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界通說認為，這個判例是日本刑事實務接納並運用期待可能性理論於案例的先驅，其地位及意義直可以比擬前邊說到的德國“癖馬案”判決。
案情：被告人是持有乙種二等駕駛員執照的船員，自1932年6月起受僱於廣島縣音戶町的航運業主木村，擔任“第五柏島丸”機帆船的船長，從事客運業務往來於音戶町和吳市之間。第五柏島丸機帆船載重九噸，核准乘客定額24人，如超載則有傾覆危險，被告人對此也是清楚的。1932年9月13日，該船載客128人在行進到某海面時，被另一艘機帆船“第二新榮丸”超越，當時兩船相距約16米，“第五柏島丸”上的乘客為了躲避後者追越所激起的浪水，紛紛自右側走向左側，船身因此傾斜，加之超載大約五倍，船體終於不免覆沒。其結果是28名乘客溺死，7名乘客因為溺水發生頭痛腹脹疾病。原判依據事實，認為被告觸犯了刑法第129條第二項基於業務上的過失而使輪船覆沒罪及刑法第212條業務上過失致人死亡罪之想像競合，按業務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罰，科以6個月的禁錮。
大審院議員審判決量刑不當之理由，進行事實審理。結果相同，但是大審員作了改判，改處300元罰金。其理由是：1、本案發生之際，自音戶町以及附近村落往吳市上班的人異常多，而交通工具卻極其稀少，任何職工都不想遲到，所以乘客置船員的警告於不顧爭先恐後地上船。而且當時負有取締責任的警官，對於實際情況也不得不採取放任態度。2、還有一個實際情況是，“第五柏島丸”的航行費用，必須憑藉超倍乘客的費用，方能夠實現收支平衡。雖然被告曾屢次向船主提出忠告，但是船主不予採納。總之，被告身為船長，對於超員所可能導致的悲劇，固然不能辭咎，但是，如果將責任完全歸罪到他一人，則有失公平。大審院鑒於這種考慮，加之被告人無資產、收入菲薄，決定改判。對於這一判決，日本學者認為“大審院考慮具體情節而變更原審判決之禁錮改為科處罰金，乃富有人情味之裁判”。同時認為，“由於行為人如果不實施駕駛行為，被解僱是肯定的，而船是否覆沒，事先卻並不肯定，所以，被告為避免必將來襲之不幸，而參與是否來襲尚不得知之發生災厄原因一節，乃出於不得已之措施。無論任何人若處於與被告同等之立場，亦必採取與被告相同之態度。而且由於當時上班人數眾多，而警官對此不加取締，也說明被告的處置並無不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