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禮樂西周時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諸侯國林立，為維護其以周天子為中心的有秩序的統治，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開始制禮作樂，即周禮。周禮作為各級貴族的政治和生活準則，成為維護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禮樂制度在這一時期得到非常完善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
東周時期，周王室衰弱，諸侯爭霸，禮壞樂崩，禮樂制度受到嚴重衝擊，儒家創始人——孔子一生所致力要追求的就是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
以周代禮樂為工具來維護周天子的宗法統治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禮樂制度、禮樂文化和禮樂文明，對後來歷代中國社會發展都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禮之形成效仿於聖賢先哲為人處世的態度制以章程以教化人分辨善惡美醜趨好的學習以達到社會安定的目的，聖賢貴人崇贊處在於仁德如大地般厚重孕育萬物，所以可以把禮看成方據規則是恆定的。樂之所成在於陶冶人情操，升華人品性，就像雨水那樣潤物與無聲無息處，性屬柔和，二者相輔相乘以期達到無為而治。
起源
中國的文化非常重視禮樂，禮就是指各種禮節規範，樂則包括音樂和舞蹈。禮樂的起源與人類文明的演進是同步的。中華“禮樂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諧代表“樂”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則代表“禮”的精神。“和諧”（樂的精神），所以萬物都能化生。“有序”（禮的精神），所以萬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樂”是形成於“天”的陽剛之氣。而“禮”則是由“地”的陰柔之性所形成。我們從人類的歷史文明的發展來說，不是一開始就是“禮樂”並重，或禮重於樂；而是先有“樂”，然後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發展為“禮樂”並重。人民所熟知的禮就是周禮，是周公制定的。禮樂文化是從祭祀文化發展而來的。“禮”之本義，據許慎《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所謂“豊”，乃“行禮之器，從豆，象形。”近人王國維考證，“豊”誠為禮器，然非“從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尚書·盤庚》所謂“具乃貝玉”說的就是以玉禮神。從甲骨卜辭中“圍”（即“豊”）字的結構上看，是在一個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於神。王氏據之得出結論：盛玉以奉神人謂之圍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因此“禮”之本義乃指祭神之器，而後引用為祭神的宗教儀式，再而後才泛指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其淵源於上古祭祀文化。《易經·豫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禮記·樂記》稱：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又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和應天，作禮以配地。”《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急於祭。”梁啓超《志三代宗教禮學》曾據之發揮道：禮也者，人類一切行為之規範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禮，若冠禮是；有人與人相接之禮，若士相見禮是；有人對於宗族家族之禮，若昏禮喪禮是；有宗族與宗族間相接之禮，若鄉射飲酒諸禮是；有國與國相接之禮，若朝聘燕享諸禮是；有人與神與天相接之禮，則祭禮是。故曰：“禮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到了周朝很重視樂舞修養，制定了禮樂制度，周王室及貴族子弟從13歲開始，要逐漸學習掌握各種禮儀樂舞，20歲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在貴族階層，樂舞修養操持是生活的一部份。《六代舞》的實施，是要達到治國安民的目的，通過樂舞促使人們完善內在修養，並自覺遵守社會秩序，進而達到整個社會安定。清華大學彭林教授認為，道德的培養主要是經由對情感的“禮樂教化”，而非理性的認知訓練，這一點應是中華文明不同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認為“禮是從人的情感出發來制定的。但禮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為目標的”，“樂是人類發自內心的情感之聲”。彭教授認為“禮的傳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為重心”，其中關鍵又有兩點：“第一,‘德’是禮的靈魂。”“第二,‘敬’是禮的核心。”
重要性
孔子反覆強調“禮、樂”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標誌在於“禮、樂”。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國安邦，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想和諧、穩固，必合乎禮、正乎樂。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這裡是作為治國的一個基本要素來提出的。禮樂於小處看，則在於“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陶冶人的境界、情操，使人眼界豁達、心胸開朗，同時也知道該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知道什麼該作，什麼不該作。“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因此，“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在孔子的構想中，無疑是能夠使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途徑。又稱，“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應該說也確實是頗有道理的。譬如雖然讀書雖有可能讓人變的更加精明、賦予機謀，但總的來說，還更主要還是使人更加知禮，重仁義道德、溫文爾雅、謙恭禮讓。歷來聰明的君主和國家領導人，都沿襲以禮樂的精神內涵來治理國家。有個故事，說的是晏子諫齊景公重視禮。一次，齊景公舉行酒宴，飲到高興處，對大臣們說：“各位痛快地飲酒，不要拘束君臣禮節！”晏子對齊景公說：“國君的話不妥！禽獸都是以雄健有力者為首，弱肉強食。大臣們如果拋棄禮節，就有更換國君的危險。”景公聽了，很不高興的背過身子。過了一會，景公出去了。回來後，晏子坐著也不起立；君臣碰杯，晏子先飲。景公很生氣，對晏子說：“剛才你不是還教訓我人不可沒有禮節嗎？你的禮節哪兒去了？”晏子離開座席，向景公拜了再拜，恭敬地說：“我哪裡敢這樣呢？之所以這樣做，是想讓國君了解沒有禮節的實際情形啊。”景公聽了，說：“看來是我的錯啊！”此後，景公完善禮制，精心治國，官員守禮，百姓肅然。現代的商業科技文明，由於太重視物質利益，使人類流傳幾千年的“禮樂精神文化”面臨被拋棄的危機。隨著人類道德的下滑，“禮教”和“樂教”也逐漸衰退。由於市場化的“藝術的文化活動”，缺乏它應有的，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內涵，只成為社會的裝飾，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內涵；失去了“真”和“善”，於是變成了一種“理想”。古人講“文以載道”，文化藝術也是一樣。屬於精神層面的倫理道德規範往往是抽像的，而文化則可以通過具體事例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比如：唐太宗仁德布於四海，讓人知道什麼是“仁”。人們談到“孝”自然會想到帝舜的“仁愛孝悌”、花木蘭的替父從軍；韓信的“胯下之辱”使人們知道什麼是寬容忍讓；談起“忠”會自然想到岳飛的“精忠報國”。中華傳統文化的理念都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人物、事件，通過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演繹和體現出來的，並通過小說、戲曲、舞蹈等文藝形式流傳開來，並一代代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