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內容
指導人員向美國士兵展示一個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囚犯移除的人體器官標本。
根據後續紐倫堡審判（en:Subsequent Nuremberg Trials）的起訴書，這些人體實驗包括以下內容：
雙胞胎實驗
雙胞胎實驗的建立是為了顯示雙胞胎遺傳的相似性和差異，以及測試人體能否被非自然的方式受控制。領導實驗的是約瑟夫·門格勒，1943年至1944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使用近1500個被關押的雙胞胎進行研究，大約有200人存活。門格勒在慕尼黑大學（當時慕尼黑是阿道夫·希特勒的重點城市）學習哲學和人類學時說：“這個簡單的政治概念（法西斯主義）成為我生活中決定性的因素”。他敬仰這個“簡單的政治概念”，使他將醫學知職和政治取態融合作為他的研究及職業選擇。門格勒在其博士論文題為“四個種族的下顎種族形態學研究”（“Racial Morp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Lower Jaw Section of Four Racial Groups”）中提出，一個人的種族可以由下巴的形狀識認。納粹組織看到了門格爾的研究後，在1943年5月30日將他轉移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愛德華‧維爾特是奧斯威辛的負責醫生。門格爾實行雙胞胎的遺傳實驗，並嘗試縫紉雙胞胎在一起以創造連體嬰。
骨骼，肌肉和神經移植實驗
大約從1942年9月到1943年12月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進行實驗研究肌肉及神經再生和骨骼移植。實驗者在不被麻醉的情況被移除肌肉和神經，造成強烈的痛苦及永久傷殘。
顱腦損傷的實驗
在1942年年中在巴拉諾維奇，一個被納粹親衛隊的保全服務處人員占用的私人住宅中，一個11至12歲的男孩被緊綁在椅子上，他的上面是一個機械錘，每隔幾秒敲擊在他的頭上。 這個男孩被殘酷地折磨。
結核實驗
為了測試人體是否先天擁有對結核的抗體以及研究結核疫苗，在諾因加默集中營研究人員將結核桿菌注射入囚犯肺部。約200名成年受試者死亡。1944年10月，親衛隊官員奧斯瓦爾德．波爾下令殺害結核測試中20名五歲至十二歲的猶太兒童，以防止盟軍找到結核病測試的證據。
低溫實驗
1941年，納粹德國空軍進行人體低溫實驗研究預防和治療低體溫症的方法。實驗中囚犯要在冰水水池中忍受長達五小時。
另一項研究將囚犯赤裸地放在-6°C（21°F）的戶外數小時，藉此研究暴露在對極冷環境對身體的影響。研究人員還測試不同方法令生存者復溫的效果，包括將他們放在裸體的吉卜賽女人之間，以“性刺激”使他們復溫。
納粹的低溫實驗模擬德國軍隊在東線遭受的寒冷天氣，以幫助軍隊應對環境。不少蘇聯戰俘被成為實驗品，研究他們的身體是否天生就能禦寒。研究主要在達豪集中營和奧斯威辛集中營進行。親衛隊設在達豪集中營的西格蒙德·拉舍爾醫生在1942年的醫學會議上，向親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報告低溫實驗的結果。報告指出大約100人在這些實驗中死亡。
芥子氣試驗
在1939年9月至1945年4月，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和其他集中營進行化學武器的實驗，研究最有效治療芥子氣所造成的傷口的方法。實驗者將困犯暴露在芥子氣和其他糜爛性毒劑（如路易氏劑），造成嚴重的化學燒傷。受害者的傷口被測試，以找到最有效的治療方法。
磺胺類藥物的實驗
從1942年7月左右到1943年9月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進行了實驗，研究磺胺類藥物的有效性，囚犯的傷口感染各種細菌，如鏈球菌、產氣莢膜梭菌、破傷風梭菌為了模疑戰場上士兵的傷口，囚犯的傷口兩端被打結，中斷血管的血液循環。實驗者用磺胺類及其他藥物治療感染，以測試其有效性。
海水實驗
在1944年7月至1944年9月左右在達豪集中營進行實驗，研究各種方法使海水變得可飲用。大約90個吉卜賽人沒有被提供食物，只能飲用海水，這使他們身體機能嚴重受損。在嚴重脫水的情況，一些人看見其它人舔剛被拖洗的地板，試圖飲用地板上的淡水。
絕育實驗
1933年7月14日，通過強迫患有精神分裂症，酗酒，精神錯亂，失明，耳聾，和身體畸形的人絕育的法例以“預防後代基因缺陷”。法例透過強迫缺陷的人絕育用來鼓促進雅利安人的增長。法例通過2年後，1%的17至24歲之間的公民已被絕育。4年過後，絕育人數上升至三十萬人。從1941年3月至1945年1月，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和其他地方進行一系列絕育實驗。這些實驗的目的是開發一種新方法，將百萬計的人用最少的時間和成本絕育。這些實驗以X射線，各種手術和藥物治療進行。數以千計的受害者在實驗中被絕育。除了實驗，納粹政府將40萬人絕育作為其強制絕育計畫的一部分。靜脈注射含有碘和硝酸銀的絕育方法是成功的，但帶來有害的副作用，如陰道出血，嚴重腹痛和子宮頸癌。放射治療成為納粹政府的選擇。暴露在大量輻射能摧毀一個人產生卵子或精子的能力。輻射絕育通過欺騙的手段進行。囚犯被帶入一個房間填寫表格，歷時兩到三分鐘。在這段時候，房間被注入大量輻射，蒙在鼓裡的囚犯己經完全失去生育能力。許多囚犯遭受嚴重輻射灼傷。
毒藥實驗
1943年12月至1944年10月之間，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實驗測試各種毒藥的效果。實驗者暗中在實驗對象的食物中施加毒藥。受害人會被毒死或直接被殺害，以進行驗屍研究毒藥的毒性。1944年9月，實驗對象被有毒的子彈槍殺，及受盡酷刑，造成大量死亡。
燃燒彈實驗
從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進行實驗，以測試各種藥物製劑對治療磷燒傷的效果。實驗對象的燒傷由含有磷的燃燒彈造成。
高海拔實驗
在1942年，在達豪集中營使用了至少200名囚犯，進行高海拔實驗，以幫助德國飛行員應對在緊急情況下彈射在高海拔地區的情況。囚犯被放在一個模擬在海拔高達2萬米（66000英尺）氣壓的低壓室。傳言指實驗中倖存者的大腦被活體解剖。200個實驗對象中，有80人當場死亡，其他人則被處決。
道德邏輯
納粹人體實驗的道德邏輯是：普魯士精神導致德意志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滋生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形成種族優劣論，種族優劣論促生了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思想，在此基礎上，超人道德應運而生。
倫理批判
德國納粹人體實驗嚴重違背了人類生命倫理的知情同意原則、生命價值原則、有利無傷原則，造成了大量實驗對象的死亡。納粹人體實驗得出了很多所謂的“科學數據”，現代醫學研究不能採用。這些數據和結果能不能採用，關鍵問題在於廓清科學需要與倫理原則的理論基礎，深掘這些數據和極端功利主義之間的內在關係。殘暴的德國納粹人體實驗嚴重違背了人類的倫理原則，導致了大量無辜生命傷害與死亡，任何強詞奪理的狡辯都是緣木求魚，毫無意義的。納粹醫生和醫學家必須為其暴行承擔應有的道德責任。隨著歲月的流逝，德國納粹人體實驗的醜惡行徑已經淹沒在無情的歷史洪流之中，但它給現在和將來留下的不僅僅是這些極有爭議的數據套用和道德責任問題，更多的是在科學技術發展成為時代進步標誌的今天，在諸如此類以極其不道德的技術手段獲得的數據面前，當倫理原則與道德良心受到劇烈的撞擊，要求直面回答技術與人誰更具有合目的性時，人類自身該如何抉擇。
道歉
道歉的地點在一個有許多德國知名科學家和納粹屠殺倖存者都出席的座談會上。而座談會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爾進行人體試驗的一個實驗室原址。青蔥的樹木下，早已找不到累累的白骨，但這卻無法抹去籠罩在每個與會者心頭的陰影。主持這個座談會的，是德國知名的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這是一個政府資助的團體，其成員包括全德各界約3000名科學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國最知名的學者，也不乏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而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的前身，就是創建於1911年的凱澤·威廉俱樂部，二戰期間，它旗下很多科學家淪為納粹的幫凶，製造了一個又一個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
面對白髮蒼蒼的倖存者和一臉肅穆的科學家們，普朗克俱樂部主席胡貝特·馬克爾以沉痛的語氣表示，他對德國一些科學家“沒有阻止，反而提倡、從事了種族滅絕的罪惡，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恥”。承認過去是需要勇氣的，尤其是承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但胡貝特以他科學家的良知，拿出了這樣的勇氣。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時，坦然承認過去德國科學界的罪惡：當時一些德國頂尖的科學家“與納粹沆瀣一氣，為了個人的醫學目的，從事了違背人性的活動”。
在稍後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胡貝特表示，當他知道竟然就是這些頂尖的科學家提出了有“一個統治民族”的“罪惡理論”時，他感到無比震驚，“作為一個生物學家，我覺得實在難以接受……”他說，雖然戰後德國對大屠殺作了很多懺悔，但科學界卻一直沒有為自己丑陋的過去表示過什麼，因此他認為，現在是清除德國科學界恥辱的時候了，也只有這樣，才能將歷史真相告訴未來的人們。
胡貝特說，作出鄭重道歉，絕不是僅僅為了企求倖存者的原諒，“這是我們，也包括過去幾代人所拖欠的。真相終會大白於天下。”
胡貝特表示，他還原歷史的念頭，產生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許多為納粹工作過的知識分子和官員，也包括許多優秀科學家，又成了德國的精英人物，但歷史卻沒有得到徹底反省。他說：“那時，我認識到很多都被隱瞞了，我很煩惱，現在，我處的位置使我可以做些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