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複合體簡述
生態複合體（ecological complex）這個概念是鄧肯在1959年提出的。他認為生態系統也可以看作是由四個關聯變數所組成的功能相互依賴的生態複合體，這四個關聯變數就是人口（Population）、組織（Organization）、環境（Environment）、 技術 （Technology）， 簡稱為 POET生態複合體。
對POET生態複合體四個關聯變數的一般定義如下：人口這個變數一般被定義為結構化的人類群體。人口的特徵、規模和構成一般隨所研究單位的不同而不同。一個鄰里地區的人口很明顯會與作為整個大都會地區的人口完全不同。組織這個變數的定義是人口在環境中為了供養自身而形成的各種結構。例如，各種不同的社會為了克服相同的生存問題而形成的各種適應組織。環境這個變數—般被界定為所有外在於人口的現象，包括影響它的其他社會系統。在這四個關聯變數中環境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了其中人口必須適應的極限。另外，環境還是原材料的惟一來源。 環境的特徵最終決定了人口的規模及其適應的本質。不過，環境會由於第四個變數—技術而被劇烈地改變。技術由人口在適應其環境中所使用的技能、工具和人工製品所構成。技術製造物如電話或計算機能改變組織，而這反過來又能影響到人口開發環境的能力。生態複合體中四個關聯變董之間的關係如圖所示。
生態複合體POET生態複合體這四個關聯變數儘管是相互作用的，但人口和組織一般被傾向於認為是依變數，而環境和技術則被認為是獨立變數。因此， 鄧肯比較強調環境和技術的變化對作為整體的生態複合體演化的重要性。 他認為當環境和技術這兩個因素髮生變化時，人口規模和組織能力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從而帶來作為整體的系統的擴張。“生態擴張……可以概括為生態複合體四個變數的一個公式：即技術積累加速加劇了對環境的開發，從而帶來了人口轉變和組織革命”（Duncan，O. 1964，75）。
鄧肯提出的生態複合體的價值之一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套組織和描述生態變項關係的概念工具，為生態學家分析生態系統提供了簡化的手段，而且在對任何生態系統的最初研究時都可以確定一組關係。不過，在鄧肯看來，POET生態複合體的最大價值還在於它對分析社會變遷的作用上。鄧肯認為“人類生態學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最好地解釋演化的結構”（Dun- can，O. 1964，45）。他認為，生態過程是一個不斷前進、變化與自我調適的過程。他將生態社區概念化為尋求均衡的過程。也就是說，引起POET生態複合體變化的力量來自外部，外在的變化影響到 POET 生態複合體中的一個或多個元素的變化，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調整適應，直到系統又達到某種新的平衡為止。 POET生態複合體提出後被生態學家廣泛用於分析各種社會變遷現象。
POET生態複合體在分析社會變遷中的套用
例一
例子一是鄧肯對洛杉磯城市空氣污染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變化的分析（Duncan，O.1973，111〜115）。洛杉磯市的空氣污染，更確切地說是煙霧，是在“二戰”期間開始出現的。儘管這個問題並不是加州南部所特有，因為其他社區也發現了類似問題，但是洛杉磯市的特定情況使得生態複合體的四個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特別顯著。
“二戰”期間，洛杉磯居民就開始發現大氣中有一層藍灰色的薄霧降低了可見度，並帶來了視覺的和呼吸的困難（E→P）；而且發現薄霧同樣威脅到植物的生長（E→E），包括一些重要的經濟作物，並且使橡膠裂開，例如加快汽車輪胎老化的速度等（E→T）。為了對付煙霧，發動了各種各樣的市民運動，在城市成立了減少煙霧的組織，在鄉村成立了健康部門，發布了禁止條例的範本（E→K））。但所有這些措施對煙霧的治理都沒有顯著的效果。那個時候人們對污染源的認識很少，儘管各種工業生產都受到懷疑。到1947年由於加州議會的行動而建立了一個綜合授權機構， 即洛杉磯空氣污染控制區域（APCD），該機構被授權對煙霧問題進行研究並進行各方面的管理。各種已有和新發展的技術設備被放置進APCD 範圍內的工廠，以便減少煙霧，僅此一項就花掉幾百萬美元（O→T）。
同時，化學家和工程師展開了研究並證實了煙霧形成的“天空中的工廠”的理論。燃燒及某些其他過程會釋放未燃盡的碳氫化合物和氮的氧化物進人空氣中（T→E），當這些物質達到高度集中的程度並受到強烈太陽光的作用時，就會發生化學反應並產生大量的臭氧而形成煙霧。特別是發現了汽車排出的廢氣所包括的各種基本成分正是煙霧形成中所包含的有害物質的主要來源。當對工業實行了控制措施並禁止家庭打開焚燒裝置（O→T）以減少污染源（T→E）以後，汽車排出的廢氣就更加是有害物質的主要來源。這個問題同樣涉及到洛杉磯盆地的氣象情況。洛杉磯所處地理位置四周被山脈環繞，風速很低，盆地經常被來自太平洋的暖氣流所包圍。這種氣溫的倒置阻止了受污染的空氣從地面迅速上升，靜止的空氣在這個地區的上空盤旋，由於南加州陽光條件很好，這樣就經常會產生前面提到的煙霧反應（E→E）。
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很嚴重，隨著洛杉磯地區人口的迅速增長，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人口的增加而擴大了其地域範圍（P→E）， 並因此而增加了人們對汽車這個基本交通工具的依賴（T→O），洛杉磯居民在高速公路上疾飛，企圖逃避由每天運載著他們的汽車所產生的煙霧。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了生態學理論中的循環因果關係原理。
不同的機構對煙霧問題作出一系列不同的反應（E→O）。1953年一個私人資助的非贏利的科研機構致力於解決煙霧問題，空氣污染基金會在大約200個企業家的資助下建立起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所在行業都易受到當前或將來的控制措施的影響。這些私營機構與各級政府及其分支機構之間的利益和壓力極為複雜並相互作用（O→O），這個過程的兩個顯著結果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大規模的公共健康研究和行動計畫的開展（O→P，E），空氣污染的後果受到關注（E→P）。相對來講，人們對傳染病學（或者像當前有些研究者把它稱作醫學生態學）了解比較少，但是近來美國公共健康機構（當然它的範圍並不僅限於洛杉磯）以及類似加州公眾健康局這樣的機構已經有了大規模的行動計畫。這些現象不能簡單地用傳統社會學中的組織成長來解釋，而是醫學的生態關係的一個顯著例子，也是組織對環境——人口變化所作出的一種組織反應。 第二，建立了使公共和私人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可套用設備的渠道。比如汽車燃料排氣裝置、催化消聲器或者加力燃燒室等，這些都可以消除汽車廢氣中的有害成分。加州當前已經把這一條寫進了它的法律中，就是當這些設備的可使用性被證實以後，汽車生產廠家必須為其生產的汽車裝上這種設備（O→T）。
一些工程師相信可行的設備很快就會被研製出來，空氣污染基金會甚至宣稱“洛杉磯的煙霧成為記憶的日子快到了”。這個問題如果能如此順利地解決，將污染減少到可容忍的程度，那么，一定會被解釋為生態複合體的各因素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P， O， T→E）。但是，如果情況只是部分的減輕，那么，人口及其所使用的汽車的增長速度必然會對技術和機構提出更大的變革要求：如公共運輸的重新發展、私人電動汽車的引入、對旅遊實行定額、對人口膨脹進行限制等。在空氣污染嚴重情況與洛杉磯差不多，但其他條件又不同於洛杉磯的其他社區其經歷的結果又會怎樣呢？這些問題的問題是：由煙霧所引起的生態系統的震動足以引起我們對今 天越來越依賴於核能而因此冒核輻射之險的關注。
鄧肯認為用箭頭來連線生態複合體中的廣泛而異質的變項關係實際上還掩蓋了一些複雜的情況。這些箭頭只是在研究中用來大致地描述在這種情形中有關的原因、影響或反應的機制。不過，鄧肯認為對這種情形作簡單的解釋會幫助我們認識社會變遷和環境變化是密切相互依賴，如此的密切使變遷的兩個“層面”實際上是系統相關的，任何一個層面的變遷都至少會包括在生態系統中。 儘管煙霧是一個引起人們普遍關注和興趣的個案，但對於人類共同生存需要一個生態系統結構這個問題，它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鄧肯認為社會學家必須在這樣一個概念化的研究中負有責任。
例二
例子之二是施瓦布對1975~1977年發生在舊金山海灣地區的乾旱及其帶來的變化的分析（Schwab， W. A.1982，27）。加州北部大部分地 區都屬於半乾旱氣候，這裡平均每年20英寸的雨量大部分都集中在秋季和冬季。生活在海灣地區的大量人口和加州北部的細耕農業在旱季只能依靠用來儲存和分配用水的水庫、水管和灌溉溝渠。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因 素就間接地通過環境因素作用於人口因素（T→E→P）。
儘管從1975年海灣地區就開始乾旱，但是直到1977年仍然能保證供水，這一事實證明了水庫的價值（T→E）。然而幾個月後，水庫的水位降到警戒線以下，很多社區就作出定量供給的規定（OHP）。定量供給的 規定不僅限制每個家庭坷消費多少加倫的水，同樣也限制了（在某種程度甚至禁止了）澆灌草坪、放滿游泳池和用水管澆人行道（O→E）。
居民對定量供水的反應是很明顯的。很多家庭大量地減少用水量，以至於過去用來抽水庫的水的抽水機不再使用了（P→T）。反過來，用水量的減少又明顯地減少了自來水公司的收入，以至於不夠維持他們的運作 （P→O）。諷刺性的是，很多自來水公司在乾旱期間積極鼓勵水消費（O→P）。如果幹旱繼續下去，森林火災將會蹂躪加州北部（E→E），農場主沒有灌溉用水將面臨破產（E→P），最后海灣地區將沒有能力容納它現有的 人口（E→P）。人口的減少可以減輕環境的壓力（P→E），卻會引起工業、 商業和政府調適的主要問題（P→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