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 和鳳鳴
出版年: 2001-03
頁數: 526
定價: 26.8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805875682
錢理群書評
地獄裡的歌聲-讀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
——錢理群
（一）
……把書放下，我不禁顫慄起來：真好像在地獄裡走了一遭。
我想起了魯迅的《寫於深夜裡》。面對國民黨政權將革命者秘密處死的空前的大黑暗，魯迅這樣寫道：“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構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殘酷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記得每讀到這裡，我都會感到莫名的恐懼。而現在，卻突然發現：人們都說他有一雙“毒眼”的魯迅，還是太仁厚了：連他也沒有想到，中國還會出現罩著“革命”的神聖之光的地獄，“殘酷”到不僅“看不見”，而且還要強迫“遺忘”。——我因此有大恐懼。
魯迅《寫於深夜裡》這篇文章，除了“論暗暗的死”之外，還寫了“一個童話”、“又是一個童話”、“一封真實的信”幾節，講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為同情革命，參加了具有左翼傾向的木刻研究會，因為在給朋友的信中，寫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獄，並因此“遊歷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經歷》的作者和鳳鳴和她的丈夫王景超應該是曹白的同代人，都是嚮往革命的熱血青年，在1949年就參加了革命隊伍。但到了1957年，就是這個他們無限信任，對之表現了無限忠誠的“革命大家庭”，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打入了地獄。這是一個更加離奇，更不可思議的“童話”——“童話”這一詞也顯得過於輕飄，這裡充滿了層層疊疊的血污，這又是一個新的，更具中國特色的“吃人的筵席”。
我們必須直面這“革命地獄”，看它如何將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看它怎樣把真正的“人”變成“非人”。
（一）命名。
這是一個後人無法理解，卻令當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慄的細節：“‘右派右派，妖魔鬼怪！’這流行一時的歌曲，常常在街頭巷尾、鬥爭會上由民眾高歌，在廣播和擴音器里響亮地播放，時不時地撞擊撕扯著我們流血的心。曾幾何時，我們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眾場所，在鬥爭會上，右派分子們還得做屏息凝神靜聽默思狀，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這個玩笑真是開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國，我們對自己被歌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悅服，箇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難盡”（《經歷》，18——19頁）。
還有這樣一個細節：“在反右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熱鬧紅火不亦樂乎之時，有個美術編輯發生奇想，把全報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畫裡，用妖魔鬼怪的諸神形象醜化一番，標出在黑社頭子王景超指揮下，群魔亂舞，正在興高采烈地進行*大合唱；其中的‘牛頭’自然是牛華生了；杜紹宇因為身材短粗平日裡大家對他就有‘狗熊’的戲稱，在漫畫裡就變成了一頭醜陋的狗熊；杜博智被醜化成挺著大肚子蹦跳著的大青蛙，旁邊寫上‘蛙將杜博智’。像這等大漫畫，當時我只掃了一眼心裡就痛楚不已”（《經歷》，92頁）。
問題是在共和國的歷史大事件中，這樣的細節卻一再地出現。和鳳鳴的回憶中，就提到*一開始，《人民日報》的那篇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於是，就有了“牛棚”，有了強迫每一個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這是為什麼？這樣的“命名”有著怎樣的歷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這是對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僅是對其“革命者”的資格、身份，更是對其“人”的資格、身份的剝奪，正是要通過這樣的命名儀式，使其在輿論眼裡，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還不能忘懷大劇作家曹禺對*中的心理迷亂的自述：“他們整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別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我也許是瘋了，我老岳母剝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與田本相的談話，1986年10 月18 日》）。在我看來，“曹禺吃‘剝下的白薯皮’這一細節是特別驚心動魄的；它讓人想起了老舍《駱駝祥子》的結尾：祥子‘看著一條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邊等著吃點皮和須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這條狗一樣，一天的動作只為檢些白薯皮和須子吃，將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麼也無須多想了’”（參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人”就是這樣在自我幻覺中變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謂“革命狂歡節”中必不可少的“節目”。不但在將迫害無辜的罪行戲謔化的過程中洗滌血污，而且減輕了民眾參與時的心理負擔，使這樣的“反右運動”或“*”在狂歡氣氛中成為全民性的迫害運動。和鳳鳴對那幅“革命民眾”自發、主動“創作”的漫畫“痛楚不已”原因即在於此。
這樣的命名法也非這些新式革命家所獨創。魯迅早已指出，“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ling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的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賜改稱為‘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話，譯不明白，大約是‘豬’和‘狗’罷。黃巢造反，以人為糧，但若說他吃人，是不對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兩腳羊’”（《準風月談．“抄靶子”》）。
——我們現在終於明白，命名法的老譜襲用，目的就是要通過將受迫害者非人化，來磨合其口頭的“革命人道主義”與實際行為的“反人道”之間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這樣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天趣盎然地實施各種暴行了！
（二）隔離
在和鳳鳴的記憶中，最難以忍受的是，當被宣布為右派，頃刻之間，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樣，遠離而去；“在原來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們面前，自己忽然成為敵人置於被審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鬥爭批判”（《經歷》，21頁），這來自朋友、同志，有時更有親人的陌生的，冷漠的，甚至仇恨的眼光，是真正令人恐懼的。——這正是當年“狂人”的感受：這死魚般的“白而且硬”的眼睛，“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從頂上直冷到腳跟”！正像當年以“瘋子”的罪名將反叛者逐出社會之外一樣，現在又以“右派”的罪名將革命者逐出了。
處在社會隔離中的自我，只能躲避到小家庭里：和鳳鳴和他的丈夫就是這樣回到家裡，“悄悄地述說外面的世界不允許說的話，傾吐冤屈，互訴衷腸”（《經歷》，24頁）。讀到下面這段文字，人們無法不為之動容：“他用雙臂圍住了我，悲傷地柔聲說：‘他們為什麼要斗我的小嬌嬌啊？為什麼？’悲傷使他聲音喑啞，我的心顫慄了”（《經歷》，21頁）。但應該說，和鳳鳴和王景超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仍心心相印，相依為命；更可怕的是，有的家庭卻或因社會壓力太大，或因精神的迷亂，竟出現了夫妻之間的不信任，甚至揭發私房話以示“劃清界限”，這就最後地堵塞了人賴以躲避外在風浪的精神退路，在歷次運動中，很多人就是在這最後的絕望中走向絕路的。因此，我說過，把革命引入家庭，將精神控制伸向床笫，強迫或誘使夫妻與骨肉相互劃清界限，這是最無人道的，因為它逼迫人越過人之為人的最後底線。
對於和鳳鳴與王景超這樣的死命相守的夫妻則要強制他們分離。“兩個在大災大難中融合在一起的靈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鮮血淋漓，各自東西”（《經歷》33頁），這更是一種殘酷。人們似乎還有一點退路：可以通過通信來慰藉兩顆孤寂的靈魂。但這也是“革命”所不允許的。在經過了“萬種柔腸焦急等待”以後，和鳳鳴終於收到了心上人的來信：“這是一個小小的、揉得皺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開著口，沒粘，裡面裝著一張薄薄的信紙，字寫得歪歪斜斜，沒有了他的來信中慣常對我的愛稱，只是簡單地說到他現在新添墩站，已開始勞動，主要是挖水渠，隊里管一伙食，每月發兩三元零花錢。……”和鳳鳴“反覆讀著這封被檢查過的來信，想從字裡行間捕捉到什麼，卻什麼也捕捉不到，乾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確，連引起聯想的可能都沒有”。她突然明白：“唯一溝通和撫慰兩個受難的靈魂的渠道已被堵死”，“我們在苦難中想要互訴衷腸、溝通心曲已無法做到，這種殘忍的剝奪使我心顫不已”（《經歷》，64，67，65頁）。
於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傾訴：王景超正是這樣堅持記日記，作為自己最後的精神防線。如今這已成了和鳳鳴永遠的記憶：“每天晚上，景超還用工整的筆跡寫日記，寫每天挨斗的情形，寫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寫出那可悲的世相”（《經歷》，24頁）；到了勞改農場，他也還在寫，並且勸難友記，說這些日記會很有意義，不僅是為了現實的精神的堅守，而且也是他的一個夢：總有一天，將這一切寫出來，留給後人。可以說，記日記幾乎成了王景超們身陷地獄以後，唯一能夠證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證明自我生命的意義的最後手段。但正如一位遠比王景超現實、冷峻的難友所說，這是“在為自己準備繩索”，他也因此遭到了殘酷的批鬥與訓斥：“王景超思想反動，現在還在記日記，你記日記想要乾什麼，你老實交代！”（《經歷》，509頁）而聽了他的勸告也在記日記的難友，更是被同在罹難的右派“無限上綱”：“你記日記想乾什麼，是不是要給台灣的蔣介石送情報？”（《經歷》，145頁）儘管王景超冒著危險，奇蹟般的寫下了兩本日記，作為生命的最後遺物留給了自己的妻子，但在十年浩劫中，知道在劫難逃的和鳳鳴，仍將這些日記連同他寫的小說底稿、信件，以及自己“守著孤獨和心靈對話所記的日記”，全部付之一炬，所有的文字，都“灰飛煙滅，全部消失”（《經歷》，450頁）。——這也正是發動反右運動與*的目的：一切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思想、生命，連同它的文字表達，都應該“全部消失”。人也終於失去了自我傾訴的權利。
很多人在研究法西斯集中營時，都談到了單獨監禁的可怕：那是將人置於和外界嚴密隔絕的空間裡，杜絕了一切交流的可能，陷入了絕對孤獨的狀態。著名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人們無法想像，“這種辦法是多么惡毒，對人的心理打擊是多么致命”；他這樣描寫一個親歷者所受的精神磨難：“我真是形影相弔，成天孤零零地、一籌莫展地守著我自己的身體，以及四五件不會說話的東西，如桌子、床、窗戶、洗臉盆；我就像潛水員一樣，置身於寂靜無聲的漆黑大海里，甚至於模糊地意識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纜繩已經扯斷，再也不會被人從這無聲的深處拉回水面了。……我的身邊是一片虛無，一個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虛無之境，處處如此，一直如此。……即使看上去無實無形的思想，也需要一個支撐點，不然它們就開始毫無意義地圍著自己轉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這空無一物的虛無之境。……你仍然是獨自一人。獨自一人。獨自一人”（《象棋的故事》）。中國的監獄自然少不了這樣的被茨威格稱為“陰險”的單獨囚禁，但我們也有自己的特色的創造，即精神的隔絕：從表面看，你還是生活在群體之中，甚至是在一個相當擁擠的生存空間裡，你和你的管教者，和你的難友朝夕相處，經常有身體的摩擦，但彼此精神上卻是絕對隔離的。和鳳鳴曾一度被安排在場部財務科協助工作，財務科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場所，場部的人有事無事都會到這裡來轉一圈，或者隨意閒聊；但所有的人，眼見和鳳鳴這樣一個“大活人”坐在那裡，卻都視而不見，沒有一個和她打招呼，閒聊時也絕不涉及她，仿佛她並不存在（《經歷》，246頁）。這樣的被周圍的人絕對孤立與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和鳳鳴這樣描述她內心的感受：“如果我獨自一個人待在封閉的古墓里，面對那死去了的世界，我會焦灼不安，著急無望……而在這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一個大活人，卻不能張嘴和他們之中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話，在他們的眼裡，我是一個‘異類’。這種壓抑，這無言的壓迫，是我未嘗經歷過的，它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經歷》，255頁）。與同一處境的難友之間的交流，也無可能；甚至，這樣的交流是危險的，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和鳳鳴就是因為給一個正在受批判的朋友送了一張小紙條，對方反戈一擊，才被橫加“訂攻守同盟”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最後家破人亡的。而當她忍受不住被周圍的人空洞化的痛苦，極其謹慎地向同屋的女伴作了有限的宣洩時，竟立刻被打了“小報告”，又獲得了“不安心改造”的罪名（《經歷》，256頁》）。受害者之間的這類相互傷害，我們在下文還要再作討論，這裡只想強調一點：這與籠罩著整個社會的恐怖氣氛是直接相關的，所有的人都感覺到自己處於無所不在的監視網的控制之下，仿佛你不揭發檢舉，就會被檢舉揭發，這樣的人人自危，極大的毒化了社會風氣，很容易越過道德的底線：保護自己成了唯一的欲求，即使因此而傷害了他人，也似乎顧不上了，人與人的關係成了狼與狼的關係。這樣，儘管仍處於人群之中，但所有的他者，都成了具有顯在或潛在危險的不可交流的對象，這是另一種形態的“空洞”的存在，“你仍然是獨自一人。獨自一人。獨自一人”，這樣的人群中的絕對隔絕與絕對孤獨感，是真正令人恐懼的。
這是和鳳鳴的回憶里，最不忍卒讀的一頁：當被派去“醫院”燒炕時，她看見的是：所有的人“一個個蓬首垢面，面黃肌瘦，目光呆滯。他們立即全都看見了我，但全像沒有看見一樣，面部無任何表情，沒有人同我打招呼。他們相互間也不作任何議論，沒有一句話。作為病號，他們沒有呻吟聲，只是不知是誰，發出了幾聲沉悶的嘆氣聲。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們身上形成的一切”（《經歷》，342頁）。——人本是社會的存在，如馬克思所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而現在卻用“革命”的名義，將右派從整個血緣關係、社會關係中隔離出來，成為一無依傍的絕對的孤獨的存在，而且被剝奪了情感傾訴、思想交流、言語自由表達的一切對象，一切手段，一切渠道，一切希望與可能，長期的絕望，最後連自身也仿佛失去這樣的yu望，這就是我們這裡所看到的人的精神、人的生命的虛無化與空洞化，這樣的非人化是具有一種內在的殘酷性的。
（三）革命緊箍咒
但“革命”似乎還要顯示自己的仁慈，宣布要給右派以“出路”，據說這就體現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和鳳鳴和她的丈夫是曾經對此深信不疑的：“為了摘掉右派的帽子，從困境中走出，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我們天真地認為，只要具有百折不撓的毅力，靠自己非同尋常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我們在虛幻的夢境中游來盪去，沉湎於自己編織的夢境，只是由於我們一無所有……”（《經歷》，32——33頁）。
但這真是右派“通向外界的救生纜索”嗎？
血的教訓終於使和鳳鳴們有了這樣的覺醒：所謂“右派帽子”不過是戴在頭上的“緊箍咒”，“400年前的吳承恩讓面目仁慈不明善惡的唐僧念動緊箍咒，驅使孫悟空在時不時抱頭喊疼中仍忠心耿耿地保唐僧的駕赴西天取經，是因為孫悟空在要命的頭疼的折磨中也還有個想頭，他想的是保唐僧從西天取經回來，自己才能成正果，取得自由之身……（我）心中卻十分淒楚，為什麼歷史中的神話故事，竟同現實生活如此相似乃爾？這驚人的重複究竟說明了什麼？我們扮演孫悟空去西天取經路上的角色，竟是那樣地有聲有色而更其增添了許多悲壯許多慘烈。唐僧和孫悟空是一對一，而我們是幾十萬人，況且我們的隊伍還在不斷膨脹擴充”（《經歷》，204頁）。
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革命的緊箍咒”為什麼能夠對當年的右派發生作用？它又在實際上起了什麼作用？
和鳳鳴這樣寫到她拚命改造的心境與動力：“我拚命，是因為我承受著雙重的苦難，我的和他的。我拚命，是為了爭取早日改變目前的處境，好進一步幫他脫離苦海。然後，我們的倆孩子也才能得救，我們才能跟孩子在一起。可憐的孩子，他們原應該跟別的孩子們一樣，有一個無憂無慮歡快活潑的童年，但他們小小年紀長久地連父母的面也見不到，讓孩子們也苦熬苦度歲月，這雖也是我儘量不去想的，卻又時刻在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著改造，改造，拚命，拚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而在當時，這一切就是如此真實，沉重酷烈的苦難使我別無選擇”（《經歷》，156頁）。
這“別無選擇”四個字實在令人心酸。“革命”對這些不馴服的右派的懲罰，最致命之處，不在懲罰落在他們自身——右派中並不乏能夠承受苦難的硬漢，而且“一人做事一人擔當”本也是做人的一個基本準則；而現在卻要把懲罰加之於孩子，特別是和鳳鳴、王景超這樣夫妻雙雙被打成右派，孩子更是無家可歸，只能由年老病重的父母來承擔本屬於自己的扶養的責任，而且按當時的血統論的“革命邏輯”，孩子也將和右派父母一樣，成為被社會歧視、排斥的對象，葬送了一切前途：這樣的懲罰才是真正不堪承受的。特別是因自己而讓無辜的孩子受苦，這更會引起無止盡的心靈的自責：“孩子啊，孩子，你們受苦完全是由於我們的過錯，在你們面前，我們是真正的罪人，我們罪不可恕”（《經歷》，35頁）。親子血緣之情，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線，也是人的情感中最神聖、最敏感，也最脆弱之處，可以說是人的精神的一個軟肋；而現在反右運動的發動者卻正是從這裡捅刀，揮舞其“革命的懲罰之劍”，再硬的漢子也得屈服，並且承受永遠除不去的罪惡感，真正“別無選擇”。而對人的基本情感的這種蹂躪與利用，是殘酷的。
和鳳鳴還留下了這樣一個可怕的記憶：一個右派，在極度的飢餓中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但他仍擔心著妻子和兒女還要繼續為自己“背黑鍋，遭罵名”，於是，就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寫了一首頌歌，表示在即將餓死時，仍然忠於黨，忠於毛主席，希望留下一個“正面的形象”，對妻子和孩子們或許會好一些，這幾乎是他唯一能為家人做的事了。和鳳鳴說：“這看似滑稽、矛盾之極的一幕，卻包含了多少悽慘而令人痛斷肝腸的內涵”（《經歷》，387頁），使人感到對人的親情的蹂躪與利用，不僅殘酷，借用茨威格的說法，更是“惡毒”與“陰險”的。
說到茨威格，我們又記起了前面討論過的精神隔離問題。我們已經說過，精神隔離的嚴重後果，就是對人的自由思考、言說、交流的權利的剝奪，yu望的壓制，造成人的虛無化與空洞化；而這樣的虛無與空洞，正可以使“革命的絕對權威”趁虛而入。和鳳鳴對這些被虛無化、空洞化的右派的精神狀態與選擇的描述，同樣令人心酸：“我們一個個不明不白地因‘*反社會主義’而獲罪，在受苦受難中連做夢都想著如何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對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的號召，在內心深處誰也沒有想過可以打個問號，絕對地只是回響號召，絕對地只是跟著黨走。這樣，我們在勞動改造期間又成為‘總路線’、‘大躍進’的熱情宣傳者。功歟？過歟？背著沉重的十字架，埋頭勞動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慮的。……反右鬥爭期間對‘獨立思考‘大加撻伐，凡是曾經主張獨立思考或有過此等表現的人先後都遭了難。我們當了右派後的處事原則只能是進一步唯命是從，‘但求無過’，誰還有興致對這些國家大事用自己的腦瓜兒再去思考一番？”（《經歷》，100——101頁）這裡所說的“絕對”回響與“絕對”服從，正是說明，當人陷入停止思考的虛無、空洞狀態，就必然通向對專制強權的絕對順從。這是另一種形態的對人的本性或基本弱點的利用：人是有一種“皈依”的內在欲求的，人對父母、故鄉、大地……的迷戀，都是這一欲求的外在表現。而當人處於一種非常狀態，如右派所處的這種絕對孤獨的，幾乎是絕緣（一切聯繫，一切緣分）的狀態，這樣的皈依的本能就會以一種畸形的，又是極其強烈的方式表現出來：只要誰顯得強大，有權威有權勢，以不容置疑的充滿自信的語言說話，就聽命、依附於誰；而當時的“革命權威”正扮演了這樣的角色，“絕對”回響，“絕對”服從，就不可避免。剛剛被“革命權威”打入地獄，就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革命權威”所發動的將給自己與整個民族帶來新的災難的新運動中去：後來者會覺得不可思議的“奇蹟”，就這樣在二十 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確確實實地發生了。
這不僅是對人的本性、本能的利用，更有對革命者精神品格與氣質的利用。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像和鳳鳴、王景超這樣的右派都是真誠的革命者。因此，當突然被自己以生命相許的“革命”打成“反革命”，他們就陷入了極度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們相信自己即使燒成灰也不會反對革命；另一方面，他們又絕對難以想像，“革命”會犯根本性的錯誤，但他們又必須尋找某些說得過去的邏輯，來彌合這二者似乎是不可解的矛盾，勉強說服自己。和鳳鳴在她的回憶中，這樣談到他們終於找到的邏輯：“當時無論他和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運動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懷疑，我們仍崇拜中國共產黨，……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我們，對於通過新聞渠道傳播的整個運動的進展情況都深信不疑，絕對沒有想到其中有什麼虛假。諸如《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原國民黨上將，在鳴放中說，‘民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云云，我們絕對相信都是真的。我們想，北京出了‘章羅聯盟’，像葛佩琦這樣‘反動透頂’的人物都跳了出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不反擊能行嗎？”（《經歷》，17頁）。在為“反右運動”找到了合理性以後，自己犯了錯誤，也就順理成章：至少是“客觀上”幫了“葛佩琦之流”的忙了吧？但他們絕對沒有料到，這竟是一個精心炮製的謊言：經過*的親自過問，現在已經查明，葛佩琦是一名老共產黨員，受地下黨的派遣，打入國民黨內部，這才成了“國民黨上將”；而1957年的鳴放會上，他說的原話是：“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得不好，民眾就可能打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它”，但到了《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就變成了“民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盡管葛佩琦立即去信指出這與事實不符，並聲明自己的意思是“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民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但《人民日報》卻不加理會，反而變本加厲，連續發表工農兵及各界人士的文章，“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台’”（參看戴煌：《*與平反冤假錯案》）。問題是，《人民日報》這樣做，是有理論根據的，即所謂“黨性高於真實性”，為了“黨的全局利益”，只要便於發動民眾進行反右鬥爭，什麼樣的手段都可以採用，至於葛佩琦本人是否受了冤屈，是否形成了對讀者、民眾的欺騙，都不在考慮之列。這背後，隱含著兩個十分可怕的邏輯，一是“為了達到所謂‘崇高’的目的，可以採取一切卑劣的手段”，一是“為了所謂整體的、全局的利益，個人應作無條件的犧牲”。和鳳鳴、王景超和無數天真、善良的革命者、普通百姓，在1957年就是這樣落入了按上述“革命邏輯”編織的鋪天蓋地的輿論宣傳的騙局中，和鳳鳴、王景超這些右派還成了所謂“革命全局”祭壇上的犧牲品。
和鳳鳴對當年接受改造的心理的描述、分析，還有一個方面也很值得注意：“由於整個社會輿論的強大作用，我和我的難友們有時也覺得自己靈魂深處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風大浪未能站穩立場，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勞動人民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確實也想誠心誠意地通過艱苦的勞動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人”（《經歷》，85頁）；“阿．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第二部的開篇語，此刻又撞擊著我的心。這段話說：‘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我們就會純淨得不能再純淨了。’……我自己已被飢餓折磨得難以支撐，想的還是浸泡、蒸煮本身，讓靈魂無比純淨的事。當時我崇拜偉大的作家，一種使自己的靈魂更為純淨的強烈願望使我仍真誠地相信阿．托爾斯泰的這些話，在這種自我寬慰的夢幻里浮沉，精神上似乎獲得了一些寧靜”（《經歷》，343--344頁）。--這樣的心理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已經很難理解，但這正是那一代革命者或嚮往革命的青年共同的精神特徵：將勞動和勞動人民理想化、聖潔化，知識者天然有罪的民粹主義的信念，將苦難神聖化，在苦難中純淨靈魂，成為“新人”的“聖徒”情結，這裡顯然存在著俄羅斯文學與文化對這一代人的深刻影響。這樣的信念與情結的道德自律的純潔性，是無可懷疑的；但魯迅早就警告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從‘是有可能導致’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現在，在和鳳鳴、王景超這樣的右派身上所發生的，正是對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卻導致對專制的迫害的忍從的悲劇。從另一面說，那些“在勞動改造中求出路”的說教，就是對這些虔誠而幼稚的革命者的理想追求的蓄意踐踏與利用，這是更令人憎惡的。
和鳳鳴關於1959年國慶十周年給右派“摘帽”的回憶，讓人覺得既荒誕又悲涼：訊息公布時，人們當作“最大的喜訊”相互轉告；接著是“為思慮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而“心慌意亂，坐臥不寧”——正如和鳳鳴所說，“我們這些劃為階級敵人已經兩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憐了，我們一個個都如墮入黑暗深淵奄奄一息又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哪怕明明看見是一根稻草，也要搶先抓到手裡爭先活命”；在急切等待中終於到來的國慶“盛典”上，卻宣布只給兩人“摘帽”，而且依然在農場勞動，一切並無變化。同時，又將一位寫了一首“祁連山戴帽，勞教人員睡覺；苦難的日子何時了，問誰誰也不知道”的打油詩的年輕右派就地槍斃，以“殺一儆百”（《經歷》，213——218頁）：這又是一次精心策劃的“仿佛要放開，趕緊又抓住”的貓捉老鼠式的戲弄！
這絕不只是人性的殘酷，這更是體制使然，或者說這是維護“革命地獄”的秩序的需要。和鳳鳴有這樣的痛苦的自省：“地獄裡出現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無情，對自己同類大批死亡的無動於衷，竟於不知不覺間也影響了我，改變了我。……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與‘我’無關的事，不聞不問不管不顧，才是我們的行為準則。我在‘醫院’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號燒炕時，油光滿面的‘職工‘炊事員’阻攔我為病號代發信件，我不是順從地拒絕了為他們發信嗎，現在讓我感到萬分羞愧內疚不已的事，當時竟認為理所當然。當時稱之為‘改造’的東西，其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人的異化，人的精神的可恥墮落、改造愈甚，要求愈嚴，異化愈甚，墮落愈甚”（《經歷》，423頁）。本來，將一群異己者聚集在一起，儘管嚴加管制，對統治者也有不安全的方面：如果他們由於境遇與利益的相同聯合反抗，就將破壞地獄秩序的穩定。而現在卻用“改造好了可以摘帽”誘惑，將這些右派分割成單獨地為自己“早日摘帽”這一虛幻目標奮鬥的個體，形不成共同利益與意志，自然也就無法產生群體的抗爭；所形成的卻是和鳳鳴所說的“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的與‘我’無關的事，不聞不問不管不顧”的“行為準則”。而當每一個右派對同伴的苦難無動於衷，實際上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對同伴的迫害：這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這樣的參與，還會表現為主動的相互監督與告密。我們前面的分析中，談到在勞改農場中普遍存在的右派間相互傷害，是無所不在的恐怖氣氛所致；而“摘帽”的“革命緊箍咒”則將這樣的相互傷害注入利益的動機：對他人的傷害正是自己“贖罪”的表現，更是“立功受獎”的機會。如上文所說，所謂“摘帽”不過是一個大騙局，但它卻成功地在右派中灌輸了一個理性的觀念：“為了自己活著，有一天能夠摘帽，成為自由的公民，就必須不管他人死活，甚至要以他人的罪與死作為自己摘帽的籌碼”，正如一位作者所說：“正是理性地保護自己的生存的要求使得人對於他人的毀滅無動於衷，理性讓受害者喪失了人性和道德，讓他們相互仇恨而不是仇恨迫害者，理性使得他們爭著想成為旁觀者，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生存線上”（於閩梅：《理性之下的殺與被殺——讀〈現代性與大屠殺〉，文載《隨筆》，2003年3 期）。這樣，這些受害者（當然不是受害者全體，反抗者仍大有人在）既是被迫地，又是自覺地（出於解脫自己的理性考慮）參與了迫害，成為無所不在的控制網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可以說，“革命地獄”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受害者理性地合作，這樣的包括受害者自身在內的全民迫害，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罪惡之所在。
（二）
然而，人還是人——地獄裡仍然有歌聲。
……放下書，這歌聲還響徹在耳邊--
草原大無邊，
路途遙又遠，
有個馬車夫，
將死在路邊。
……
愛情我帶走，
請她莫傷懷，
找個知心人，
結婚永相愛。
?這首俄羅斯民歌，在和鳳鳴的書中一再出現：一次是在她思念遠方受難的親人時，一次是她終於失去了親人後的木然的痛苦中（《經歷》，182——183頁，415——416頁）。而在我的感覺里，這首歌的愛的執著與悲涼的鏇律，一直流瀉在她的帶血的記憶與敘述中，構成了對前述非人的境遇，驚人的黑暗的抗衡力量，這正是大江健山郎所說的“人類的暗部”里的“光明”。
我正是從下面這些細節里，感到了擋不住的人間暖意--
“一中隊全隊60 人，……在我來之前純屬男性王國。當我第一次出現在全隊人面前時，我的第一感覺是大家全都親切地注目看著我，眼睛裡漾著笑意，嘴角掛著笑，有些人乾脆張開了笑口。大家似乎很高興我的到來。我笑眯眯地站在旁邊，用微笑向大家致意”（《經歷》，179——180頁）。
一次來到了開荒隊的難友的住處，“令人驚異的是他們的住房都非常整潔，地掃得乾乾淨淨，通鋪收拾得整整齊齊，只是有些人大約是怕弄髒床鋪，把褥子一古腦兒地捲起在疊起的被子上，空下來的地方只鋪著灰色的棉毯或報紙，躺下或坐著休息不會弄髒衣服”（《經歷》，86頁）。
在艱難地挖窯洞、修地窩子時，“有的人在地窩子的土壁上挖了整整齊齊的壁龕，以便把日常用的碗盆洗漱用具之類擺得整齊有序些。有的人別出心裁在土壁上挖了小小的凹進去的圓形土台，恰足以放進一個用墨水瓶製作的小煤油燈。還有的人在土壁上挖了長長的月牙形的龕，下面的土台上放些零星的日用品。……他們還想在這艱苦的環境裡，把生活裝點得好一點”（《經歷》，292頁）。
還有，《夾邊溝記事》里的那個在勞教農場出生的“夾農”，成了“大家的孩子”，每個人抱著他，就像抱著自己留在母親那兒的孩子一樣，止不住流淚。像是“一道陽光射進我們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們的心，溫暖了我們孤寂痛苦的靈魂”（《夾邊溝記事．夾農》，51頁）。
正像和鳳鳴自己所說：“人的生命意識竟是如此強大，強大到只要活著就行，只要活著有個既定目標就行。我就這樣活著，我身邊的難友大都也這樣活著”（《經歷》，201——201頁）。只要人活著，生活就要照樣進行；有生活，就會有愛，有美的追求，有歌聲，也有笑，那怕是帶淚的笑。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一種無聲而堅韌的生命力量，是能夠穿透地獄的厚壁的陽光，任何邪惡的勢力，無論看起來多么強大，也不能消滅它，在綿綿無盡的較量中，它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裡最偉大的，是愛的力量，即使是在最後的絕望中，它也要顯示出來。我讀和鳳鳴的回憶，正是在這一處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又一個病人死了！“我”默默地從病房走出來，突然“聽到有人喊了我一聲：‘和同志！’我吃了一驚，……循聲望去，喊我的是一個三十幾歲、面容蒼白消瘦的病號。他不同於旁人，穿著幾乎全新的深藍色咔嘰布中山服，顯得比別人整潔，整潔得多，說國語，從眉宇間透出幾分儒雅。他頭頂後牆腳朝炕外面睡著，見我已聽到他的喊聲，又衝口說：‘和同志，保重，保重啊！’……我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是何許人，什麼案犯，但我得回答他，便說：‘你也保重，咱們都保重！’……人啊，人，人對自己的同類並不都是冷酷無情、干戈相加的。在這生存危機正在威脅著每個人的地方，愛，依然在人與人之間生髮，即使一個身陷困境絕望已極的病號，也在試圖溫暖一顆被認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關照一個存在著生存危機的女人。”（《經歷》，358——359頁）。
這裡，對女人的關愛，是特別感人的。在和鳳鳴關於革命的地獄的回憶里，“女人”是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的，這恐怕不僅因為和鳳鳴本人的女性身份。這本書的讀者大概都很難忘記，當她聽到男難友說起“現在我們嘛，一個個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以後，所引發的一番感慨：“男子漢都在思念妻子，思念兒女，對‘童男子’的生活發出了怨聲，可見思念之苦也在折磨著這裡的每一個男子漢。……生離死別，天各一方，這種對數十萬右派分子感情和心靈上的撻伐，往往比政治上的沉重打擊更難適應更為撕心裂肺。因為政治上的沉重打擊……經過歲月的流逝，會逐漸習慣性地承受下來。哪怕是麻木不仁，也會逐漸地習慣下來。但是夫妻情，親子愛，對於身處逆境的難友們來說，卻是須臾隔離不得的，快刀可以斬亂麻，同家人的縷縷情愛之絲，愈是相距千里之遙，愈是時日不斷延續，其韌性與強烈只能與日俱增，誰也無法將其淡化扯斷。男子漢們每個人的心都在流血呢！”（《經歷》，192頁）。但也正是這樣的對女性——妻子、母親與兒女的思念與愛，成為被剝奪了一切以後，唯一奪不走的東西，成為這些一無所有的受難者保持人性的自覺的最後的支撐，成為他們與非人化的罪惡相對抗的最強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說，有女性存在，哪怕是思念、夢幻中的女性存在，這些男子漢就不會被革命地獄所壓垮。我理解，那位難友要在自己生命瀕危的時刻，把他最後的鼓勵、祝福給予一位並不相識的女性，原因就在於此。這真是地獄裡的生命的最強音。
何況還有和鳳鳴這樣的現實的女性，和他們一起在地獄裡熬煎，抗爭。記得曾有朋友感嘆中國沒有“追隨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婦女”（摩羅：《巨人何以成為巨人》）；但我讀和鳳鳴的回憶，特別是《地獄之行》那一章，讀楊顯惠的《上海女人》，卻默默地對自己說：喔，我們有，我們中國有這樣的女人！寫到這裡，我的耳旁突然響起撕心裂肺的一聲呼喊：“我還是一個女人！天哪，天哪！”這是在那個月夜，和鳳鳴向著“深邃寥廓的夜空”從心底發出的泣血的悲鳴（《經歷》，201頁）。世上有誰知道，有誰想過，中國的女人，中國的右派的妻子，中國的無辜孩子的母親，中國的女右派，背著怎樣的重負，活得有多么的艱難？而她們又是以怎樣的力量，承受著“由四面八方包圍而來”的“無盡”的重壓，挺住了一切！（《經歷》，200頁）請看看這位“上海的女人”，她風塵仆仆數千里奔夫而來，丈夫卻“沒了”。她哭，淚水噴涌；她要見丈夫的屍身，但丈夫屍身上的肉已被飢餓的難友切割吃完了，人們不忍心帶她去看，她坐著，不吃不喝，一夜，又一夜；第三天早晨，她移動著樹葉般飄浮的身子，自己去找，直到深夜；第四天黎明，她終於見到了自己的丈夫：“整個身體像是剝去了樹皮的樹幹”，沒有一點肉，“皮膚黑乎乎的，如同被煙火熏過的牛皮紙貼在骨頭架子上”，她撲上去，卻沒有聲息，從嗓子裡發出奇怪的吱吱吱的響聲，很費力地轉化為一聲悽厲的哭喊；哭了半個多小時，她站起來，宣布要將丈夫的屍身火化，“帶回上海去”；她抹下綠色的緞子頭巾，將骨頭一根不剩地全部包起來，又用毛衣、毯子裹成大背包，壓在瘦小的肩膀上，徒步走向車站，戈壁灘刮著凜冽的寒風，她的身影漸漸消失在茫茫沙漠裡，卻永遠定格在每一個善良的人們的心上，扣問著我們的良知（《夾邊溝記事．上海的女人》）。沙漠裡就有了一條通往地獄的“寡婦之路”。兩個月以後，和鳳鳴又開始了她的“地獄之行”：“啊，我來了。我從茫茫雪原中走來，從漆黑的夜幕下走來，從漫長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來，從苦難重重的另一處走來。我疾步如飛地走向你。我的親人，你如今在哪裡？啊，親人，我哭你喊你尋覓你，你可聽見我肝腸寸斷的呼喚？你究竟在哪裡？你失去的我尚擁有，可它的價值和意義又在哪裡？你還在等我嗎？我的親人！”但寡婦的悲哭，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周圍的人“無動於衷，一聲不吭。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對我說一句勸慰的話，也沒有一個人對我的親人的故世做任何說明性的介紹。我的親人只不過是死了，餓死了，僅此而已。我坐在一個條凳上哭。他們沉默了一陣以後，繼續做他們的事，說他們的話，也聽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們毫無干係。我也未向他們做任何發問，我敢向他們問明一切，讓他們說個清楚嗎？我不敢。”（《經歷》，412--413頁）。人的死亡因司空見慣而被冷漠待之，人的死因更是諱莫如深，這近乎麻木的沉默，正是六十年代中國政治生活最典型的表征。和鳳鳴說，這“冰冷”了她“悲傷的心”（《經歷》，415頁），因此，她真正放聲一哭，卻要等到三十年後，1991年8 月她再次來到這裡時，“幾十年來，為活活餓死的親人痛哭，會認為是跟黨記仇而不被允許，為極右分子的丈夫死去的痛哭，更被認為是嚴重的階級立場的問題，會影響到我的生存，孩子們的生存。悲痛有罪！生離死別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壓抑著強忍著。在自己家人面前，我還要忍耐還要沉默地咽下這一切嗎？不要阻止我的慟哭，不要阻止！”（《經歷》，467--468頁）。“不要阻止我的慟哭”，這一聲呼號是驚心動魄的；在我看來，天下罪惡之大，莫過於禁止女人為自己蒙冤餓死的丈夫而哭泣。儘管本文中，一再使用“殘酷”、“恐懼”這樣的詞語，——這是我讀和鳳鳴、楊顯惠的著作最基本的感受，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那幾代人最基本的生命體驗；現在，我仍然忍不住要說，宣布“悲痛有罪”，連哭泣的權利也要剝奪，因為表示一點對親人慘死的哀痛，就要危及自己的，以及孩子的生存，這都是把人性的殘酷發揮到了極致，是真正令人恐懼的。但同時，這也正是一種極度虛弱的表現，反過來證明了中國女人的力量，她們的痛哭也會動搖革命地獄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與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獄的統治者永遠不得安寧！
丈夫死了，妻子卻活著。——我總覺得女人的生命力比男人更為堅韌。於是，中國的女人又有了“倖存者”的責任。和鳳鳴的回憶中，多次使用“倖存者”這個詞（《經歷》，424頁，458頁，484頁，488頁，524頁），她是深知“倖存者”這三個字的份量與責任的：犧牲者的生命及未及實現的生命理想，已經延伸到她的生命之中。但她更知道，不是所有的倖存者都能聽見並記住犧牲者和他們的親人的“地獄裡的哭聲”的（《經歷》，424——425頁），他們在自以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經覺得如果現在還要哭泣，就會破壞了他們的好心情，成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為有了這些健忘者，強迫遺忘者，和鳳鳴這樣的不肯、也不敢忘卻的倖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種生命的重壓。儘管丈夫的離去，“沒能扶我一把”，她生活得十分的艱難，多少次發出“我好苦、好累喲”的呻吟（《經歷》463頁），儘管她甚至感到多年來的掙扎，“重新鑄造”了自己的性格，早已是“鐵石心腸”，很少動感情，很少流淚了（《經歷》，465頁），但她卻永遠不能把丈夫從她的生命中除去。她的景超留下了三樣東西：“兩套疊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還有兩件漂亮的帶條的府綢襯衣”——他至死也期待著有一天“穿得體體面面，人模人樣地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經歷》，449頁）；兩本用他所特有的工整的筆跡寫成的厚厚的日記——這是他生命的掙扎的忠實記錄；還有他的對朋友，也是對妻子的最後囑咐：“我出不去了”，“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一本書，把這裡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寫我們的“愛情”（《經歷》，514頁）。——這幾乎是一個無法拒絕的生命的，也是歷史的命令。在“生死兩茫茫”中，和鳳鳴一刻也沒有忘記，她的丈夫，所有的死難者，“在冥冥之中的召喚”。整整十年，三千六百多個日日夜夜，她被夢魘般的記憶驅趕著，不停地寫，“清淚如注，筆尖上流著滴滴鮮血”。她說，她要“把這一切如實的描述奉獻給讀者，是為了以我特殊的經歷，讓讀者對這段沉重的歷史有個較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後人，使這樣的歷史永遠不再重演，是我的最大願望”（《經歷》，518頁）。
現在，這本血寫的書，就放在我們面前。這位偉大的中國女人，用她那雙黑色的眼睛凝視著我們每一個人，她的後面站著無數在那場民族災難中倒下的受害者和挺過來的倖存者。我們再也不能迴避，如果我們尚存良知和勇氣；我們再也不能遺忘，如果我們還有信念與追求。我們必須和他們——死者和生者一起直面這沉重的歷史，並思考一切，作出我們自己的結論。
2003年5 月29日——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