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內蒙古赤峰市紅山]

紅山[內蒙古赤峰市紅山]

紅山位於內蒙古赤峰市城區東北角,紅山在蒙古語中為“烏蘭哈達”,烏蘭為赤色、紅色,哈達意即山峰,赤峰這個名字也是從“烏蘭哈達”而來。紅山文化因赤峰市的紅山而得名。

紅山文化

紅山位於內蒙古赤峰市城區東北角,紅山在蒙古語中為“烏蘭哈達”,烏蘭為赤色、紅色,哈達意即山峰,赤峰這個名字也是從“烏蘭哈達”而來。紅山文化因赤峰市的紅山而得名。

按照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慣例,一種文化往往來自於該文化中最先發現的遺址的地名。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於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淪河、老哈河流域為中心,分布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處於母系氏族社會的全盛時期,主要社會結構是以女性血緣群體為紐帶的部落集團。

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並存。它的遺存以獨具特徵的彩陶與之字型紋陶器共存、且兼有細石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龍的精神滲透到中華民族的骨髓和血液之中。赤峰以出土“中華第一龍”引起了中外史學界和考古界的震動。紅山文化使生活在龍騰之地的赤峰人充滿了熱愛家鄉、建設家鄉的豪情。赤峰以紅山文化打造文化赤峰,以文化為突破口製造著文化產業一個又一個經濟成長點。

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並存。它的遺存以獨具特色的彩陶與之字型紋陶器共存、且兼有細石器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紅山文化年代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紅山文化的居民主要從事農業,還飼養豬、牛、羊等家畜,兼事漁獵,細石器工具發達;還有磨製和打制的雙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鋤、石磨盤、石磨棒和石鏃等。陶器以壓印和篦點的之字形紋和彩陶為特色,種類有罐、盆、瓮、無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飾渦紋、三角紋、鱗形紋和平行線紋。已出現結構進步的雙火膛連室陶窯。玉雕工藝水平較高,玉器有豬龍、龍形缶、玉龜、玉鳥、獸形玉、勾雲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還發現相當多的冶銅用坩堝殘片,說明冶銅業已經產生。有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分為大型與小型。

紅山文化是與中原仰韶文化同時期、分布在西遼河流域的發達文明,在發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

化相交匯產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優秀文化,其內涵十分豐富,手工業達到很高水平,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陶器裝飾藝術和高度發展的制玉工藝。紅山文化的彩陶多為泥質,以紅陶黑彩常見,花紋十分豐富,造型生動樸實。玉器製作為磨製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瑩明亮,極具神韻,發展中具備了專業化、系統化、規範化,到目前為止,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內蒙古赤峰紅山的大型碧玉C型龍,周身捲曲,吻部高昂,毛髮飄舉,極富動感,是紅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譽為“天下第一龍”。因赤峰境內多有龍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稱為龍的故鄉,紅山文化的先民應為龍的傳人。

紅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和內涵。其後,在鄰近地區發現有與赤峰紅山遺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徵的諸遺址,統稱為紅山文化。已發現並確定屬於這個文化系統的遺址,遍布遼寧西部地區,幾近千處。其內涵豐富,擁有一大批造型生動別致的玉器,多呈豬、龜、鳥、蟬、魚等動物形象。隨著七十年代這批玉器被識別出來,考古學家發現了紅山文化大型玉龍,這是我國最早的龍之一。

文化遺址

內蒙古赤峰是紅山文化、契丹、遼文化的發祥地,中華草原文明的重要源頭。因時間關係與紅山文化遺址失之交臂。我專程去古老而蒼涼的內蒙古赤峰紅山文化遺址考察。赤峰因市區東北一座山的紅色岩石山峰而得名,先民曾生活在這座古老而巍峨險峻的山裡。我去內蒙古時江南已是桃紅柳綠,春風拂面,而紅山文化遺址迎接我的卻是凜冽北風,逼人寒氣——那裡的氣溫還在零下16攝氏度,站在山上整個人都瑟瑟發抖。

在遍山亂石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個五六千年前先民壘砌出來的半掩體圓形石穴,那些石穴雖不大,但一走進去“敬畏”之情頓生。在廣袤的黃土斜坡上,先民們就地取材壘砌石穴,石穴門一律朝南或東南方向開,門前還有石砌,既可擋風避雨,又能防範野獸襲擊,原來草原遊牧民族的祖先也曾有過定居的生活。假使如我所想,那么,古代這裡應是森林茂密,水草豐美之地。陪同考察的赤峰博物館副館長趙國棟告訴我:“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承德。隨後來了一批日本考古隊,帶隊的是當年東京大學校長濱田。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他們想在內蒙古找出不屬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憑據。結果在紅山文化遺址他們發現的一些陶器殘片和幾件青銅器都屬於中國歷史文物。”但從此也揭開了紅山考古的序幕。

最早提出定名為“紅山文化”的是梁啓超的兒子梁思永和考古學家尹達。梁思永解放後任中國考古所副所長,他早年實地考察過赤峰地區。兩位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是北方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結合,屬於長城南北接觸而產生的一種新文化現象,故定名為“紅山文化”。

新落成的赤峰博物館有紅山文化出土實物和圖片展出。從展覽可知,紅山文化鼎盛時期距今約5500年左右,祭壇、女神、宗廟、積石冢等極為重要的文物告訴人們,那時紅山古國形態已經出現了。紅山玉器現已出土近百件之多,造型有龍、蠶、鳥、貓頭鷹等,多為磨製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瑩透亮,極具神韻;市面上流傳的紅山古玉,大都屬於仿品。1971年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在北山植樹時,意外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C形雕龍,其造型之優雅,質地之精美,堪稱一絕。這件國寶現藏於國家博物館,我曾見到過。由碧玉C形雕龍人們意識到中國玉雕藝術的源頭可能發生在紅山文化時代的西遼河流域,赤峰地區遠古時期也許就是產玉、制玉的基地,這樣,它比南方良渚文化玉器早一千多年。玉文化從北國草原播撒華夏各地,形成了數千年博大精深的玉文化傳統,這是赤峰先民的智慧,也是赤峰後人的驕傲。

是的,內蒙古地區的紅山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五千年前中華文明的曙光,值得我們好好品味,細細研究。

發現歷史

紅山,蒙語稱:烏蘭哈達,意為紅色的山峰。它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郊的英金河畔。傳說內蒙赤峰的紅山,原名叫九女山。遠古時,有九個仙女犯了天規,西王母大怒,這幾個仙女驚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撒在了山上,因而出現了九個紅色的山峰,所以,人們後來都叫它“紅山”。

公元20世紀初,中國處於軍閥割據的年代,當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請了一位叫鳥居龍藏的日本學者來講學。據日人回憶,當年他越過遼上京(今巴林左旗)來到了紅山,在附近地面上發現了一些陶片。1919年,來了一位法國人,它的名字叫桑芝華。他來到內蒙林西(今巴林右旗),無獲而歸。還有一位法國人,名叫德日進,他在紅山一帶發現一些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細石器。1930年冬,從東北通遼來了梁啓超的一個兒子叫梁思永,他生於澳門,從美國留學歸國後,開始研究考古學。它收集了一些鳥居龍藏的資料後,參加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組。他到過林西、沙拉海、鍋撐子山一帶,僅發現一些陶片後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當時熱河省省會——承德。隨後來了一批所謂的日本考古工作團,叫滿蒙考察團。有個叫濱田的,是當年東京大學校長。他們來的動機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想在內蒙古找出不屬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憑據。結果在紅山30多處遺址僅發現一些陶器殘片和幾件青銅器,都屬於中國歷史文物,結果是日寇枉費心機。

解放後,梁思永先生為中國考古所副所長。中國考古學家尹達先生出版《中國新石器文化》一書,梁先生作序。尹達先生認為:紅山文化是北方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結合。兩位學者論述了東北這一文化現象,屬於長城南北接觸產生的一種新文化現象,並提出定名為《紅山文化》。

紅山古玉的正式發現,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樹時,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龍。從此,人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玉雕藝術的源頭可能發生在紅山文化時代的西遼河流域。

其後不久,在內蒙敖漢軲轆板壕、克什克騰旗好魯庫石板山,阜新胡頭溝等地紅山文化遺存中又陸續發現了數批玉雕龍、大型勾雲佩等紅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遼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學地層依據的紅山文化玉器墓葬,從而使紅山文化確有玉器成為定論。

1981年12月,在杭州舉行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上,遼寧省考古研究所孫守道先生等,向大會提交論文:《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又一次確認了上述發現均屬《紅山文化》。此後,一時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轟動。大批海內外學者紛至沓來東北考察。與此同時,已故的中國考古大師蘇秉琦先生,對紅山文化作了進一步的肯定。確認: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是中國五千年前中華文明的曙光。

文明源流

紅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國後特別是近幾十年來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學術界大致有四種意見:

一、紅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統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變體;

二、紅山文化繼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紅山文化很可能是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響之後產生的新文化,含有細石器和仰韶文化兩種因素;

四、紅山文化是這個地區獨具特徵的一種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發生髮展過程。同時受到其它文化影響,

四說並存,各持己見,後者的認識比較符合實際,考古學揭示泥質陶、彩陶、壓印“之”字紋夾砂陶、石器、細石器共存,是紅山文化獨具的特點,龍題材是紅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內容,這一“族徽”性的花紋圖案從紅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續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菸葉形、草履行的石耜、桂葉形雙孔石刀是富有特徵的農耕工具;細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鏃等器物,小巧玲瓏,工藝精湛,陶器中的泥質紅陶和夾砂褐陶的盆、缽、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裝飾紋樣,而橫“之”字形紋和直線紋是紅山文化具有特徵的紋飾,泥質陶中的彩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雖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響,但二者之間仍有各自的異同點(共性與個性)。仰韶文化彩陶紋飾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裝飾地的,與紅山後陶器類型相比是多彩的,帶狀紋飾中夾有圓圈渦紋、葉形紋、斜格子紋和繩紋,而且單獨配有“S”字型、“X”字型等紋飾,與紅山後類型陶器迥然不同。紅山後類型陶器中,連點弧線紋是一種墜落形式的,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沒有的。二者之間也有相似點,紅山文化紅山後類型的“紅頂碗”式的缽與仰韶文化後崗類型的同類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線形、平行斜線組成的三角形紋與後崗類型的同類彩陶相似,它們的相異點,說明各自的文化特徵;它們的相同點(或類似)說明年代大體相近,但不能簡單地認為紅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變體或混合文化等。

紅山文化的內涵在西遼河流域也並不單一,它包括不同經濟類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類型或不同的發展階段。大凌河流域的東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遺址、胡頭溝玉器墓一類紅山文化遺存,就不同於老哈河流域的紅山後、西水泉、四棱山等一類紅山文化遺存,前一類型多出一種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質黑陶圈足器,不見或少見紅山後類型多見的“紅頂碗”式缽器類和三角間渦紋彩陶圖案。這說明形成紅山文化決非單一的農耕,而是以農耕為主,農牧漁獵結合的經濟類型和多樣的文化內涵所促成。新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揭示紅山文化的發展規律和性質提供了依據。以自身發展為主,文化間的影響曾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文化影響首先是紅山文化分布區的“諸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中原文化的影響也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相互影響的。

考古學家們根據三十年來考古發掘成果證明,我國史前期存在著兩大文化區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紅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組成,這兩大文化區系有共性又有個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簡單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變種。

發展地位

紅山文化是我國東北地區的 新石器時代文化,亦稱史前文化,距今約5000年前。它的巨觀環境:地處大興安嶺南緣和燕山北麓地帶的西遼河流域,位於東經117°—123°、北緯41°—45°之間。這裡是銜接東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帶,也是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交匯區域。縱觀世界地理,西遼河地區屬於亞歐大陸草原通道的東南緣,連線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確定了自古以來處於遼河西域銜接中國南北和世界東西方的交通要衝,是多種經濟文化類型交錯、多種民族成份雜居和多種文化因素薈萃的中心之一。紅山文化就是這一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優秀文化。

近萬年以來,西遼河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發展面貌,可以大體上劃分為:早期的農耕文化和後期的遊牧文化兩個發展時期。其主要原因是氣候環境的變化。農耕文化包括紅山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時間相當於新石器時代中期至青銅時代早期,距今約8000–3500年。此間,西遼河地區與我國其它地區一樣,正經歷著全新世中期的氣候最適宜期,雨量充沛、空氣暖濕、溪沼遍布、草木叢生。

由於地近燕山和大興安嶺夾角之間的淺山丘陵相對高亢的地勢條件,為這裡的古人類提供了較其它地區更為優越的生存條件。半個世紀以來,從這一地區出土的大量磨製的石犁、石斧、石磨盤、石刀、石紡輪、陶器、骨製品等等,說明了這一時期先後在這裡的諸種早期農耕文化,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紅山文化鼎盛時期,距今約5500年左右,紅山古國的形態就已經出現了。祭壇、女神、宗廟、積石冢,這三種極為重要的因素眾所周知,姑且不論。我們有必要提出對玉豬龍的造型探討一番。內蒙古考古專家布穀先生認為:玉豬龍,國內外收藏不少。其個體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紅山文化特定產物。已知其分布範圍北起赤峰北部,南至遼寧西南部,以此距離為直徑的一個圓。

紅山文化晚期已出現社會產品分配不均等現象。牛河梁積石冢的大型墓規模大、隨葬玉器很多,說明墓主生前居於一般社會成員之上。當時還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建設壇廟,牛河梁女神廟遺址經發掘考證,就是紅山文化遺址。在喀左的東山嘴遺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築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壇為中心,北翼有兩條南北走向的石牆基,南翼有長條形石堆,祭壇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圓形石砌基址。這處遺址中還出土了小型孕婦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據冶銅業的產生,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禮制建築的出現,有人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進入文明時代;也有人認為處於軍事民主制時期。

藝術特色

陶塑藝術

位在北方內蒙古赤峰的紅山文化,出現立體圓雕的裸體婦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則是軀體具有孕婦的特徵;在遼寧省建平、凌源二縣交界處的牛河梁,出土面塗紅彩的泥塑女神頭像,此地也是紅山文化的分布區,推測是一座女神廟或女性為主的祭祀遺址。紅山文化大量出土的

陶塑女性,部分學者推測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徵,同時也是母系社會的具體表現。

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帶蓋罐等。紅山文化陶器的幾個特徵包括:

1.紅山文化陶器以夾砂灰陶和泥質紅陶兩大陶係為主,而泥質紅陶占的比例要大於夾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紅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紅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徵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屬於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後從筒形罐中又異化出筒形器,形成紅山文化陶器演變的一個新特徵。

3.壓印“之”字紋是紅山文化陶器紋飾的風格。之字紋線細而紋帶較寬,連線和篦點共用,橫壓豎排與豎壓橫排共用,直線與弧線、波浪線共用。“之”字紋飾又往往與筒形罐結合在一起,成為紅山文化陶器更明顯的特徵。

4.彩陶在泥質紅陶中占有相當的數量。紅山文化彩陶以黑彩為主,也有紅、紫彩,圖案以龍鱗紋、勾連花卉紋和棋盤格紋三種最具代表性。

石雕藝術

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許多是以動物為題的玉石雕刻, 例如紅山文化出土的豬龍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則仍待討論,同形的玉飾在遼寧、內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發現,可能是由豬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來,或者是「龍」在早期神話傳說階段的形象。在紅山文化遺址,還出土鳥、龜、虎形佩和魚形石墜等小型的動物形象的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綠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喪葬的禮儀是紅山文化的一大特點,也是了解當時社會結構的視窗。從大考古發掘來看,一般紅山人的墓地多為積石冢,是規劃的墓地,處於中心的大墓唯玉為葬,而墓地越向邊緣規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數量和規格明顯較中心大墓低,但同時還葬有數量不等的豬、狗等,再低等級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個別的墓葬沒有陪葬品。這說明紅山文化的社會結構等級制度嚴格,已經出現了階級分化,貧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經形成了原始的國家。

玉器的起源是裝飾,玉器的使用從薩滿文化發展到族權、神權、兵權的象徵,很多玉器是原始禮器,一些動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圖騰。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通過多年來的考古研究發現,貓頭鷹是紅山文化主要圖騰崇拜物。據介紹,玉貓頭鷹在紅山文化出土數量最多,最大的達到十幾厘米高;姿態各異,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動物的組合也是千變萬化。考古人員說,紅山文化時期,人們恐懼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們經常遭到其他野獸的攻擊,希望能夠像鳥兒一樣飛起來,以避免收到傷害;人們過著農牧漁獵生活,又希望像雄鷹一樣輕易地捕捉到獵物。而貓頭鷹具備這一切優勢,貓頭鷹是遼西地區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動,可以飛向高空,又給人以通達天地陰陽的神秘感。所以,紅山文化時期先民們寄希望於貓頭鷹能夠給予自身與自然界抗爭的神奇力量,這樣,貓頭鷹成為紅山文化時期先民們的圖騰崇拜物應該是一種必然。

詳細說明

“馬蹄形管狀玉器” 熟悉古玩玉器的朋友都知道,紅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存在於我國遼西的遼西河、西拉木論河一帶

的一個“文化類型”,它是我國新石器時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它與存在於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和存在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一樣,都是中華古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眾所周知的出土於“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紅山文化遺址中的“c”型玉龍,就是紅山文化的遺物,由於它已經具備了龍的基本特徵,而且是現在發現的最早的龍文化的實物,因此被喻為“中華第一龍”。  紅山文化出土玉器中還有一類非常典型的器物,它們成中空的“管狀馬蹄形”,從出土情況來看,這一類玉器大多出自紅山文化的墓葬之中,其中在遼寧省建平縣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女神廟”附近的墓葬中多有發現。  但紅山文化“馬蹄形管狀玉器”被發現之後,它的含義就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問題,由於從出土資料來看,馬蹄形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都是位於遺骸的頭部正上方,而且大多在“直口端”開有兩側對稱的用於穿掛的小孔,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其應該為古人的“束髮器”。但從多數馬蹄形玉器的體積來看(小口口徑多在8cm左右),這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人的頭髮不可能有這么多。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紅山文化馬蹄形玉器與當時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有關,由於它成管狀,有“通靈之意”,它應是原始宗教中溝通天地的通神之器。這種觀點在學術界是比較被認可的,但這種觀點卻又顯得太籠統,筆者一直認為這種觀點尤其不能解釋馬蹄形玉器的形狀特徵,因此“神秘”的馬蹄形管狀玉器仿佛顯得更神秘了。  那么,神秘的“馬蹄形管狀玉器”究竟代表什麼呢?紅山文化的先民們為什麼要把它做成如此奇特的形狀並擺放在自己的墓葬之中呢? “馬蹄形管狀玉器”含義 筆者認為要搞清馬蹄形玉器的真正含義,就應當對牛河梁“女神廟”紅山文化遺址及其墓葬作一個全面的分

析,尤其要對女神廟附近墓葬中的另一類紅山文化玉器進行研究,這類玉器就是“獸形玉飾”(見《國寶大觀》),這類玉器通常被叫做“玉豬龍”。  紅山文化“玉豬龍”頭部似獸,身體同前面所講的“中華第一龍”一樣,也捲曲成“c”型,在頭部後方鑽有用於懸掛的圓孔。“玉豬龍”在紅山文化玉器中更具代表性,在幾乎所有介紹紅山文化的資料中都有它的身影,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玉豬龍”是同一文化共同體的徽銘標誌,有可能是紅山文化先民們的族徽。  以前學術界另一種說法是,“玉豬龍”是古代先民們用於辟邪和祈求吉祥的護身符,是隨身佩帶的飾物(見《國寶大觀》)。但從部分“玉豬龍”的體積和重量來看(大件高達15cm),顯然作為生者的飾物是很不合適的。  筆者因為愛好,在大學期間接觸到了一些關於中華古文物的書籍,尤其是對中國著名文物專家梁白泉先生主編的《國寶大觀》一書更是愛不釋手,而紅山文化“玉豬龍”正是此書玉器部分的開篇之作。《國寶大觀》在論述玉豬龍作用的時候認為:“玉豬龍”是古人墓葬中用於死者辟邪的護身符。但那時筆者卻有一個發現,那就是筆者覺得“玉豬龍”的形象與《生物學》教科書上描繪的動物的早期胚胎很相似,但由於文物知識有限,沒有將這樣的想法深入下去。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文物知識的提高,當筆者認識到過去“發現”的意義,認為有必要將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供大家探討的時候,筆者在網上發現有一位南京大學叫做“王小盾”的先生,已於2002年以紅山文化“玉豬龍”為依據,提出了龍起源的“胚胎說”。筆者在欣喜和感嘆的同時,也為自己當初的愚鈍感到一絲惋惜。  王小盾先生認為,“玉豬龍”是紅山文化的先民們製造的動物早期胚胎的模型,實際上象徵中華民族的龍的早期形式是隱藏在母體中的生命的雛形。  對於王小盾先生的觀點,筆者深表贊同,筆者認為“胚胎說”能夠完美地解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使用“玉豬龍”的真正用意,。  “玉豬龍”在女神廟紅山文化的墓葬中被擺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死者的胸前),筆者認為古代先民們將代表生命“起點”的“玉豬龍”和逝去的軀體放在一起,其真正用意是要表現“生命的輪迴”,也就是說這樣做是為了祝願死者能夠儘快轉化為生命的“起點”得到重生。  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之所以對動物胚胎的模型加以崇拜,是因為在生活和生產當中,當發現不同種類的動物(也許包括人)的早期胚胎很近似的時候,由於當時科學條件的限制,先民們很自然地將其當作了一種神物,認為這就是創造一切生命的物質。  而“牛河梁女神廟”之所以被命名,是因為考古工作者在這裡發現了巨型女神塑像的殘塊,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在這裡供奉的是一位女神,這一點已是學術界的共識。我們將“胚胎”和“女神”這兩件事物聯繫起來考慮,筆者認為,“女神廟”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實際上供奉的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因為母性才是一切生命的源泉。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說”正確的,由此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對於生命的渴望才應該是先民們樸素的最高嚮往!  因此筆者認為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中先民們要表現的主題只有四個字,那就是“轉世重生”!  據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女神廟墓葬中“馬蹄形玉器”與“玉豬龍”大多是同時存在的(擺放位置如前所述),我們根據“轉世重生”這一主題,再回過頭來分析紅山文化“馬蹄形管狀玉器”,筆者認為某些學者說它是“通靈之物”的觀點應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過它不是溝通天地的通道,而應是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希望自己的靈魂轉化為生命的起點——“玉豬龍”之後,通向能夠重新孕育生命的“母性之神”的通道。因此筆者認為,紅山文化“馬蹄形管狀玉器”的形狀實際上並不神秘,從生理學的角度看,它應該是女性部分生殖器官的“概念模型”,因為那是人類生命的必經之路!  過去,由於“馬蹄形玉器”上多有用於穿掛的小孔,但其作為隨身佩帶之物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對此許多人感到迷茫。其實這一點是很好解釋的,筆者認為有穿孔的“馬蹄形玉器”與部分紅山文化隨葬玉器(如玉豬龍)一樣,它們在入葬之前,並不是古人隨身佩帶的飾物,它們都曾被懸掛在“女神的祭壇”之上,甚至懸掛在“女神的塑像上”,這與今天的人們將“護身符”拿到寺廟裡去開光是一個道理,當它們的主人或有資格享用它們的人死後,它們才被派上用場。

隨想

從牛河梁“女神廟”紅山文化遺址呈現的現象來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對人類起源的探索,他們對動

物的早期胚胎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我們中華民族應該是世界上最早對動物早期胚胎的變化規律開始研究的民族。  另外從“中華第一龍”和“玉豬龍”的比較來看,由於他們都是紅山文化的遺物,且外型又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都成c形,且都有用於懸掛的小孔),因此它們應該存在必然的聯繫。根據器物的演變規律來分析,“中華第一龍”應該是在“玉豬龍”的基礎上經藝術加工演化而來,玉豬龍才是龍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玉豬龍”出現的時期也許要更早些。  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說”雖然揭示的是龍的起源,但筆者認為這還對解釋我們民族傳統思維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通過“胚胎說”我們可以認識到,紅山文化的先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兩極”的概念,先民們將“生”與“死”同時表現在墓葬之中,這充分說明他們對事物相互轉化的辨證關係已經有了樸素的認識,而根據紅山先民們的理解,在生命的“起點”和“終點”之間不正是我們活著的人嗎?這也許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庸哲學”最早的思想起源吧?  一直以來,紅山文化被世人譽為是“中華文明的曙光”,通過我們以上對紅山文化玉器的分析,筆者認為對紅山文化的這種讚譽應該是毫不過分的。  說起中國的紅山文化,您可能會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說起中華第一玉雕龍,熟悉和喜愛文物收藏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可您知道嗎,如此珍貴稀有的國寶,還曾經有一段被人冷落的日子。故事就先從內蒙古赤峰講起……  被稱為“塞外明珠”的赤峰市東北隅,矗立著一座海拔高746米,面積約5平方公里的石山,因裸露的岩石呈赭紅色,在陽光的映照下,紅岩似火,山嵐如霞,故得名紅山,蒙古語叫烏蘭哈達,赤峰市的名子也由此而來。  美麗的紅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學者,他們紛至沓來。日本人鳥巨龍藏來了,瑞典人安特生來了,他們挖掘山洞,尋找石器、陶器。他們的研究和學術報告,使紅山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1955年,中國考古學家尹達在《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中,根據這裡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特點分析,把分布在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命名為紅山文化。從此,紅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然而,在此後的幾十年里,紅山地區並沒有更新的考古發現。隨著滿城漢墓、曾侯乙墓和秦始皇兵馬俑等重大考古發現,遠在塞外的紅山顯得有些蒼涼和冷落。  直到31年後,1986年《人民畫報》第八期刊登了一幅五千年前玉雕龍的圖片。這條訊息一經報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赤峰發現了中國第一玉龍的訊息由此傳遍了全世界。關於玉龍出土的故事,還要從1971年說起……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張鳳祥,冒著酷暑高溫,在離村子後面不遠處修梯田。一鍬下去,一件硬邦邦的東西,讓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來是一個人工砌成的石洞。  張鳳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個黑乎乎、像鉤子一樣的東西。它質地堅硬,拿在手裡沉甸甸的。收工的時候,張鳳祥把它帶回了家裡,找了一根繩子把它綁緊,讓弟弟拖著玩耍了起來。  七、八天之後,張鳳祥驚奇地發現,原本難看的鉤子,竟然被弟弟拖成了墨綠色的玉器。形狀有點像蛇,又有點像龍。並且在太陽底下一曬,還能散發出誘人的碧綠光澤。  這一發現讓張鳳祥激動不已,隨後,他帶著這件奇怪的玉器,來到翁牛特旗文化館。文化館裡工作人員,按有關規定徵集了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這件玉器是什麼東西。他們只是按照慣例辦理了入庫登記手續,把它當成一件普通文物鎖到了箱子裡。就這樣,玉雕龍在箱子裡一待就是十幾年,漸漸地被人們淡忘了。直到1984年,情況出現了轉機……  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隊員挖開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擺放著兩個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員經過仔細辨認和研究後,認為它們是屬於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  牛河梁發現5000年前的玉豬龍的訊息傳出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個訊息傳到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突然想起1971年,他們徵集的那件玉器,極有可能是與牛河梁玉豬龍一樣珍貴的文物。  終於,在被忽視了十多年以後,1971年在三星它拉(與後面的他拉不統一)發現的玉龍,得到正式確認: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當時的紅山人精心製作的。是在中國首次發現的“中華第一玉雕龍”,極其珍貴!  玉雕龍通體為墨綠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體呈英文字母c的形狀,因此它以後被命名為c形玉雕龍。龍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緊閉,鼻端截平,以對稱的兩個圓洞作為鼻孔。龍身大部光素無紋,只在額及鄂底刻以細密的方格網狀紋,格線突起作規整的小菱形。脊背有21厘米的長鬃,長鬃占了龍體的三分之一以上。龍的脊背上有一個圓孔,經過試驗,如果用繩子穿過圓孔懸掛,龍的頭尾恰好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值得注意的是,玉龍形象帶有濃重的幻想色彩,已經顯示出成熟龍形的諸多因素。

“龍”

龍,是中華民族自上古以來一直崇尚的神異動物。作為一種圖騰象徵,被賦予了濃厚的神秘色彩。但是,它的真相,卻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  而紅山出土的這件c形玉雕龍無足、無爪、無角、無鱗、無鰭,它代表了早期中國龍的形象。  從這件玉龍的形狀,有人推測 來源於馬,野豬,熊等形象。紅山文化玉龍,第一,是多種動物特徵的組合。神話了動物形象進行加工的。那么這件玉器是做什麼用的呢?許多學者認為是氏族首領在祭祀活動中,進行禮儀活動的神器。巫師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龍的發現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現。反映了早期人們的生活狀態。  從此,這件形狀像 “C”字的玉龍,成為許多雜誌的壓題照片,成為華夏銀行的標誌,更成為紅山文化的象徵。  也許是龍的神靈,也許是巧合,“C”形龍聞世之後,紅山文化玉器陸續出土。紅山地區還出土有哪些有意思的玉器呢?關於它們的故事,我們就從牛河梁開始講起……  牛河梁是燕山支脈努魯兒虎山南麓的一組山坡台地,在綿延起伏十幾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條被俗稱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過。因此,牤牛河兩旁的山樑得名為牛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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