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 生於美國的猶太人家族。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受教育；從博士論文研究開始，他對非西方世界產生興趣，並專門研究過太平洋島嶼的土著文化，進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種觀念的缺失。1956年至1973年執教於密西根大學，1973年以來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時代的經濟學》（1972）、《文化與實踐理由》（1972）以及《歷史之島》（1985）等等，這些著作對晚近西方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內容提要
本書是薩林斯的最新作品之一，全書共分八個部分，主要核心論述了西方猶太教——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的宇宙觀，或者說是對西方現代社會科學概念有著深刻制約性影響的文化觀念形態。薩林斯探討的主題，是18世紀以後出現的西方經濟行為模式的遠古宇宙觀背景，他力圖通過此一探討反思某些在人類學界以至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界中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主要論點。薩林斯在本書中引證了幾個非西方宇宙觀個案，佐證了他的西方文化批評理論。本書實際是薩林斯在芝加哥大學開設的西方社會思想史課程的全部，內容的濃縮，展示了薩林斯心路歷程。圖書目錄
薩林斯及其西方認識論反思（代譯序）原著前言
一、引論：罪惡之花
二、“需求”概念的人類學分析
三、插敘：文藝復興札記
四、生物學觀念的人類學分析
五、“權力”概念的人類學分析
六、神創秩序的人類學解剖
七、關於現實的人類學
八、甜蜜的悲哀
評論與回應
評論一
評論二
評論三
評論四
評論五
評論六
回應
附錄
何為人類學啟蒙？——20世紀的若干教誨
參考文獻
相關書評
樂觀主義者的人類學展望——敬評《甜蜜的悲哀》西方功利主義思想的批判性分析，作者進行了巧妙的構思，引用了大量的學術思想，比如他引用了對人性問題的一些觀點：“至於人性，痛苦和死亡並不是對亞當自大情緒的唯一懲罰。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愚笨特性，這乃是認識論屏障造成的後果……人之有限性乃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起因和罪行都出於人性：他是在欠缺和需求方面無法完善的生物。懲罰也同樣如此”。這就引出了基督教宇宙觀的一些基本假設，繼而開始了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分析：“作為這樣一種哲學的實質性延伸，資本主義繼而突出了稀缺性的概念，並由此給予痛苦而不是享樂以優先地位，把它當成了知識判斷、客觀價值和社會關係的主要動因”；還刻意引用了一位思想家的經典思想——“貝爾納蒂羅.泰萊索指出，整個宇宙是由所有生物和事物的自利行動組織起來的”。沿著這個問題，作者提出了關於學科研究的問題，比如他指出：“實證科學……的用處，正在於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我們永恆的不足，如何從那些總是無法滿足我們需求的手段中獲得最大程度滿足”。這就是西方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前提和假設，在這種假設中，“經濟人”的概念活生生地展現出來，功利主義的核心觀點也就突出了起來，這成為作者要批判的第一個標靶。
薩林斯認為，“生物決定論的無處不在，就是人類學宇宙觀傳統的傳播造成的”；這就與博厄斯的理論進行了一次微妙的對話。但作者很快就轉入了正題，他認為，“正如格爾茲看到的，人們原以為人類的生物性暫時處於比文化優先的地位，可是實際上這卻是不正確的看法”。藉此機會，他分析認為：“人的身體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實體，這也意味著心靈就是文化的心靈”；“人類學的關鍵發現在於，人的需求和欲望同其客體相比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為身體的滿足是在象徵價值之中得到證實的，也是經由象徵價值得以具體實現的，而且，這種實現在不同的文化象徵圖式下會有所差異”。這樣，作者就提出了與功利主義和生物（經濟/環境的）決定論大相其異的結論，正如王銘銘教授在本書譯序中指出的：“在薩林斯看來，人對生活的看法並不是受特定的物質條件決定的，相反，人們對生活的看法（即人類學者眼中的‘文化’）決定著人們物質生產、交換和消費的方式”；“薩林斯認為，利用自然所獲得的滿足以及人們之間的利益關係，都是通過象徵符號系統構建起來的，象徵符號系統具有它們自己的邏輯或內在的結構” 。圍繞這個核心問題，作者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認為：“人們對於這一切的經驗都是靠事物的意義而不是簡單地靠它們可讓人感知的屬性來實現的…….如果人類行為要形成模式，那么這個模式將必定來自象徵傳統”；“在生物學意義上，我們只是有可能成為人類，我們是在情操上有待文化給予具體界定的邊際性生物”。
關於人類現代文化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以及人類學學科的發展，作者作出了深刻而又辛辣的分析。同樣，他還是從西方宇宙觀談起的：“猶太教—基督教宇宙觀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促使自然變成純物質性的，因而它也就在人生觀及使用觀的層面上將人類主體性與人類生產力對立起來”；“那些表面上屬於啟蒙時代以後才發展起來的新符號文化，實際上是西方遠古時代宇宙觀的延續作用”；其中的延續關係可以歸納為：“上帝並不是神話了的社會，相反，社會才是社會化了的上帝”。而在這些觀點的背後就是薩林斯的言外之意了，王銘銘教授總結到：“薩林斯對於現代西方文化作出的判斷就是，所謂現代性的文化並非是啟蒙以後人性的新發現創造出來的人的解放，而是西方宗教神話在現代社會中的再度復歸。換言之，是西方宗教的宇宙觀決定了其現代經濟、社會、政治制度中的‘資本主義’特性，而非相反”；同時他還總結到：“薩林斯認為，社會生物學是一種達爾文主義和自然選擇論的偏離，它是‘遺傳學上的資本主義’，因為這個理論試圖證明西方資本主義現狀是公正和合理的社會制度”。在對西方宇宙觀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連結問題，作者再次巧妙地引用了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他指出：“墮落的亞當成了經驗理解的歷史加邏輯的前提，在對客體的需求中他是有限而又痛苦的個體，因此憑藉它為其幸福所提供的不利或有利條件，他通過感官來對它進行認知。感覺和滿足成了討論肉體的知識理論之不斷重複的內容，它看來是從迷戀自然轉向迷戀資本所得出的恰如其分的哲學結論”。正如托馬斯.巴尼采所評論到的：“資本主義已經創造出適合一門學說全面發展的知識氛圍，這門學說宣告個人需求和貪慾成了社會美德的終極源泉。於是，基督教並沒有創造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促進了滿足其需要的那種基督教的發展”。
西方人類學對非西方土著人民的認識問題一直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要點，薩林斯在本書也作出了深有洞見的分析，他指出：“在眾多西方支配的敘述中，非西方土著人是作為一種新的、沒有歷史的人民而出現的”。這必然導致一種對非西方文化自以為是的理解，從而對文化本身的理解也容易發生偏離，王銘銘教授總結到：“薩林斯認為，人類學者之所以對文化本質有錯誤的理解，主要是因為他們習慣於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人類生活”，而實際上，“與西方預料的進化論命運不同，即所謂的‘野蠻人’各不相同，也永遠不會變得與我們一樣”。作者還舉例證明：“非西方民族為了創造自己的現代性文化而展開的鬥爭……摧毀了20世紀著名的傳統與發展對立的觀念”；“那些被依附論者認為已經死了或正在死去的民族，正在使他們的依賴性變成自己獨特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質性與地方差異性是同步發展的，後者無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這樣的名義下作出的對前者的反應”；“他們的不同文化傳統的延續，即等於他們的變遷的不同方式”；“文化在我們探詢任何去理解它時隨之消失，接著又會以我們從未想像過的方式重現出來……不存在有任何價值的模式”。這樣就徹底打碎了發展主義的樂觀情緒，讓人們看到了現代化事業的多樣性和多元選擇，更重要的是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文化自覺’的真實含義就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間……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現代性的本土化”。這應當是作者十分強調和重視的一個結論！
人類學對資本主義的早期認識創造了“甜蜜的悲哀”，而“所謂‘甜蜜的悲哀’，指的是西方的現代性所包含的對人性的雙重解釋，即一方面認為人有權利從各種外在的社會制約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認為這種解放與資本主義造成的剝削和殖民主義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那么，在這種解放與奴役之間，我們到底應當如何應對呢？作者擺脫了過去的很多理論性選擇，掙脫了各種兩難困境，將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消解於現代化的“本土化”過程之中；滿懷希望地指出：“茶在加糖之後的苦味好像能夠在人們的感覺記錄中創造出他們在其世塵生活中——‘我們這個朝聖的時代’——希冀的那種道德變遷”。這是一種含蓄的答案，但卻包含著不是十分含蓄的果斷，這是一位理論大師應具備的素質！
在大概領略學術大師的基本思想之餘，仍舊深感對其可能存在諸多的誤解，並且還產生了一些自發的感受：在推翻生物（經濟/利益的）決定論之後，文化決定論的傾向是否會出現呢？薩林斯是否已經表現出了這樣的學術傾向呢？憑藉一種含糊的感覺，似乎這個問題在此是不能回答的；但相信本書著實為人類學的發展開闢了一個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