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通集

程通,字彥亨,其齋名為貞白。安徽績溪人。洪武十八年貢入太學。曾上書太祖,清除其祖戍籍,由於用語甚為哀痛感人,竟獲得批准。二十三年中舉,授遼府紀善,進左長史。後死於獄中。

程通集

詩文別集,明程通撰。
程通,字彥亨,其齋名為貞白。安徽績溪人。洪武十八年貢入太學。曾上書太祖,清除其祖戍籍,由於用語甚為哀痛感人,竟獲得批准。二十三年中舉,授遼府紀善,進左長史。燕王在北方起兵反對建文帝,程氏曾上書《防禦北兵封事疏》數千言,論戰備之策。永樂初,此事被錦衣衛都督紀綱告發,永樂帝下詔將程氏與二子押送京師,死於獄中,其家屬戍邊,其友徽州知縣黃希范也被處死。其後十年,程通弟從遼王手中得到程通遺像及遺稿,嘉靖中,其從孫長等搜訪佚篇,輯為六卷,又將遼王及同時諸人的贈言及行狀小傳等編輯為四卷,附之,名曰《貞白遺稿》。天啟中,其裔孫程樞及子程應階又收集建祠請之文,為《顯忠錄》二卷,附綴於末。清康熙年間撰修《四庫全書》,此集收入。
《貞白遺稿》現存本十卷,其中文四卷、詩二卷、贈言四卷。
程通以忠孝之節著稱於時。他的忠見於寫了《防禦北兵封事疏》向建文帝獻戰守之策,故得罪永樂帝,最終被處死。但可惜他的奏疏今天只見題目不見文章了。程氏之孝見於他為使家人團聚,寫了《陳情乞祖還鄉表》,懇請皇上讓他久戍邊地的祖父程平除籍還鄉,並最終達成了願望。而慶幸的是此表保留在集中,後人有幸一睹。在《陳情乞祖還鄉表》中,先論忠孝大義:“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曰忠曰教,臣子立身之大節也。蓋孝者忠之本,忠者教之推,君親之分雖殊,所以事之則一。”然後,具體描述祖父久戍邊地,音訊難通,祖思孫,孫念祖情思切切,而自己難盡菽水之養的痛苦,程通最成功之處在於他自己最深切的痛苦,最真摯的感情訴諸於委婉的文筆,使人為之感傷,其“臣無父而有祖,祖即父也;祖無子而有孫,孫猶子也”兩句,把祖孫二人相依為命的真情流露出來,難怪明太祖朱元璋見表後會大為感動。
為遂其孝心,朱元璋暗中召回程平,同時召見程通,讓程通向東而立,然後指著程平問:“你認得這個人嗎?”祖孫倆相見,悲喜交集,相持哽咽不止,明太祖亦為之嘆息,命令兵部解除程平的軍籍,送他回鄉。一篇陳情表引出了程通盡孝的佳話。程通也讚賞節婦。他在《奉節堂序》里講述在兵亂的元末,有一婦人許氏獨自一人含辛菇苦地養育兒子,並教子成名,是出於做母親對子女的疼愛和責任心,並不是為了博得一個虛名:“孺人之心求己自盡,豈曰罄一生辛苦,以博此一名節哉!蓋志節堅,氣節壯,而名節昭,自有不容懶情者。然孺人之守節,非徒區區自守而已。”
程通論忠孝志節和欺世盜名的假道學者不同,既不拿天理來壓服人,也不天花亂墜地空談,而是從細微之處入手,訴說人之常情,其意貼近生活,非常樸實。另外,在談到志節培養時,程通強調要“思誠”“潛心”。《思誠堂記》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思誠者,擇善固執之謂。”《潛心齋記》云:“人之一心所以具眾理而參三才,令百體而宰萬化者也,苟有所縱,則必梏於利慾,殉於聲色,泥於燕樂,恣於荒淫,戾於尋常,逾於矩度,馳鶩而弗知反,放蕩而不能收”,只有勤於學問,修身養性,才可“收其放心”。
集中詩文亦論述了為政之道。《封建策》是一篇建議君王如何維護王權的策論。當明朝初定天下時,亡元的殘部仍有活動,多活動在西北塞外,不時騷擾邊境,製造混亂,西西南邊境也時常有叛亂。於是,策中建議君王“重我本支以示天下不可犯之威”,同時要“建侯封王,域民裂土,茂枝葉以庇本根,置股肱而衛胸腹”,對於藩王的權力,則建議要拿捏得當,不能讓藩王手握重權,因為“太重則驕矜而不遜,必非望之想,”但是,也不能使他們毫無權力,因為“太輕則柔懦而難立,必無振復之幾。”這篇策論因其論證恰當,持論甚正而名噪一時。特別是其中“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一句,因預見和證實了後來發生的事變,被稱為“通人名論”。在《送黃太守序》中,他又針對明初刑法嚴峻,對東南地區尤其酷虐的現狀,論述為政之道,應當“鎮靜以率之,和柔以導之”,若“苛刑是聘,峻法是恣”,“如解亂繩,急則愈亂,如導橫流,激則愈橫”。以解亂繩,導橫流作比,勸誡為政者減輕酷刑,實行柔和的政治以導民情。程通的政論文大多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言之鑿鑿。
與程通作文感情真摯,寓觀於情相比,其詩歌卻多由於重道德說教而淹沒了真摯感情,成就不大。其中一些寫思鄉之情的詩,清新可讀。如《夢還鄉》寫道:“故鄉南望路偏賒,清夢無時不到家。童僕出門迎舊主,稚兒環膝獻新茶。庭前萱草春仍綠,階下長楊暖正花。驚醒不勝愁絕處,柳梢明月照窗紗。”其中頷聯、頸聯寫夢中回到家鄉的情景:童僕、稚兒、庭前草、階下花,歷歷在目,其思鄉之情深摯。尾聯寫夢醒之後,只看見柳梢明月映照於窗紗上,夢中美景消失了,而所寫思鄉之情卻延伸到了夢外。此詩較成功。而同樣寫夢《東阿道中》卻念念不忘君國之思。“翹首東昌才咫尺,料應清夢繞泉家”。體現其“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在《峴泉集序》中說:“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山川花木地之文也,永樂制度人之父也,蓋道為體,文為用,儒生謂文章為貫道之器,不其然乎!”鮮明指出“道為體,文為用”,故其詩大多內容貧乏,重於道德說教,缺乏激情。由於曾在朱棣北地起兵時寫《防禦北兵封事疏》給建文帝,故得罪朱棣。永樂時,程通與二子論死,他一生著述百餘卷也全被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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