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781年10月，英國在約克敦被圍攻後，美國獨立戰爭在北美平息下來，英美外交官之間開始了和平談判。位於紐約紐堡的美國大陸軍隊監視著英國占領的紐約。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大陸軍隊的解散，長久以來一直沒有得到報酬的士兵擔心聯邦會議不會履行以前關於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的承諾。
亞歷山大·麥克杜格爾（Alexander McDougall）少將國會在1780年承諾大陸軍官在他們退役的時候支付半薪的終身退休金。作為一種節約成本的措施，財政總監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早在1782年初就停止發放軍餉，主張在戰爭最終結束時彌補欠款。在整個1782年期間，這個問題一直是國會和紐堡軍營爭辯的話題，士兵提交的備忘錄和請願書未能對國會關於這一問題的辯論產生重大影響。
一些軍官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少將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並起草了一份給國會的請願書。這份請願書由亞歷山大·麥克杜格爾（Alexander McDougall）少將、約翰·布魯克斯（John Brooks）和馬蒂亞斯·奧格登（Matthias Ogden）上校率領的代表團於1782年12月下旬送到國會，由足夠多的將軍簽署，不能輕易把它當作幾個不滿分子的要求。它對拖欠數月工資的情況表示不滿，並擔心支付半新養老金的可能不會兌現。在請願書中，他們提出接受一次性付款，而不是終生支付半薪退休金。它還包含了一個含糊的威脅：“任何進一步考驗軍隊耐心的實驗都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戰爭時期的國務卿班傑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也向國會傳達了局勢的嚴重性。
國會的行動
國會在財政問題上存在政治分歧。國庫是空的，國會也沒有權力迫使各州提供必要的資金來履行其義務。1782年11月，美國各州斷然否決了修改《聯邦條例》，允許國會徵收進口關稅的企圖 ，一些州通過立法禁止他們的代表支持任何形式的終身養老金。國會“民族主義”派系的成員們支持這項稅收提案(包括羅伯特·莫里斯、古韋尼爾·莫里斯、詹姆斯·麥迪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們認為軍隊的資金問題可以作為一種槓桿，讓國會獲得增加自身收入的能力。
陸軍代表團首先會見了羅伯特·莫里斯和其他民族主義者。政治家們說服麥克道格爾，軍方必須在尋求資金的同時保持合作。他們表達的希望是把軍隊的要求和政府其他債權人的要求聯繫起來，迫使持反對意見的國會議員採取行動。
高文略·莫里斯(左)和羅伯特·莫里斯(右)1月6日，國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處理軍隊的請願書。委員會首先與羅伯特·莫里斯會面，他說財政部沒有資金來滿足軍隊的需求，政府運作的貸款需要有收入來源的證據。當委員會在1月13日會見麥克·杜格爾時，將軍描繪了紐堡不滿的鮮明畫面，布魯克斯上校認為“失望可能會讓軍隊陷入盲目的極端”。當國會在1月22日開會討論委員會的報告時，羅伯特·莫里斯的辭職震驚了國會，加劇了緊張局勢。國會領導層立即採取行動。對莫里斯的辭職保密。
有關籌措資金的爭論涉及到了退休金問題。民族主義者曾兩次敦促國會採用折中的退休金計畫(該計畫將在固定時間後結束支付，而非終身支付)，但兩次都遭到拒絕。在2月4日的第二次否決之後，一個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的陰謀開始成形。四天后，布魯克斯上校被派回紐堡，奉命使得軍隊領導層同意民族主義者的計畫。高文略·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也敦促軍方領導層利用其在州議會的影響力，確保他們批准必要的改革。2月12日，麥克杜格爾給諾克斯將軍寫了一封信(署名為布魯圖斯)，信中暗示軍隊可能不得不叛變，除非付錢，否則不會解散。他明確地告訴諾克斯不要採取任何直接的措施，但他應該“為事態做好準備”。歷史學家理察·科恩認為，這些交流的目的不是煽動反對國會或州的政變或軍事行動，而是利用頑抗的拒絕解散的軍隊 作為反對反民族主義的政治武器。民族主義者還注意到，有一大批下級軍官對華盛頓的領導感到不滿，並被吸引到華盛頓的長期對手、少將霍雷肖·蓋茨(Horatio Gates)的陣營。科恩認為，如果有必要，這些軍官可以被民族主義者用來策劃一場類似政變的行動。
2月13日，有關巴黎達成初步和平協定的謠言激化了民族主義者的緊迫感。同一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給華盛頓將軍寫了一封信，基本上是警告他軍隊內部可能即將發生動亂，並敦促他站在軍隊的一方。華盛頓回應說，他同情他的軍官和軍人以及國會議員的困境，但他不會利用軍隊來威脅政府。華盛頓認為，這樣的行動會違反他們一直為之奮鬥的共和主義原則。國會民族主義者不清楚諾克斯是否會在任何形式的有計畫的行動中發揮作用。諾克斯一直是軍隊抗議活動的支持者。諾克斯在2月21日的信中明確表示，他不會扮演這樣的角色，並表示希望軍隊的力量只會被用來對付“美國自由的敵人”。
在2月25日和26日，費城發生了一系列騷動，這可能是諾克斯的來信引起的。民族主義者在國會推進他們的計畫方面幾乎沒有成功，他們繼續重複對軍隊穩定的擔憂。3月8日，賓夕法尼亞州上校瓦爾特·斯圖爾特（Walter Stewart）抵達紐堡。斯圖爾特被羅伯特·莫里斯所知，當斯圖爾特提議協調政府私人債權人的活動時，他們兩人曾有過交易。斯圖爾特意識到了費城的糟糕狀況。他去紐堡的行動是由華盛頓下令的，他從疾病中康復後重返工作崗位，不太會引起注意。儘管他在營地的活動細節尚不清楚，但他很可能在抵達後不久就會見了蓋茨將軍。幾小時後，在紐堡軍營周圍開始流傳謠言，除非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否則軍方將拒絕解散。
召集會議
3月10日上午，一封未署名的信開始在軍營里流傳。後來承認是蓋茨將軍的助手簡·阿姆斯特朗起草的，這封信表明了軍隊的狀況，譴責了國會的支持不足，並呼籲軍隊向國會發出最後通牒。同時發表了一個匿名呼籲，要求全體陸軍校級軍官在第二天上午11點開會。
華盛頓作出了反應。第十一日早晨，他在總命令中反對匿名召集會議的“無序”和“不規則”性，並宣布將在15日舉行會議。他說，這次會議將由出席會議的高級官員主持（蓋茨），華盛頓要求提交一份會議報告，並暗示他不會出席。12日上午，第二封未簽名的信出現了，聲稱華盛頓同意開會是對陰謀者立場的認可。華盛頓最初認為第一封信是營地外的個人寫的(特別懷疑是古弗尼爾·莫里斯)，但考慮到第二封信出現的速度，不得不承認這不可能是軍隊以外的人所為。
3月15日的會議在營地上的一個40×70英尺(12×21米)的新建築內舉行。蓋茨開始了會議後，華盛頓走了進來，這讓大家大吃一驚。他要求和軍官們說話，目瞪口呆的蓋茨無法拒接他。華盛頓可以從他的軍官們的臉上看出，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過報酬，他們很生氣，並且沒有像過去那樣表現出對華盛頓的尊重和服從。
約翰布魯克斯上校華盛頓隨後發表了簡短而慷慨激昂的演講，現在稱為“紐堡演講”。他傳達的信息是，他們應該反對任何一個“懷著惡意企圖打開內戰紛爭的閘門，用鮮血淹沒我們正在崛起的帝國”的人。他隨後將一封國會議員寫的信讀給軍官們。他望著信，一言不發地摸索著。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副新眼鏡，幾乎沒有人見他戴過眼鏡。他接著說：“先生們，請允許我戴上眼鏡，因為我不僅頭髮變白了，而且幾乎失明了。”這使人們認識到，華盛頓為革命所付出的代價和他們一樣多。當然，這些人都是華盛頓的同事，大多數人和他密切合作了好幾年。在場的許多人感動得流下了眼淚，隨著這一幕的發生，叛亂陰謀破滅了。然後他離開了房間，諾克斯將軍和其他人重申軍隊的忠誠。諾克斯和布魯克斯上校隨後被任命組成了一個委員會，起草一項合適的決議。幾乎所有的會議代表都通過了這項決議，該決議表達了對國會“不動搖的信心”，對本周早些時候發表的言論表達了“輕蔑”和“憎惡”。歷史學家理察·科恩認為，整個會議是由華盛頓、諾克斯和他們的支持者精心策劃的。唯一反對的聲音是蒂莫西·皮克林上校，他批評議會成員虛偽地譴責匿名信，而就在幾天前，他們十分讚揚。
後果
華盛頓將軍已經向國會傳送了匿名信的副本。這個“令人擔憂的情報”(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稱的那樣)是在國會討論退休金問題時出現的。民族主義領導人策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回應紐堡叛亂，他們刻意安排了反對支付任何形式的退休金的代表組成這一委員會。這一壓力影響了來自康乃狄克州的代表、該委員會成員之一埃里弗利特·戴爾（Eliphalet Dyer），他提議在3月20日批准一次性付款。最終的協定是支付五年的全薪，而不是最初承諾的終生半薪退休金計畫。他們收到的政府債券當時是高度投機的，實際價值是由新政府在1790年提出的，用1美元可以兌換100美分。
士兵們繼續抱怨，騷亂蔓延到士官和下士。騷亂發生，叛亂威脅，華盛頓拒絕了軍隊繼續運作，直到國家找到支付薪水的資金後再解散的建議。1783年4月19日，他發布的總命令，宣布結束對英國的敵對行動。此後國會命令他解散軍隊，因為每個人都同意不再需要10000人的大軍，人們都急於回家。國會給每個士兵三個月的薪水，但由於沒有資金，羅伯特·莫里斯向士兵們發放了80萬美元的票據。許多士兵把這些鈔票賣給投機者，為了能夠回家，有些人甚至在離開營地之前就賣掉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許多大陸軍隊都被準許休假，儘管許多官兵意識到這實際上是一次解散。1783年11月軍隊正式解散，只在西點軍校只剩下一小支部隊和幾個零散的邊疆哨所。
1783年6月，費城再次出現了與薪資有關的不滿情緒。不滿發生的部分原因是嚴重的溝通失誤，導致賓夕法尼亞東部的軍隊認為在莫里斯的本票發放前，他們將被解散，因此他們遊行到城市抗議。賓夕法尼亞總統約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拒絕召集民兵（理由是他們可能支持叛亂分子），於是國會決定搬遷到新澤西的普林斯頓。有間接證據表明，紐堡叛亂中的幾個參與者（特別是瓦爾特·斯圖爾特、簡·阿姆斯特朗和古弗尼爾·莫里斯）也可能參與了這場起義。
從長期來看，紐堡叛亂的主要結果是強烈重申了文官控制軍隊的原則，並排除了在共和黨價值觀之外發生政變的可能性。它也證實了華盛頓作為平民的主要支持者的地位。
歷史分析
歷史學家理察·科恩認為，關於個人及其動機的一些關鍵細節尚不清楚，而且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例如，目前還不清楚在這一事件中主要的信使布魯克斯和斯圖爾特到底對信件的內容了解多少。蓋茨集團的意圖一直是爭論的主題：科恩認為他們意圖組織某種形式的直接行動（他否認紐堡叛亂是一場傳統形式的政變）而歷史學家保羅·大衛·納爾遜（Paul David Nelson）則聲稱，科恩的論點是間接的，缺乏主要材料的支持。蓋茨在1783年6月寫的一封信闡明了分歧：蓋茨在信中寫道，事件的目的是向國會施壓。科恩辯稱蓋茨是在事後為掩蓋事實所寫的，而納爾遜聲稱蓋茨是在坦率地描述這一事件。歷史學家c·愛德華·斯京(C. Edward Skeen)寫道，科恩的觀點很不太具有說服力，它嚴重依賴對書面陳述的解釋，並沒有所謂陰謀者的行動能支持他的觀點。例如，他指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布魯克斯和斯圖爾特的到來並沒有使不滿情緒在紐堡營中明顯地蔓延。科恩反駁說，營地的相對平靜掩蓋了不滿的暗流。
大衛·柯布(David Cobb)在事件發生期間曾在華盛頓任職，他在1825年寫道:“我曾經認為，美國之所以擁有共和政體，完全是因為當時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堅定的共和主義。”斯基恩（Skeen）指出，這一活動極大地提升了華盛頓的聲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