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養女孫維世
朱德周恩來摯友之女、延安的“大小姐”
紅色公主1922年孫炳文與朱德由老家四川赴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留學，尋求革命真理，同年11月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孫炳文回國後在黃埔軍校任教官，曾參加北伐的籌備工作。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1927年因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於4月16日被捕，堅貞不屈，20日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
父親犧牲時，孫維世才6歲。母親任銳當時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只能將年長的哥哥孫泱帶在身邊做個幫手，無暇顧及年幼的女兒。
1937年，位於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來了一男一女兩個半大孩子，吵著要進辦事處，問他們有什麼事，說要報名到革命聖地延安參加抗日。衛兵看他們年紀太小，又無熟人介紹，當然拒絕。後來男孩子因事走了，可女孩硬是不走，站在門外哭泣。衛兵愈是勸，她哭得愈厲害。
這時外出辦事的周恩來正好歸來，便走過去詢問，摸著小姑娘的頭說：“才16歲呀，你還是個娃娃嘛，你回去問一問你爸爸同不同意你去？”這一問，女孩哭得更厲害了：“我沒有爸爸了，爸爸被國民黨槍斃了！”周恩來急忙問道：“你爸爸是誰呀？”“孫炳文。”周恩來大吃一驚，一把抱住她：“你是小維世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周恩來，是你的‘周爸爸’呀！”女孩失聲痛哭——她就是倔強的孫維世。
正如後來許多第一代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跟孫維世開玩笑時說的那樣，她5歲就參加了革命——孫炳文1925年回國以後先到廣州，周恩來南下和他秘密接頭，為防特務跟蹤，孫炳文抱著未滿5歲的孫維世，讓她的臉朝著自己的身後，叮囑她看有沒有可疑的人跟著。周、孫二人坐下來談話，就讓孫維世站在外面以玩耍為掩護放哨。孫維世從小活潑可愛，嘴也甜，見了長輩就叫，周恩來夫婦叫她女兒，她也就甜甜地叫周恩來夫婦為“周爸爸”、“小超媽媽”。
周恩來夫婦認為應該減輕任銳的負擔，不能讓她拖著兩個孩子在白色恐怖下開展工作了，這樣下去不但對不起孫炳文烈士，也對不起任銳，更重要的是孩子得不到應有的教育。周恩來一向關心烈士遺孤，更何況他還是孫炳文的入黨介紹人呢。地下交通員找到任銳，將孫維世接到周恩來夫婦身邊。由於鄧穎超病後不能生育，孫維世從此成了周恩來夫婦的掌上明珠。
抗戰爆發後，根據組織上的安排，任銳帶著兒子孫泱來到延安。在周恩來夫婦的關愛下，孫維世一下子有了兩個家，她讀書很用功，有不懂的地方常常是鄧穎超晚上坐在油燈下教她。
1938年，年僅17歲的孫維世入了黨。當她將這個訊息告訴周恩來夫婦時，周恩來高興地用手摸著她的頭說：哎呀，這才幾年，我們的維世真的就長大了。
由於孫維世與周恩來夫婦的關係，她也經常到毛澤東家裡去。毛澤東和江青當時也很喜歡她。1938年為紀念“一?二八”抗戰，江青和孫維世參加了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江青在劇中扮演姨太太，孫維世扮演小姐——後來有人據此稱江青為“姨太太”，稱孫維世為“大小姐”。
1939年，周恩來準備赴蘇聯治病，與鄧穎超談起此事時，兩位長輩想到了烈士遺孤孫維世，但要帶她出國還需毛澤東批准。孫維世知道後立刻飛身上馬，直奔毛澤東的窯洞。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後，周恩來夫婦便帶上已經長大了的孫維世，向赤都莫斯科飛去。
周恩來在蘇聯治病的同時，也在為這位“女兒”的未來考慮。蘇聯是一個酷愛藝術的國家，只要一有時間，周恩來夫婦就會讓蘇聯朋友帶著孫維世去看歌劇。當時許多烈士的子女都在莫斯科學習，有的學軍事，有的學工業，卻很少有人學藝術。周恩來夫婦看到孫維世喜歡歌劇，就鼓勵她認真地學習這門藝術。
於是，孫維世報考了莫斯科戲劇學院表演系和導演系。
與年輕的林彪相遇莫斯科
孫維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八路軍將領，他就是當時的抗日名將林彪。
林彪帶領八路軍在平型關與日軍交戰取得勝利，訊息傳出後全國上下為之沸騰，他的名字也因此響亮起來。1937年春天，林彪在山西戰區再次與日軍交戰，同樣取得勝利。看著繳獲的日軍武器和押解著的日軍俘虜，林彪非常高興，他穿上繳獲的日本軍官的大衣，騎著東洋大馬興奮地在剛剛平息的戰場上飛奔，連警衛員也被拋在了身後。
此時參戰的各方部隊正在清理戰場。國民黨閻錫山部隊的士兵遠遠看見一個日本軍官模樣的人，騎一匹日本戰馬飛奔而來，舉槍便射。林彪不幸負傷，差點從馬背上跌下去，等警衛員趕到時，他的軍裝已滲出了鮮血。
1938年，經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去蘇聯治傷。莫斯科的許多中國烈士子女邀請林彪去作報告。看著這位為抗日戰爭作出大貢獻的年輕名將，烈士的後代們都很羨慕。
就在這時，林彪認識了孫維世。他們同樣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林彪向孫維世談了很多國內抗戰的情況，孫維世很感興趣。在交往中，兩個人很快就熟悉了。
孫維世長得端莊、秀麗，常有笑容，在延安讀書時就是學校里有名的美女。在交往中，林彪對她產生了好感，當時曾向孫維世求婚，但被孫維世拒絕了。
1942年林彪回國後，在延安與葉群結婚。
1946年，孫維世在蘇聯學成歸國。周恩來夫婦為安全計，讓她取道東北，並告訴她擔任東北軍政首長的就是林彪，有困難可以找他幫助。孫維世的歸來在林彪內心引起了波動。葉群非常不滿。後來得知孫維世和好友林利即將來東北解放區開展工作時，葉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義發出了一封電報：“孫維世同志，請你為了黨的利益，不要來哈，林利可以來。”（林利《往事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孫維世怎么也想不到，東北之行為她以後的命運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紅色公主”的事業與婚姻
1949年秋天，北京城陽光燦爛，作為新中國領袖的毛澤東決定出訪蘇聯。夫人江青要求前往，沒有得到批准。曾經留學蘇聯的孫維世卻被任命為隨毛澤東訪蘇的翻譯組組長，同時兼管訪問中的一切機要工作，這令很多人羨慕不已。周恩來在出發前找養女長談，一再囑咐她要好好工作。孫維世默默點頭，銘記在心。
出訪歸來，江青找到孫維世，要她談談隨同毛澤東出訪的情況，孫維世拒絕了。她對江青說，這些都是國家機密，沒什麼好談的。此後，孫維世成為建國初期可以自由進入中南海的極少數女性之一，就是平時她也可以帶人進去，中央領導人和警衛人員決不阻攔。孫維世成了那個時代令人羨慕的“紅色公主”。
江青後來曾對孫維世說，你是總理的女兒，我是主席的夫人，我們聯合起來力量就很大，要對付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孫維世對此大惑不解，她天真地認為，所有住在中南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同周恩來夫婦一樣地喜歡她，有什麼需要“對付”的呢。
建國後，周恩來夫婦根據孫維世所學的專業，將她安排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後來又因工作需要調到中央實驗話劇院。她很快從一名普通的導演成長為總導演、副院長。可以說，孫維世是上世紀50年代最優秀的藝術家之一。她先後翻譯了外國名劇《一仆二主》、《女店主》，導演了《保爾?柯察金》、《文成公主》、《馬蘭花》等很有影響的劇目，同時與其他藝術家共同創建了中央實驗話劇院。她的這些成就令周恩來夫婦十分高興——唯一不高興的是，這位“紅色公主”在對待戀情時依然倔強、執拗。
在青年藝術劇院的工作中，孫維世認識了擔任副院長的著名戲劇家金山。他們共同排一部戲，孫維世任導演，金山任演員，在工作中兩人相互產生了好感。
早在上海的時候，金山就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國民黨高層人士交往，了解敵人內部的情況，通過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將這些情報轉送出去。後來到了重慶，金山與許多進步的文藝界人士積極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排了許多抗日題材的戲劇，並從經費等各個方面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當周恩來得知孫維世與金山的戀情時，曾笑著問：“你認識金山嗎？”
孫維世說：“天天在一起排戲，怎么能不認識呢！”
周恩來說：“難道天天排戲就認識啊？”
孫維世說：“那要怎樣才認識？”
周恩來說：“解放前在上海，金山天天都在國民黨的一些戲院子裡轉，與當時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也有交往，從他們那裡弄了很多情報送到解放區，他們（指國民黨方面的人——作者注）根本就沒有真正認識他。”
說到這裡，周恩來說：“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關於金山，你可以去問一問李克農叔叔。”當孫維世找到李克農時，李不由得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們共產黨的大特務！”
其實，周恩來對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並不是因為金山是“共產黨的大特務”，而是因為他當時是著名演員張瑞芳的丈夫，這樣做不合適。
1950年10月14日，孫維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宮舉行結婚典禮。會場上孫維世苦苦搜尋，但看不到“周爸爸”的影子。看到“小超媽媽”出現時，她非常高興。鄧穎超告訴她，“周爸爸”很忙，不能來參加婚禮，但給她送來了一件禮物。鄧穎超當面打開了一個小紙包，很多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都很有興趣地圍上來觀看。令每個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聰明過人的周恩來將自己對女兒未來生活的千言萬語都包含在裡面了。
令孫維世更加沒有想到的是，江青此時突然出現了。她帶著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訥，開了3輛小車，浩浩蕩蕩而來。面對許多1930年代在文藝界共同戰鬥過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對孫維世說：“你怎么不去看我了？”並再次追問孫維世隨同毛澤東出國訪問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業、追求、生活的孫維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糾纏於往事？
臨走，江青送了孫維世一對繡花被罩。
金山作為著名演員，曾於1930年代的上海從事進步文藝活動，與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灘的一些事情。孫維世萬萬沒有想到，這場追求愛情的婚姻同樣成了她命運里的“定時炸彈”。
一再拒絕江青拉攏，埋下禍根
1963年話劇《杜鵑山》上演後，江青曾找過孫維世，希望她能參與此劇的改編。孫維世聽後睜著大大的眼睛看著江青，不解地說，這個劇是青年劇院寫的，我現在是實驗話劇院的工作人員了，讓我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合適的。孫維世這是在回絕江青的“邀請”。
江青繼續拉攏說：“我看你對話劇很有研究，過去你導演的《保爾・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現在我們也可以合作出一部這樣的話劇。”孫維世再次拒絕。江青說：“我看《杜鵑山》這個戲明擺著的就有很多問題，只要我們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經典話劇的。”
孫維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個劇好不好要到民眾中去才能獲得真實的反映，剛開始演怎么就能說別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們可以提一些意見讓別人去改，為什麼非要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當成自己的來做呢？”
江青很生氣，一轉頭就走了。
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不能讓“洋人、死人、帝王將相”統治文藝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認為拉攏孫維世的最佳時機到了。在周總理作為總導演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的座談會上，江青突然跑進來坐在孫維世旁邊，低聲說：你導了那么多戲，有沒有問題呀？這回該到我那兒去了吧。可這位“紅色公主”依然不買江青的賬。
對於毛澤東的戲劇工作指示，周恩來和孫維世交換意見，孫維世也熱烈回響，要求到熱火朝天的大慶油田深入生活。周恩來很高興：“去吧，好男兒好女兒都要志在四方。”
其實，周恩來一向支持這位養女的藝術工作。一次，孫維世與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去看望周恩來夫婦，周恩來對兩位女孩子說，他發奮讀巴金的名著《家》已讀了36頁了。聽後大家都笑了——“發奮”才讀了36頁，他的時間太少啊！周恩來還對孫維世說：我準備先讀巴金的原著，然後再讀劇本；並說看了電影《家》後發現演三少爺的演員就是過去演連長的那位，我要去演覺新肯定比他演得好，因為我有生活。以後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戲，誰說總理退休不能演戲？我就要開一個先例！我演戲還行，學導演就要向你學習……（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6年初，孫維世創作的話劇《初升的太陽》在首都公演。
當大幕徐徐拉開，觀眾的眼前出現一片美麗的油田，全場立刻響起了掌聲——這是過去的舞台上很少見到的畫面。這些貼近人們生活的場景表現了普通中國工人的生活，打動了觀眾的心。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觀後給予很高的評價，此劇迅速在京城傳開了。周恩來還同全體演出人員合影留念，孫維世十分珍愛這張照片，它體現著一位父親同時也是全國人民的總理對自己工作的肯定。
誰知沒過幾天，江青卻讓人通知孫維世，說有重要的工作與她商量。不久，江青親自登門拜訪，她滿面笑容地對孫維世說：“看了《初升的太陽》，這是一部很成功的話劇，受到了首都許多觀眾的歡迎……有個想法，想將這部話劇改編成現代京劇，這需要兩個人很好的合作。”
孫維世聽後沒有馬上答應。江青讓孫維世再考慮考慮，過幾天再來找她。
孫維世這時卻對江青說：“你不要再來找我了，我考慮將這個話劇改成現代京劇不太適合……”
孫維世的一次次拒絕，在江青心中，無疑是一筆筆待算的賬。
兄長與丈夫的遭遇——災難一步步逼來
“文革”中，在孫維世身邊接連發生了兩件令她沒有想到的事情。
孫維世的兄長孫泱曾任朱德總司令的秘書，為了對戰友的遺孤負責，無論任何戰鬥，朱德總是將孫泱帶在身邊，讓他在自己身邊學文化、學軍事，使他很快地成長起來。建國後孫泱離開朱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由於他在朱德身邊多年，了解朱德的許多事情，後來參與了《朱德傳》的撰寫。可是，正是這本《朱德傳》給孫泱引來了殺身之禍。
張春橋在“文革”中看了這本書，大罵此書將朱德這個大軍閥寫成了開國元帥，並說這是在歪曲歷史，開國元帥是毛澤東，朱德什麼都沒有做。張春橋下令對幾名作者進行追查。
有的作者開始“檢討”，說自己寫了本“大毒草”，並開始對這本書進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孫泱不肯認錯，他認為自己就是這段歷史的當事人，最有發言權，這本書沒有寫錯，他為朱德元帥立傳是尊重歷史事實的。
張春橋動用大學的造反派對孫泱進行批鬥，而與父親有著同樣剛烈性格的孫泱不肯低頭，最後竟被“四人幫”迫害致死。
孫維世知道這個訊息時，非常難過。當年父親犧牲，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哥哥活過來了，萬萬沒想到，現在他死在了這夥人的手裡。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殘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孫維世與金山的家裡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打開房門，一下子衝進來一群人，說是“公安人員”，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經從事過地下鬥爭，他沒有慌張，站起來，走到鏡子前像平時一樣梳了梳自己的頭髮，然後轉過身來朝孫維世一笑說：“我跟他們出去一下，你在家裡不要著急，不會有事的。”
孫維世站在那裡說不出一句話來，眼睜睜地看著一群來路不明的“公安人員”將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從外面傳來訊息，說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孫維世無法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只得在家裡痛苦地等待——誰知金山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設定的監獄裡整整被關了7年。等到這位“共產黨的大特務”從監獄裡放出來時，他卻再也見不到自己心愛的妻子了……
“美麗的白楊”慘死獄中
1968年3月1日深夜，孫維世家裡的房門被敲響。一群人衝進屋來，什麼話也不說，拉著孫維世就朝外面走。汽車在外面轉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孫維世被關進一間黑黑的屋子，連夜審訊。
逮捕孫維世的並非公安機關，而是一批空軍部隊的現役軍人，他們是根據葉群的指示將孫維世抓走的，而葉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為了阻止周恩來營救，他們沒有將孫維世關進秦城監獄，也沒有送到軍隊“看管”，而是關入北京市公安局一個秘密的看守所，將孫維世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對象”——從被關押那一天，孫維世就注定了將被折磨至死。
孫維世家裡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這當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寫的讚揚孫維世的藝術才華的信，也有很多孫維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一把火焚毀。江青只挑出那張周恩來接見《初升的太陽》劇組人員的照片，作為“證據”。此後，江青還拿著這張照片在周恩來面前晃來晃去，大罵孫維世就是睡在周恩來身邊的一條狼。
審訊的人開始問孫維世如何到蘇聯去學習，在蘇聯受過什麼樣的“訓練”，蘇聯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對她有什麼指示，讓她回國來搞什麼破壞活動……
問者氣勢洶洶，孫維世聽得莫明其妙。接著，審訊的人又追問她有關周恩來和朱德的事情。她徹底明白了這夥人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圖。“不肯合作”的孫維世被加上莫須有的“蘇修特務”罪名，關進了監獄。
被捕之前，孫維世曾對妹妹孫新世說過：“我是一個小人物，死了沒有關係。總理關係到黨和國家，我們的總理一定要保住呀！”
孫維世還告訴妹妹說：“人一死，問題不好搞清楚了，（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說什麼你也別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在監獄裡，孫維世如同父親一樣鐵骨錚錚。逼供者惱羞成怒，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開始了。
多年後，曾有獄友回憶，每到深夜，人們會聽到一個女犯不屈的歌聲：
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長著兩棵美麗的白楊，
這是我們可愛的家鄉……
年邁的母親站在村旁，
她把兒子送上戰場，
為了保衛可愛的家鄉，
要和敵人血戰一場……
孫維世被捕後，周恩來曾派人四處調查，多方查詢，竟然沒得到任何訊息。
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折磨死在五角樓——這一天正好是她與金山結婚18周年紀念日。死後的孫維世渾身布滿傷痕，冰冷的手銬腳鐐仍緊緊地鎖著她的四肢，據說頭顱中還被插進一根長長的釘子。
1968年10月17日，周恩來得知孫維世死亡的訊息後大驚，他不忍告訴鄧穎超。這位在“文革”中為了維護大局，對許多事情一貫隱忍的國務院總理終於憤怒了，強忍著心中的悲痛，揮筆批示：“（孫維世）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
可江青一夥卻公然違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強行將死後的孫維世定為“反革命”，將屍體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被蔣介石密令腰斬於上海，臨刑前高呼“我今就義亦從容”，任銳忍著悲痛囑咐孩子：“寄語天涯小兒女，莫將血恨付秋風！”40年後，慘絕人寰的悲劇再次在烈士的女兒身上上演，只是兇手早已變了。
如今又40年過去，可還有人記得這“血恨”與“秋風”？也許，孫維世這個名字，早已如煙如霧了吧……
毛澤東長女下落之謎
紅色公主在紅軍東征的途中，毛澤東與賀子珍生下一女，因在征戰途中，孩子被送給當地農民撫養。
孩子被送出後，她的死活便成了一個謎。為了確認這個“紅色公主”的死活，從中央到福建地方，有關人員幾十年來一直在不斷努力。
尋找“紅色公主”的經歷頗具傳奇性，其最終的結果也多少讓人感慨不已。
孩子生在東征途中
1930年初春的閩西山區，兩匹快馬穿行在龍巖山城的薄薄霧靄中，將一位紅軍少婦送進虎嶺山麓的愛華醫院。在這兒，年方二十的賀子珍生下了長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滿月，賀子珍便經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的介紹，含淚將她親手送給了龍巖城裡的補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澤東率紅軍東路軍東征漳州。途經龍巖，毛澤東雖然十分想念女兒，但軍政事務纏身，無暇顧及；而此時，賀子珍未隨軍行動，知情人鄧子恢又遠在異地，毛澤東便吩咐胞弟毛澤民代為看望。毛澤民在龍巖城區蘇維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補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卻是小女孩已死的訊息。毛澤東接報後十分傷感，沉默了好一會兒，嘆口氣說：“真可惜啊！”
托人調查女兒下落
雖風傳女兒已不在人間，但賀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國伊始，她多方托人尋找，胞妹賀怡還死在前往江西的尋親路上。1951年，政務院內務部長謝覺哉率中央慰問團前往閩西慰問老區人民，毛澤東也托其調查女兒的下落。
1953年，毛澤東又特別鄭重地向回鄉省親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交辦一件事：“鄧老啊，我還有個小女孩放在龍巖，你回去後幫我打聽一下，看看還在不在？”
鄧子恢表示：“請主席放心，我回龍巖後一定調查清楚，解鈴還須系鈴人……”鄧子恢攜夫人陳蘭回到龍巖的第二天，就找來翁清河詳加調查。這位補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鄧子恢怏怏回京，毛澤東聽後，十分沉痛，連聲說：“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會後，毛澤東遞給鄧子恢一個裝有300元錢的信封，要他代寄給翁清河。
1963年初夏，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婦聯黨組書記任曼君（任弼時堂妹）幫助弄清有關情況。於是，福建省婦聯和龍巖地區婦聯、龍巖縣公安局組成了一個秘密工作組，著手調查。
賀敏學認下外甥女
“文革”風暴襲來時，楊月花不時受到造反派的衝擊。遠在北京的鄧子恢一次在家中接見來京串聯的龍巖造反派頭頭時，明確說：“楊月花的出生年月對頭，且血型與毛主席完全符合，你回去告訴楊月花，她就是毛金花，可直接去上海找她媽媽賀子珍。”鄧子恢此時已靠邊站，這位造反派頭頭回到龍巖傳達後，很快就被錯劃為“壞分子”押送審查。龍巖街頭巷尾的大字報，眾口一詞地罵楊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兒”，攻擊她是“政治騙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廳任職的老紅軍羅萬昌被造反派奪權，遣送回家鄉龍巖。他的住所恰好與楊月花鄰近，有關楊月花的風言風語傳進了他的耳中。他將此情報告老上級、時任福建省副省長的賀敏學。賀敏學於是委託羅萬昌，與另一位龍巖籍老紅軍張華南對此事作周密的調查落實。此時補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1973年初，羅萬昌將調查材料整理後送呈老首長。賀敏學趁赴京開會之機將材料送給了周恩來。毛澤東得到訊息非常高興並指示賀迅速用飛機把女孩送往北京見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澤東又改變了初衷，對女孩的身世持一種懷疑態度，表示還是民間來民間去為好，由賀敏學照顧就可以了。事實上，賀敏學把有關楊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來後，周恩來十分關注。1973年8月，身體欠佳的周恩來同意毛澤覃、賀怡的兒媳婦周劍霞赴閩落實此事。周劍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賀子珍，悄聲問姨媽當年那個留在龍巖的女孩有哪些特徵。賀子珍回憶道：她的右腳腋有一個較大的黑痣，膝蓋前有兩個小些的黑痣。周劍霞千里迢迢來到福州後，賀敏學委託她去龍巖找羅萬昌，請他安排與楊月花見面。
見到楊月花後，如何驗證“胎記”成了難題。羅萬昌的女兒羅海明心生一計，在談話間大喊一聲：“不好，有跳蚤！”周劍霞等人會意，不約而同地挽起了褲筒。楊月花不知是計，也跟著高高地挽起了褲筒找跳蚤，周劍霞、羅萬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劍霞走後不久，龍巖縣革委會宣傳組杜組長經賀敏學同意，帶楊月花赴滬認親。豈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個月，根本無法與賀子珍見面，而原定來滬的周劍霞也無處尋找。羅萬昌的女兒羅海明從福州趕到了上海，轉告賀敏學意見：離滬返閩，免生禍端，速到福州找他。
萬家燈火時分，楊月花叩開了賀敏學家的大門。賀敏學忍不住老淚縱橫，語聲哽咽：“月花，找你多辛苦喔！為了找你，我從大西北調到福建，我想總有一天會找到你的。”賀敏學認下楊月花後，雙方交往頻繁。
母女最終沒有相見
1997年，前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夫人陳蘭在接受採訪時，認為導致毛澤東不認女兒的關鍵是“翁清河騙了鄧老，而鄧老誤騙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許是後來認親擱淺的一個因素。
賀敏學認下楊月花後，賀子珍一直想著見她。1974年，得知楊月花來滬赴京尋親的訊息後，賀子珍一時激動萬分。雖然她身體不好，而且賀敏學在福建的處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兒的迫切心情，使她還是來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提出要見楊月花。韓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電請示中央。福州軍區副司令員龍飛虎向賀敏學傳達了中辦的決定：不要讓賀子珍見楊月花。
1977年，賀敏學得到全面解放。賀子珍興沖沖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長，特別要看看被哥哥認下的“女兒”。可這次仍遭到阻攔。1984年4月，賀子珍離開人世，此事無言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