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1809年1月15日生於貝桑松一農民兼手工業者家庭，卒於1865年1月 19日。曾在印刷廠當排字工人，後與人合夥開辦小印刷廠。 1837年遷居巴黎，從事著述活動。1840年發表《什麼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提出“財產就是盜竊”的論點，蜚聲於世。該書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大私有制，認為可以通過保護小私有制擺脫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
蒲魯東1846年發表《貧困的哲學》 ，企圖以政治經濟學來論證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反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1848年革命發生以後，開始從事實際的社會改革活動，曾任《人民代表》報和《人民之聲》報主編，被選為國民制憲議會議員。 1849年因著文反對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被捕入獄，被判3年徒刑和 3000法郎罰款。在獄中寫成《一個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 。 1852年獲釋，1858年在《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一書中激烈抨擊天主教會，在再次被捕威脅下流亡比利時。 1862年遇赦返國，繼續宣揚無政府改良主義思想。
蒲魯東主義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蒲魯東主義 19世紀40年代產生於法國，50—60年代廣泛流行於西歐國家並頗具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因其創始人蒲魯東而得名。蒲魯東在他的《什麼是財產？》、 《貧困的哲學》 、 《社會問題的解決》、《一個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紀革命的總觀點》等著作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蒲魯東主義認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個人占有”為基礎的“互助制”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模式；主張建立以無息貸款為基礎的“人民銀行”作為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互助制”社會的根本途徑；宣揚階級調和與和平革命，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反對一切權威。蒲魯東主義的核心，是幻想通過和平改良的辦法，建立小手工業生產制，實現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為了維護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者同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在《哲學的貧困》 、 《共產黨宣言》和《論住宅問題》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巴黎公社後，蒲魯東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時是蒲魯東社會主義學派的墳墓。”
主要理論
中國土地所有制洛克認為“土地私有制起源於優先占有”。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向洛克的理論提出挑戰，強調人口的增長使得不可能每個人都有私有土地財產。蒲魯東說：“從生存的實際看來，每一個人都有占有的權利。為了生活，他必須具有用於耕作的、據此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另一方面，因為占有者的數量是隨著出生和死亡情況而不斷變化的，它遵循以下規律：每個勞動者可能要求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隨著占有者的數量而變化。因此，占有始終是從屬於人口的。最後，因為占有物從未保持固定，占有物從來就不可能變成財產……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權利。占有的數量並不依據個人的意志，而是依據空間和人口數量的變化情況而定，故財產不可能存在。”蒲魯東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著所有者的無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變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為適用於每個人的普遍權利，是不可能存在的。換句話說 私人土地所有意味著部分所有者對其無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適應人口的變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為每個人的普遍權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適應人口的變化，它就不是所有者無限期控制意義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證明了蒲魯東的這個洞察力。
個人著作
費爾巴蒲魯東最初的試筆作品，已經記不起來了。那部論“世界語言”的幼稚著作，表明是多么狂妄地敢於解決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識而不能解決的問題。第一部著作《什麼是財產？》無疑是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於內容新穎，至少是由於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所知道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中，“財產”當然不僅受到各式各樣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廢除”了。蒲魯東在他那部著作中對聖西門和傅立葉的關係，大致就像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關係一樣。和黑格爾比起來，費爾巴哈是極其貧乏的。但是，他在黑格爾以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因為他強調了為基督教意識所厭惡而對於批判的進步卻很重要的某幾個論點，而這些論點是被黑格爾留置在神秘的朦朧狀態中的。
在蒲魯東的這一著作中，風格方面還算強健的肌肉占優勢，——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認為這種風格是這一著作的_主要優點。可以看出，蒲魯東甚至把他僅僅重複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所說的東西，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當做新東西看待的。向經濟學中“最神聖的東西”進攻的挑戰勇氣，嘲笑庸俗的資產階級悟性時使用的機智反論，致命的評論，辛辣的諷刺，對現存制度的醜惡不時流露出來的深刻而真實的激憤，革命的真誠——《什麼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激動了讀者，並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在嚴格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這種聳人聽聞的著作在科學中也像在小說文學中一樣起著自己的作用。以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175為例。在出第一版時，它不過是一種“聳人聽聞的小冊子”，此外，從頭到尾都是剽竊。然而，這本詆毀人類的誹謗書曾造成了多么大的衝擊呵！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轟轟烈烈，在《什麼是財產？》中已經可以看到一個矛盾：蒲魯東一方面以法國小農的（後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來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用他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尺度來衡量社會。
這本書的缺點在它的標題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古代的“財產關係”在封建的財產關係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係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係進行了批判。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麼？——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批判地分析“政治經濟學”來給予答覆，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係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係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係包括起來。但是，由於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係的總和同“財產”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類似的著作176中用同樣的話所作的回答：“財產就是盜竊”。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盜竊”這個資產階級法律概念也適用於資產者本人的“誠實的”收益。另一方面，由於“盜竊”作為對財產的暴力侵犯，是以財產為前提的，所以蒲魯東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關於真正資產階級財產的種種幻想裡面。
貧困的哲學
在蒲魯東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貧困的哲學》177出版前不久，在一封很詳細的信中把這本書的內容告訴了我，信中附帶說了這樣一句話：“等待著您的嚴格的批評”。果然對他進行了這樣的批評（通過我的著作《哲學的貧困》1847年巴黎版），其嚴格的方式竟使友誼永遠結束了。從這裡所說的您可以看出，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或經濟矛盾的體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對《什麼是財產？》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後才開始研究經濟學；發現，提出的問題不能用咒罵來回答，而只能通過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來回答。同時，他還企圖辯證他說明經濟範疇的體系。康德的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必須用黑格爾的“矛盾”作為發展的手段來代替了。為了評價他的兩卷厚厚的著作，不得不介紹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駁他的著作。在那裡，指出了，對科學辯證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膚淺，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贊同思辨哲學的幻想，因為不是把經濟範疇看作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而是荒謬地把它看作歷來存在的、永恆的觀念，並且指出了，是如何通過這種迂迴的道路又回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立場上去。
其次，還指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是多么不夠，有時甚至是小學生式的；同空想主義者一起追求一種所謂“科學”，以為由此就可以先驗地構想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而不是從對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即對本身就產生了解放的物質條件的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得出科學。我特別指出，蒲魯東對整個問題的基礎——交換價值的理解始終是模糊、錯誤和不徹底的，還錯誤地把對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空想主義的解釋看成一種新科學的基礎。關於他的一般觀點，是用以下的話概述我的判斷的：“每一種經濟關係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只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發。他從經濟學家那裡借用了永恆經濟關係的必然性這一看法；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種幻想（而不是在貧困中看到將會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的觀念里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上面這個判決儘管非常嚴厲，我今天仍然擔保每個字都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要想到，當我把蒲魯東的這本書稱作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並從理論上證明了這一點時，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還同時把蒲魯東當作超極端的革命者加以沮咒。因此，後來我也從來沒有同意過那種說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囂。一開始就被別人和他自己所誤解，如果說他辜負了毫無根據的期望，那么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同《什麼是財產？》相比，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的一切敘述方法上的缺點都非常不利地顯示出來了。文筆往往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是浮誇的。凡是他失去了高盧人的敏銳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國哲學風格的那種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亂語就表現出來了。自矜自誇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慚的語調，特別是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此自誇，這類東西真是不斷地刺耳極了。充滿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實的熱情，在這裡，在某些地方都已經系統地被虛浮的狂熱代替了。此外，這是自學者炫耀自己學問的極為笨拙而令人討厭的伎倆，這個自學者對自己的獨創思想的那種天生的自豪感已經被挫傷，他作為科學的暴發戶，覺得必須以自己所沒有的身分和東西來炫耀一番。加之，這還是小資產者的心理，這個小資產者粗暴無禮地——既不尖銳又不深刻，甚至還不正確——攻擊卡貝這樣一個由於對法國無產階級所採取的實際態度而受到尊敬的人，而對於例如像杜諾瓦耶（無論怎么說，他是“國務參事”）這樣一個人卻表現得謙恭異常，雖然這個杜諾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於，他認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無聊不堪的書來宣傳被愛爾維修描繪為“onveutquelesmalheureuxsoient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嚴肅主義。
二月革命41對蒲魯東來說的確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因為正好在幾星期前他還不容爭辯地證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雖然表明他對當前的情況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極力稱讚的。在六月起義以後，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此外，演說還有一個良好的結果，這就是梯也爾先生在反對蒲魯東提案的演說（後來出了單行本）中向整個歐洲證明了，法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憐而幼稚的教義問答的基礎上。同梯也爾先生相比，蒲魯東的確成了洪水期前的龐然巨物了。
無息信貸
《資本論》蒲魯東發明“無息信貸”和以這種信貸為基礎的“人民銀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經濟學上的最後的“業績”。在我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冊中已經證明，觀點的理論基礎產生於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對貨幣的關係的誤解，而實際的上層建築不過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貸制度，正像它在18世紀初以及後來又在19世紀初在英國促進了財產從一個階級手中轉到另一個階級手中一樣，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能加速工人階級的解放，這是毫無疑問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資本看作資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套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幻想實際上已經由17世紀英國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上的代言人詳細發揮過了。蒲魯東和巴師夏關於生息資本的論戰（1850年）又遠不如《貧困的哲學》。他竟弄到讓巴師夏把他擊敗的地步，而當論敵對他施加威力的時候，就可笑地發出了怪聲。幾年前蒲魯東寫了一篇論《稅收》的應徵論文。在這裡，連天才的最後一點痕跡也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小資產者。至於談到蒲魯東的政治和哲學著作，那么所有這些著作都像經濟學著作一樣，也暴露出同樣矛盾的、雙重的性質。同時，它們的價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於法國。但是，對宗教、教會等等的攻擊在當時法國的條件下對本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功績，因為那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們認為，信仰宗教是他們優越於18世紀的資產階級伏爾泰主義和19世紀的德國無神論的地方。如果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那么，蒲魯東就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談來戰勝法國的空談。
政變
那本關於《政變》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獻媚，實際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適合法國工人口味的人物，還有他那篇反對波蘭的最後的著作，在其中他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無恥。這些應當認為不僅是壞的著作，而且簡直是卑鄙，然而是適合小資產階級觀點的卑鄙。人們常常拿蒲魯東和盧梭相比。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他更像尼·蘭蓋，不過蘭蓋的《民法論》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繫的。小資產者像歷史學家勞默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說他同時還像蒲魯東那樣是個有才智的人，那么他很快就會學會玩弄他本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反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理論套用
由於馬克思誤認為英國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他斷定產業無產階級將日益成為人口的大多數。但考茨基1899年寫作《農業問題》一書時的最大難題，就是馬克思這一預言在歐洲大陸沒有實現，農民、手工業者和職員等非產業工人階級仍是人口大多數。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忽視（如《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人民國家”一詞，因德國“人民”仍多為“農民”），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日後在戰略策略上的失敗直接影響。例如，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著如何爭取德國南部的貧農和中農的問題。1895年的“法蘭克福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委員會”，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著名領導人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但是，考茨基卻堅持認為“一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的社會民主黨的農業綱領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把小農排除掉。考茨基還說， 恩格斯支持他的觀點。由於恩格斯的權威，“農業委員會”中德國南部社會民主黨人和倍倍爾的意見被壓制了。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資本主義大農場吃掉小農，而反對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幫助小農。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慮到德國社會民主黨1890年代即已經是德國獲選票最多的第一大政黨，1919後又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執政黨，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在‘工農聯盟”問題上的失敗，是與考茨基的教條主義理論有密切關係的。1920和1930年代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得到不少在社會民主黨找不到支持的小農及其政黨的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