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薩摩亞研究範例也沒有遭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戰,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教授德里克·弗里曼於1983年推出的《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使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弗里曼在書中對米德的薩摩亞研究的方法論、具體研究條件和方法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米德的經驗證據和結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經驗向學界宣稱:薩摩亞社會有著嚴格的基於血統的等級制度,有著對少女童貞的極度崇拜,自殺率和侵犯行為發生率高,青春期衝突非常普遍……在弗里曼看來,米德研究結論的嚴重錯誤具有必然性,因為她著眼於“意識形態”的成功,一心尋求能夠“證明”文化決定論的解釋,從一開始就違背了科學的立場與方法。之後,弗里曼還撰文和發表專著強調米德受到了其信息提供者的愚弄。
然而,《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僅僅只是拉開了“米德—弗里曼之爭”的帷幕,這場空前激烈的社會科學界大論戰並未因當事者之一的缺席而有所緩和。許多學者涉身其中並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弗里曼本人更是撰寫了諸多論文和好幾部專著,但因為“爭論本身十分複雜,涉及到一系列有關事實的、理論的、歷史的、比較的甚至個人的問題”,至今也沒有定論。而“較為合理”的看法則認為,薩摩亞人的性行為“並不像米德或弗里曼所描述的那么偏激”,他們對性行為所持有的態度“介乎性自由和性壓抑之間”。事實上,這場論戰真正引人注目的或許是它對於培育與啟動學科甚至是所有“軟科學”的反思性思維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