粹往往有他們自己的一些理想和信念，這絕非新加入進來的只知道打打殺殺的那些毛頭小伙子所能理解的。1943年9月，貝斯特博士接到命令，把6500名猶太人從哥本哈根運至東方集中營。貝斯特非常反對這一計畫，他打電報給外交部：這樣做，丹麥的國王和政府將停止與（德國）軍政府合作，此外還必須估計會出現罷工。幾番交涉後，希特勒和希姆萊還是決定消滅丹麥的猶太人。很快，行動開始了，從柏林專派的警察和輪船都已經抵達哥本哈根。貝斯特決心對著幹，但不能莽撞，他派他的朋友（另一位老黨員）跑去向猶太人報告。通過丹麥地下抵抗運動組織的傳遞，這一訊息傳開了，猶太人紛紛躲藏，隨後在丹麥人民的幫助下，被送過海峽安全到達瑞典。如果僅僅是“稍稍泄露一些情報”就能稱為“好人”的話，BEST——貝斯特博士所做的絕不止這些。猶太人全跑了，他還嫌不夠，又畫蛇添足地命令警察：“搜查猶太人過程中，不許破門而入，而應該在門外撳門鈴。”當有人對他的命令議論紛紛時，貝斯特出來解釋說：“猶太人都跑了，如果這時候我們進入主人不在的空住宅，只會帶來不愉快的印象以及盜竊案的發生，從而增加我們的麻煩。”
抓捕並轉運猶太人的行動失敗了，丹麥有6500多猶太人，而黨衛隊只抓到了400來人——還都是些沒接到警報或年事已高的猶太老人。另外，貝斯特搞了手段，把這些抓獲的猶太人送去特萊希恩施塔特集中營，戰後這些猶太人都得以生還。更為搞笑的是，在蓋世太保們因為抓獲的猶太人太少而氣得哇哇大叫的時候，貝斯特幸災樂禍地發了一個電文給柏林：“抓到的猶太人寥寥無幾，關於這一點，保全警察和我事前早已預料到······，在丹麥對猶太人採取行動的真正目的是使丹麥成為無猶國而並非儘量多殺人，因此有理由指出，······行動達到了它的目的。”前面反覆指出過貝斯特博士在納粹黨內的地位很高，這一點使很多黨衛隊死硬分子對他在丹麥採取的政策大惑不解。一級突擊隊大隊長艾希曼（中央保全局B4科負責人，這個科稱為“猶太人事物科”，實際負責“最後解決”）後來就指出過：貝斯特竟然還擔任過帝國中央保全局的處長呢，他自己甚至還為警察的目的及任務做過報告，這太讓人驚奇了。
貝斯特博士在丹麥擔任總督期間一直採取比較溫和的統治政策，他對“解決猶太人”的政策與計畫毫無激情和興趣。為了保持與丹麥政府的良好關係，貝斯特多次違抗柏林的命令，直到丹麥解放前，貝斯特還抵制了“焦土政策”。貝斯特博士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很簡單，他相對來說“比較有頭腦”，能夠冷靜地分析和面對自己面臨的情況，他們一般認為，如果要保持統治地的安靜和穩定，就必須反對那些破壞安定的人——無論對方是盟國還是地下抵抗軍或者是希特勒。實際上所有的游擊戰都會引起統治者報復，而這種報復擴大化又為抵抗者提供了新的資源。
貝斯特博士作為黨衛隊元老、法律專家及談判高手，他深知這一困境，所以貝斯特要求他的警察和部隊只打擊應該打擊的對象，而不要把打擊範圍擴大，從而導致更大的麻煩。然而希特勒不理會這一套，堅持要在丹麥實行“五比一”——死一個德國人則槍斃五個丹麥人的政策。貝斯特博士堅決反對，結果遭到了希特勒的呵斥，苦悶的貝斯特找到里賓特洛甫訴苦，外交部長聽了貝斯特的抱怨，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您按照您認為正確和明智的方法去做。不過元首的命令必須執行。”從這些事例上可以看出，貝斯特這些黨衛隊高級將領所持的觀點——關於大日耳曼帝國，與希特勒是完全不同的，希特勒的民族主義觀相比要狹隘的多。戰後的貝斯特博士被丹麥法庭判處死刑，隨後又改為12年有期徒刑，但到了1951年即被釋放，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聰明的某種報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