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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三個代表”與“第一要務”
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期間發表了著名的“高州講話”。其核心內容在於強調，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鬥。
隨後，江澤民在5月的江蘇、浙江、上海視察期間；6月的全國黨校工作會議和10月的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上；以及在2001年1月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講話里，都反覆地強調，“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根本宗旨、根本任務的集中體現，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提出來的，也是為了在新時期新實踐中更好地全面落實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關於黨的建設的要求提出來的。因此，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和全面、正確地把握“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之貫徹落實到黨的全部工作中去，看看我們所採取的措施和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個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動搖地堅持，不符合的就實事求是地糾正。
關於“三個代表”思想的系統論述，是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七一”講話)中作出的。在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發展實踐相結合的重要講話中，江澤民以貫徹“三個代表”的要求為主線，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我們黨80年來的歷史經驗，闡明了我們黨在新世紀的艱巨任務和光明前途，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歸結起來，就是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講話實際上為我們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制定了一條總攬全局的基本方針，同時也為已經進入新世紀並且繼往開來邁開了新長征步伐的億萬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根本性的行動綱領。因此，無論對於我們黨的現實發展需要，還是對於我們黨的歷史發展貢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七一”講話發表以後，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通過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逐步統一了思認識，提高了政治覺悟，增強了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以及求真務實、與時俱進的自覺性。在此基礎上，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5．31”講話中，不僅再度強調了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全黨同志和全國上下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要求。而且還進一步指出，貫徹好“三個代表”要求，就“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努力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我們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就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提高到是否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的高度，提高到能否成為執政黨第一要務的高度，提高到能否開創現代化新局面的高度；是江澤民“5．31講話中提出的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思想觀點和政治要求。
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已經逐步構成並將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現在，又進一步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提了出來。這二者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內在聯繫呢?我們認為，“第一要務”既是“三個代表”思想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三個代表”要求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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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
序言：“三個代表”與“第一要務”
一、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1．1 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
I．2 歷史使命與現實奮鬥
1．3 歷史使命與核心任務
二、客觀上把握生產力發展的規律
2．1 生產力的性質特點
2．2 生產力的運行規律
2．3 走出幾個認識誤區
三、發展始終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
3．1 中國發展問題的由來
3．2 中國發展的當前特徵
3．3 中國發展的環境變化
3．4 中國發展的現實要求
3．5 中國發展的現實矛盾
四、發展要有新思路
4．1 堅持發展路線
4．2 深化體制改革
4．3 改變分配方式
4．4 擴大對外開放
4．5 最佳化經濟結構
4．6 注重可持結髮展
4．7 實行科教興國
4．8 提高人的素質
後記
文摘
書摘
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沿著這條路線演繹過來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同樣會遵循這個規律繼續發展下去。發展先進的生產力，實際上是發展我國先進文化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條件。生產力的發展對於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包括黨的建設)，同樣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首先必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全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第一個也是必須代表先進生
產力發展的要求；在實施“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發展”時，最為重要的也應該是經濟發展，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只有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才有可能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和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只有發展了我們的社會生產力，才有可能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解決紛繁複雜的國內矛盾。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鄧小平才會堅定地說，“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江澤民才會不斷地講，“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也是我們解決國內國際問題最主要的條件。”我們在邁開新長征第一步的時候，首先做的也就是將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
經過了20多年的努力奮鬥以後，為了使我們國家能夠在新世紀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自強於國際競爭之中，就更必須始終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保持長期持續高速的經濟成長，努力實現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月標。
1．2 歷史使命與現實奮鬥
唯物史觀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內容，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經濟觀、文化觀的理論基石和方法論基礎，也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已經走過80多年戰鬥歷程了；中國改革開放自進行以來，已經經過20多年的努力奮鬥了。無產階級政黨所做過的事情難以計數，所肩負的重任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無論在奪取政權以前，還是在取得執政地位以後，都應該不斷地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掃清制度上或體制上的障礙，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20多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結束了中華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歷史，為中國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國家主權和自主地位，並且從新民主主義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團結了全國各族億萬人民，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國現代社會經濟的根本性變化，再度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講，三中全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性轉折意義。那么，三中全會的核心是什麼?是撥亂反正，是思想解放，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嚴重錯誤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何謂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堅持發展社會生產力。思想解放，是實現全黨工作重心轉移的前提條件；兩個基本點，是實現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根本保證。只有把我們工作的中心點轉過來以後，才有可能實現全黨全國範圍內的進一步思想解放和觀念創新，才有可能出現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有可能提出國民經濟市場化的改革模式，才有可能實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有可能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和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肩負著十分重大的歷史責任。江澤民在“5．3l”講話中明確指出：在新世紀，“我們黨要堅定地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歷史任務，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黨的莊嚴使命。”
這三件大事，最初是由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江澤民自80年代末主持中央工作後一直在努力推進這三項任務的實現。這三件大事都非常重要，但事情有輕重緩急，辦事要舉重若輕。我們在新世紀裡能否真正完成這三項任務，關鍵在於我們能否保持一個清醒的認識：經濟仍然是基礎，發展仍然是關鍵。江澤民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上十分明確地指出，“在這三件任務中，現代化建設是核心。”這個判斷是江澤民一貫思想的充分體現，近十多年來，他曾經反覆地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反覆提醒大家，“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也是我們解決國內國際問題最主要的條件。”其認識基礎，就是根據我們的時代特徵、中國國情和發展需要，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基本原理。
中國是世界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開發中國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第一個特徵(或首要特徵)就是經濟不發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特徵儘管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在其他開發中國家也存在。對於經濟發展處於比較落後的國家來講，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理解，可能與已開發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體驗和感受。窮人要吃飯，富人也要吃飯，但同樣一碗米飯對於兩人的效用是不一樣的。現在全球都在談發展，共同點是存在的，但分歧點可能更多。已開發國家講發展，總是把人權和民主掛在嘴邊；發展小國家講發展，卻一直強調生存問題和吃飯問題。為此，經常出現吵架，經常發生爭論，經常導致不歡而散。已開發國家之所以沒有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如同富人之所以不喜歡談吃飯問題，是因為他們已經嘗盡了山珍海味。而對於一個開發中國家來講，爭取民族的生存權卻是萬事之先，填飽老百姓的肚子就是首要之務。因此，對於同樣一個經濟成長或發展速度問題，在開發中國家引起的敏感度和重視度以及感覺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必然遠遠超過那些西方的已開發國家。
眾所周知，生產決定論的生成土壤是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而不是商業社會。農業社會的主要經濟矛盾是人地矛盾，由於勞動生產率低下和土地占有不公，土地產品僅能維持生存所需，進入流通領域用於交換的剩餘物非常少，因此，必然山現重農輕商、重本抑末的理論和思潮。在工業革命時期，由於機械力替代了人力和畜力，社會化生產替代了單個生產，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生產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產業資本的威力所陶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的問題是，當生產技術的快速提高導致全球生產力的極大擴張，世界性生產過剩的經濟現象已經出現的時候，當人類社會已經逐漸地步入了後工業化社會，一個被稱之為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初露端倪的時候，社會再生產的四個環節對於經濟運行的作用，是否仍然一成不變？生產是否仍然發揮著不可動搖的決定性作用?
我們認為，在農業社會，生產決定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生產力並不十分發達，需求市場空間只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相對而言，對經濟發展構成最大威脅的上要是來自生產力的約束。工業革命時期社會經濟矛盾的焦點，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占有關係阻礙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即使在那個時候，馬克思仍然在微觀層面上看到了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與企業的計畫性生產之間的矛盾，因而，也就有了企業主“驚險的跳躍”之說；而在巨觀層面，他看到了生產增長的無限性與由資本主義所有制決定的購買力有限性的矛盾，因而，又有了資本主義“喪鐘敲響了”的警示。僅此兩點，就充分表明流通對於經濟生活順暢運行的重要意義。尤其是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生產力急速發展，真正對經濟構成威脅的已經不再是生產的直接約束，恰恰相反，而是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流通約束，是產品能不能順利地賣出去的問題。國際市場或國內市場一個緊縮，經濟成長馬上出現問題。我們今天遇到的最大難題，並非是生產能力的問題，而是市場約束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形上學地固守某個基本理論觀點，而是應該根據客觀條件和現實發展的變化，重新考慮理論的適應性。至少應該將社會再生產的四個環節看作是一個只有內在有機聯繫的完整系統，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很可能影響到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
第二，勞動決定價值不等於勞動決定生產力。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在對工業化初期的資本主義英國進行批判分析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它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同時也揭示了社會化商品生產中帶有一般性的規律。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全部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和重要支撐，它所要表明的是商品的價值是由一般人類勞動決定，即勞動決定價值。並且，這一觀點的得出也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分析基礎之上的。顯然，勞動決定價值並不等於勞動決定生產力，因為價值反映的不是物，而是生產關係；而生產力應當與使用價值相對應，使用價值的決定因素與價值的決定因素並非是同一回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混淆了二者的區別，以使用價值決定替代了價值決定，導致了理論的庸俗化。我們不能犯同樣的錯誤，以價值決定替代使用價值決定，如果這樣的話，同樣可能導致理論的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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