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國學術轉型和社會變遷的重要時期，本書在廣泛蒐集材料的基礎上，對社會學在這一時期引進和傳播的複雜歷程進行了細緻的梳理。一方面．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深受西方和日本早期社會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觀念及當時國內社會政治的影響：另 一方面．社會學作為一種思想理論資源．對清末民初社會文化變遷（如民族主義思潮、社會改良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社會研究、國學研究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簡介
姚純安，1970年生，湖南華容人。1999年於湘潭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2000年入中山大學攻讀中國近現代史博士學位，2003年畢業。曾在《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
圖書目錄
緒論
一、本文主題二、學術史
第一章西方社會學的輸入（1895-1903）
《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第一節 中國社會學的起點
第二節 西方社會學初入國門（1895-1901）
一、概念和內容的介紹（1895-1897年）
二、開始翻譯（1898-1901年）
第三節 知識體系的集中輸入(1902-1903）
一、注重心理因素社會學的輸入
二、注重生物因素社會學的輸入
第四節 國人對社會學的最初認識
一、哲學與政學
二、東學、西學之爭
三、會通與專門
第二章思潮激盪中的社會學（1903-1911）
《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第一節 中國社會學的繼續發展一、各種學說的引進二、對注重生物因素社會學的批評三、學科認識及對其他學科的影響第二節 國學研究的新理新法一、社會學與經史之學二、治群學之秘笈——社會學與國小三、社會學與諸子學第三節 社會學與合群思潮第四節 種族同化論與種族革命論的共同依據第五節 清末改良思想的理論資源
第三章 社會研究視野中的社會學（1911-1919）
《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第一節 中國社會學的較快發展
第二節 社會學與民初社會問題研究
第三節 社會學與民初國學研究
第四節 民初調和論的主要依據
第五節 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糾紛
相關評論
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
丁建中
關於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嚴復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發表文章說，是“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或者用李鴻章的說法，中國處於“千年未有之變局”。往日的“中央之國”變成了“東亞病夫”，這一衝擊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自然是巨大的。
國難頻仍、八方風雨之際，這片飽經滄桑的土地上開始了“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李澤厚），開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三重轉型”（汪丁丁）。而這變奏與轉型所指向的，乃是經由“歷史三峽”的驚濤駭浪，開出一個文明富強的現代社會來。毫無疑問，類似於赫伯特金迪斯所謂“基因與文化的共生演化”，這意味著“知識與制度的雙重轉型”。
欲從甄克思（E.Jenks）所論的宗法社會轉到現代社會，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發的秩序演進”是一條道路；但這條道路，在中國已經被堅船利炮所終結——姑且不論封閉的中國是否有演化出現代社會的可能性。另一條道路，就是伴隨著“西力東漸”而開始的主動的“西學東漸”，一些有志之士試圖借鑑西學（不管是為“體”還是為“用”），開出中國社會前進的路數。
要在社會變革與改造中“指點江山”，非有社會學（嚴復譯作“群學”）不可。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晚清民國時期，社會學在西方也未臻成熟，其內涵比現在作為大學分科體系的“社會學”（sociology）要廣泛得多，大致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
從斯密到孔德、斯賓塞，西方思想家們力求為社會科學建立一個“大一統”式的理論框架，這種“涵蓋乾坤”的學問，自然受到旨在治國平天下的知識分子們的青睞。稍涉近代史即可發現，魯迅、胡適、聞一多、熊十力，乃至陳獨秀、毛澤東、陳立夫等，這些人在社會背景和日後經歷上表現迥異，但年輕時無不讀過上述譯著並受其影響。
這無疑能夠引起多數關注“中國歷史大勢”，有一點“歷史癖”和“考據癖”（胡適語）的人們的興味：學問或知識系統的傳播與變遷，如何通過觀念形態的變化而帶來社會轉型？或者，用博弈論的語言，“意義的轉化”如何導致從“主觀認知”到“博弈結構”的變化，乃至“博弈均衡”的漂移（drift）？
純粹理論的懸想解決不了經驗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從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角度來回答這些疑問。而在研討社會學在中國的知識－社會變遷中的作用的時候，文獻梳理始終占據著即使不是核心，也應當極其重要的位置。“近代中國知識與制度轉型叢書”中的這本《社會學在中國近代的歷程（1895－1918）》（姚純安著，三聯書店2006年3月第一版），對於我們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考察近代以降社會變遷的認知路徑，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把這23年的歷程分為三期，大致對應著西方社會學的“輸入”、“初步運用”與“本土化”三個階段。其間分別探討了如下問題：
第一，社會學體系的輸入和傳播（嚴復等人對西方社會學名著的譯述）；
第二，社會學對近代學人思想的影響（包括康有為、梁啓超等對社會學的“創造性誤讀”）；
第三，社會學對晚清、民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從反滿革命到“打倒孔家店”）；
第四，社會學對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影響（包括改良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
第五，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研究（下啟費孝通、吳文藻等的田野研究）。這些工作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看似在回顧遙遠的過去，卻為我們討論中國社會大範圍知識－制度變遷問題做了基礎性的工作，其本身也可以看作中國學術轉型的一個範例。
米歇爾·福柯在《什麼是啟蒙？》當中，對作為“歷史過程”的“啟蒙”論述道：“我們絕不應忘記，啟蒙是一個事件或者一連串事件，……它包括社會轉型的因素、政治體制的類型、知識的形式、技術的變遷……”。殷海光先生晚年曾慨嘆，幾十年來，我們總在嚴復已經辨明的方向上打轉，有時甚至不如嚴復。這也許就是“思想史缺失”導致的嚴重問題。
回顧歷史（尤其是思想史），應當和康德所倡的“運用理性”一樣，成為新啟蒙學人的必修功課，惟有將歷史——思想史和社會史——梳理通透，才能融合和擴展思想的界域，在對歷史的理解和闡釋中影響歷史的進程。在這層意義上閱讀本書，我們自會在精緻詳密的考據和歷史事實的陳說中，得到更多的深層次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