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現代貨幣效用論》中寫到，米爾達爾指出：“貨幣的‘主觀效用’只是由它對其他商品的購買力而獲得的；換句話說，它的‘主觀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交換價值來決定的；而對其他一切商品來說，恰恰相反的解釋才是正確的。”人類使用貨幣習慣於憑藉個人理性而忽視對行為責任能力的重視，導致貨幣泛濫卻束手無策！其實，這取決於人類的社會責任意識，若從強化社會法治和信用制度做起，以必要的社會道德和法律規範來約束人類行為，貨幣瀕臨崩潰的局面並非無法控制，一切都可改變。
作者簡介
徐輝，筆名為金陵山人，男，1958年出生，江蘇南京人，大學本科學歷，高級經濟師。現就職於中國銀行安徽馬鞍山分行，任督導。多年從事商業銀行基層管理與業務研究，在各類報紙、雜誌發表過大量文字稿件和學術論文，著有《商業銀行服務管理概論》、《信用行為經濟學導論》等，曾獲“安徽省工會系統勞動模範”稱號，有關論文、書籍分別獲得安徽省馬鞍山市第四屆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三等獎以及中國銀行系統徵文一、二、三等獎等各類獎項。
圖書目錄
導言
第1章論起源——原始貨幣文明的淵源
1.1原始貨幣文明的體現——人類的理性
1.2原始貨幣文明的基礎——人類的信用
1.3原始貨幣文明的表現——人類的行為
1.4原始貨幣文明的載體——一般等價物
1.5原始貨幣要素——效用與行為責任能力
1.6貨幣的構成要素——信用的含義
1.7關於基礎貨幣的概念性闡述
第2章論職能——人類行為與貨幣效用
2.1貨幣職能的高級階段——現代貨幣效用
2.2貨幣職能比較——經濟活動的“靈魂”
2.3現代貨幣職能——異質、異象
2.4現代貨幣職能的表現——行為效用
2.5現代貨幣職能的含義——行為責任能力
2.6現代貨幣職能的核心——價值尺度
第3章論制度——社會發展與貨幣制度
3.1貨幣制度演變的簡述
3.2不同時期貨幣制度的具體內容
3.3現代貨幣制度的“分水嶺”——布雷頓森林體系
3.4地區貨幣制度和跨國貨幣制度
3.5貨幣制度中的黃金與信用
3.6“理性人”行為與現代貨幣制度
3.7現代貨幣形態——信用貨幣
第4章論本質——權力信用與行為效用
4.1關於貨幣本質的一般性討論
4.2傳統貨幣本質在商品經濟中的演變
4.3虛擬金融信用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災難
4.4現代貨幣本質是人格品質或行為責任能力
4.5依據現代貨幣本質的行為效用控制
4.6現代貨幣效用的直觀指標——利率
第5章論均衡——貨幣供需與貨幣效用
5.1現代貨幣均衡規律的研究
5.2傳統貨幣均衡的含義
5.3現代貨幣均衡的事實
5.4現代貨幣均衡對社會總供求關係的影響
5.5國家貨幣管理當局對現代貨幣供求的調節
5.6現代貨幣邊際效用均衡
第6章論動態——信用交易中的貨幣運動
6.1現代貨幣運動的核心——效用均衡關係
6.2現代貨幣運動的三個基本行為效用現象
6.3現代貨幣運動的特徵——貨幣信用化
6.4現代貨幣效用的外溢——影子銀行
6.5現代貨幣的主要運動形態——電子貨幣
6.6虛擬貨幣與現代貨幣的轉換形態——信息貨幣
6.7現代貨幣兌換的依據——匯率
第7章論套用——信用交易的貨幣模型分析
7.1MIU模型中效用函式的釋義
7.2MIU模型分析及現代貨幣均衡的套用
7.3現代貨幣效用函式的“三元悖論”問題
7.4現代貨幣的演變形式——信用權益貨幣
7.5現代貨幣均衡的效用控制方法
7.6現代貨幣效用的均衡函式分析
第8章論事實——現代貨幣制度的法律含義
8.1現代貨幣的法律要素——權利和義務
8.2現代貨幣行為是一種權益行為
8.3現代貨幣是一種事實債權
8.4貨幣乘數與權益乘數
8.5現代貨幣的行為效益測算
8.6現代貨幣效用與GDP和GNP
跋——現代貨幣當前存在的問題及未來展望
參考文獻
後記
跋——現代貨幣當前存在的問題及未來展望
《現代貨幣效用論》是我先前編著《信用行為經濟學導論》(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的姊妹篇。如果把後者看作理論鋪墊和探索思考的話，那么本書就是對現代貨幣效用理論的系統論述。
今天的人類社會，貨幣就像這個體系的“血液”，日夜不停地在其中循環，維持著體系的均衡，滋養著體系的生長。一旦貨幣失效或難以正常循環，人類社會就會面臨危機和災難。
如果從某種角度來認識貨幣和理解貨幣的話，我們確實可以從中看到這樣一個以“效用”作為核心貫穿其中的貨幣形態和本質的演變過程。如果說在人類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最不可缺少，我認為那無非就是陽光、水、空氣；如果說什麼東西在人類現代社會生活中最不可缺少，那一定就是貨幣。水和空氣對人都是滿足維持生命循環所不可缺少的，貨幣效用則是維持現代社會經濟正常循環不可缺少的；人們需要的並非是它們的自然形態，而是它們本身能夠滿足人所需求的“效用”。
實際上，傳統貨幣與現代貨幣是兩種形態的貨幣，是性質和形態上完全不同的東西，但它們對滿足人的社會生存需求的效用卻是十分類似的。在外部事物不斷被貨幣化的世界，人類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離不開貨幣。每一個人都需要它來維持生存和改善自己生活質量，進行內外事物的新舊代換，獲得滿足自己需求的力量。因此，人類都渴望能夠擁有越來越多的貨幣，希望依靠它給自己帶來正能量，而不是負能量。與人類發明的許許多多事物一樣，貨幣的發明給人類帶來了可觀的生存利益、社會進步和生活文明的正能量，但也帶來控制不當或過度追求所不曾預想的負能量。如同人類發明的汽車和西方人愛吃的美式快餐食品，在人們獲得出行便捷和美食消費的同時，未曾想過多使用汽車會帶來能源消耗、道路擁堵和空氣污染，過多攝人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會造成人的身體肥胖，進而會影響健康。當人類社會這些深受貨幣化影響的事物積累起來的負能量達到一定程度而以某種災難或危機形式突然爆發時，人們才情不自禁地驚恐：“怎么會是這樣的結果？”但很少有人將責任歸於本身的自私或過度的貪婪。
21世紀的今天，全球金融危機四伏，國際經濟秩序混亂，各國信用貨幣高度膨脹，引發了一場無聲的“貨幣戰”。當代德國經濟學者丹尼爾·艾克特在其著作《錢的戰爭》中不無憂慮地寫道：“幾乎所有的貨幣都重病纏身，並在慢慢地走向死亡。這種死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少表現為劇烈的、戲劇性的瞬間變化，因為這些貨幣的死亡總是帶著大幅通貨膨脹的哀鳴而與我們同行的。”最典型的例證之一是非洲國家辛巴威，在其原有貨幣終止流通而不得不退出市場前，辛巴威全國通貨膨脹率高達數千倍，其舊幣甚至有面值上億的鈔票。
人類應當對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卻與生俱來的社會使命負責。
人類社會活動的目標，在社會貨幣化進程中，或許都可以歸結成對某一種貨幣效用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利益和需求的滿足。這種藉助貨幣信用的行為，是人們出於自利的信任，基於某一種貨幣能夠帶來效用的預期。沒有哪一個個體或組織會為一種對自己毫無用途或並無益處的“廢紙”耗費體力或精力，任何一個人或組織都不希望自己會由於“缺乏”獲得這種信任的能力，而發生影響自己生存的事情。人們擁有或使用貨幣，追求的並非是資本或財富的貨幣表現形式，而是它所帶來滿足需求的行為效用。效用是一個代表人類欲望和需求的術語，而任何一個事物效用都涉及人的道德情感需求——信任。每一個人在選擇其行為目標時都會受到這種道德特性的影響，他基於信任所發揮的聰明、才智、努力及進取心，都會套用於他i自求目標的行為之中。而事實上，由於人類自身能力和外界客觀條件的限制，誰都無法實現完全“自私自利”的目標，也無法永久保持“均衡”的靜止狀態，每一種事物變化都是動態的、不確定的和相互合作的結果。人的任何自利行為和均衡狀態都是暫時的或瞬間的，過度的追求往往不是偏差過大就是適得其反。
馬歇爾指出：“如果一種經濟學說所指的分界線在實際生活中找不到的話，那么這種經濟學說越是簡單化、絕對化，在實踐中套用時，造成的混亂就越大。在實際生活中，資本與非資本的東西之間、必需品與非必需品之間、生產性的與非生產性的勞動之間，都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由消費、投資、政府採購和淨出口所形成的對商品的總購買小於整個社會所提供的商品價值時，會導致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因此，政府要採取一定的經濟政策，如國家可以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刺激消費，以拉動經濟成長來減少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成長。為應對眼下全球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普遍採用貨幣量化寬鬆和低利率政策來挽救衰退的本國經濟，但人為因素造成貨幣本質的變化，事實上都遭到了資本市場和社會大眾不同程度的抵制，貪婪的資本主義制度總是引起貨幣劇烈的升值或貶值，而激進的金融信用工具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則會使本國貨幣陷入效用危機，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凱恩斯主義，被實踐證明是無法解脫主權信用危機的噩夢。
論及貨幣效用必然涉及商品和價值的關係。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認為：“效用是商品使人願意購買它的品質，人們願意購買商品這一事實表明，商品具有效用。，，馬克思早已指出，商品品質包括了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價值是凝聚在商品體中的一般人類勞動，而使用價值則是商品自然屬性和有用性；使用價值需要通過交換價值來體現。抽象勞動形成價值，具體勞動形成使用價值。但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於，當貨幣被人們作為“特殊商品”和“抽象勞動成果”或“一般的價值形式”來信任和對待時，卻忽視了其“有用性”的另外兩個方面：一是所謂人的“理性”。這種“理性”行為傾向，讓人在作出決策時總是希望選擇利己的目標，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動機。二是人對事物的有意識信任會依從習慣、慣例、文化和習俗，不假思索地去做，就像1962年羅賓遜夫人在她的《經濟哲學》一書中所說的：“由於勞動價值理論不盡如人意，且被正統陣營(即所謂新古典經濟學流派)徹底清除了出去，效用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但在人們心目中，貨幣效用究竟是“商品效用”還是“權益效用”，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共同價值表現形式”還是“一個循環論證且無懈可擊的形上學概念”的界限依然含混不清。
羅賓遜夫人在《經濟哲學》開篇中說：“現代生活讓人如此不安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對司空見慣之事日漸有了自我意識。以前，人們相信他們相信的事物，因為他們相信，這些事物是真實的事物，或者，這些事物是所有頭腦健全之人認為是真實的事物。然而，自從弗洛伊德向我們揭示了人類的理f生化傾向，馬克思向我們指出了人類的思想源自於意識形態之後，我們便開始問：‘我為什麼要相信我所相信的事物？，，，事實上，人類社會今天在現代貨幣本質和金融信用問題上正遭遇這樣的困境。
未來的貨幣形態是什麼？從自然界的水裝在不同瓶里可以成為有價值的商品，純淨的空氣裝進容器可以進行買賣、一個設計意念或構思能夠成為專利、一個普通的經濟信息或一幅精美的書畫可以等價於現代貨幣等信用交易事實，讓人們不再拘泥於現代貨幣只是單純的貨幣符號、數位化信息等當代形式，而是看得更為開闊和深遠。但很少有人能夠準確地說清楚誰將成為未來的貨幣，因為未來有著許許多多的不確定性。
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狀況來看，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正在遭受金融信用過度擴張和財政債務危機的重創，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的經濟衰退、提振乏力，只能依靠“寬貨幣、緊財政”的經濟政策和接二連三的貨幣量化寬鬆和低利率措施解決燃眉之急；而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開發中國家則受此影響，承受著國際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劇烈波動的衝擊，承受著巨大的輸人性通貨膨脹壓力，進而影響到本國的經濟。現代貨幣和現代貨幣制度以及現代金融信用體系，給這個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貨幣信用化的世界帶來無法避免的三大貨幣問題：
一是難以遏制的各國政府普遍性的現代貨幣量化寬鬆政策，讓全球處於“貨幣數量膨脹”——嚴重的通貨膨脹；
二是世界性的現代貨幣“流動性泛濫”和金融監管的失控；
三是國際貨幣信用體系結構的嚴重失衡，在全球普遍存在巨額的國家主權債務構成的“權益性資產”中，大量的金融虛擬貨幣信用充斥其間，造成世界經濟存在不同程度的“泡沫化”。
這些問題的背後，讓人們對現代貨幣政策難以進行合適的選擇，不同的國家往往採取不同的現代貨幣政策和巨觀經濟政策。對於現代貨幣的本質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為什麼本書要反覆強調一個“貨幣權定”的基本觀點？其實只是希望告訴讀者，傳統貨幣是有形、實物貨幣，現代貨幣則是無形、權益貨幣；兩者唯一的交集就是貨幣行為帶給人們的效用。
丹尼爾·艾克特在《錢的戰爭》中強調：“對貨幣擁有絕對權力，比擁有戰列艦或航母更強大。”這說明人類目前面臨的現代貨幣信用危機問題，不是一般意義上國際社會的經濟危機或全球金融危機問題，而是與社會體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相關聯的問題。對此，傳統貨幣數量需求理論以及貨幣名目論、貨幣金屬論無法解決，即使人們樂於採用現代貨幣效用理論，也並非就能解決現代貨幣內生性不斷增強帶來的矛盾。
例如，眾所周知，國際貿易收支平衡的紅線是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錢的戰爭》一書中明確指出：“中美匯率——也許是21世紀最重要、最有爭議的貨幣邊境線。”
我們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化來看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發現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一直有著美國利用美元作為世界主導貨幣通過“匯率戰”而形成對中國崛起的“經濟掣肘”和“貿易戰”。1993年中國外匯儲備是180億美元，一年後增加到500億美元，此後一直保持著持續增長的勢頭，到21世紀前10年一度高達3.65萬億美元。
從本國範圍內看，國家外匯儲備這種增長，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改革開放，利用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出口大幅度增長、利用收入低增長、資源利用低水平、勞動力低成本而把國內經濟發展搞上去了，不僅提升了國家財力和經濟實力，也換回了大量的美元外匯積存；另一方面，這也帶來很大的經濟發展挑戰，在社會貨幣財富增加的同時，收入增長也在加快，資源耗費不斷增多、產能過剩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受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出口拉動力和投資拉動力也逐步減弱，但國內市場消費拉動的效應由於多種原因，始終難以奏效。
從世界範圍來看，國家外匯儲備這種形式的增長，並非都是好事，甚至可能帶來一種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災難”。對中國來說，國家外匯儲備的每l美元都對應著國內不同匯率機制下對應數量的現代貨幣運動，存在一個不可逆轉的內部循環。由匯率機制帶進來l美元，要保持國內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央行就必須被動投放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從而必然導致國內巨觀經濟環境、金融市場環境、現代貨幣信用環境隨之發生難以調控的變化，並滋生出更多社會福利、政治生態、民生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和問題。 這些年來，儘管世界各個國家針對自己的經濟問題不斷進行調控，但絕大多數國家都突破不了兩個關鍵的“瓶頸”：一是國際貨幣信用如何均衡的問題，即一個國家主權債務最終如何解決；二是現代貨幣數量膨脹問題，即如何從國家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中脫離，從根本上解決“貨幣權定”這個問題。現實問題是在當今美元“霸主地位”造就出單極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下，指望美國政府主動放棄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稱霸世界的經濟統治權力是不可能的。
直到今天，世界經濟危機依然沒有過去，國際貨幣體系和世界貨幣信用狀況仍難以改變，人類社會究竟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是通過戰爭手段還是和平談判手段？未來會怎樣？誰都無法準確預料，因為世界經濟是人類的共同活動，人類的活動不僅不是一個或幾個國家的自由選擇，還有很多人類社會所無從選擇的不確定性。因此，在現代貨幣制度和“貨幣權定”的基本規則下，一個國家政府所採用的貨幣理論只能決定該國未來經濟會怎樣。
如果當今世界貨幣信用體系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匯率形成機制依然如故，那么就意味著各國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必須面對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和現代貨幣信用壓力越來越大。這種壓力由此形成無法控制或難以調控的流動性過剩或通貨膨脹現象，國內市場的各種信用交易價格就會上去，國際資本市場匯率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各國本幣值無法保持相對穩定、高額的外匯儲備會不斷“縮水”造成國際貿易利潤大量流失。
過多的貨幣信用所催生的“經濟泡沫化”會急劇改變人們的信用行為，帶來現代貨幣信用環境的變化，讓人們熱衷於追逐虛擬經濟成長和金融中介信用產業利潤，導致經濟成長的停滯與實體產業的“空殼化”。此外，貨幣超發、影子銀行、虛擬經濟、金融體制內和外的大量信用貨幣創造、民間金融、非貨幣信用交易等，世界經濟在錢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出不少問題。
根據2012年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2012年12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97.42萬億元，同比增長13.8%，比11月末低O.1個百分點，比上年末高0.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30.87萬億元，同比增長6.5%，比11月末高1.0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1.4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O)餘額5.47萬億元，同比增長7.7%。全年淨投放現金3910億元，同比少投放2251億元。2013年起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已經開始跨入100萬億元的大關。
100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個什麼概念？它意味著什麼？
讓我們利用麥金農公式：M2/GDP或M2/GNP來比較貨幣發行量與當期GDP總量的比值。2011年中國GDP總量為47萬億元人民幣，2012年中國GDP增速為8%(預測)，那么2012年的GDP總量近50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2013年中國廣義貨幣餘額已經是GDP總量的近兩倍。這就是中國經濟中貨幣發行量與GDP的比值。
無疑，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也是與當期GDP總量極度不均衡的現代貨幣供應量數據。可以得出結論：一個國家廣義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的結果是什麼？就是通貨膨脹、物價暴漲、財富轉移。雖然凱恩斯主義的貨幣需求數量理論認為，通貨膨脹的主要根源在於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應該通過增加貨幣數量供給來刺激消費需求增長。但實踐已經證明，當政府發行的貨幣越來越多的時候，刺激人們的不是消費需求或有效需求的增加，而是投機性需求的激增，這對社會貨幣信用總量的增加並無益處。貨幣數量過快增加，人們手中的貨幣購買力就必然遭受稀釋，物價就必然不斷上漲，直接導致貨幣效用下降，引起人們消費信心下降。而在貨幣增發過程中，由於現代貨幣遵從的是“貨幣權定”這樣一個強制性規則，這些增加的貨幣總是由政府以及與政府有關係的人——權力掌握者先花出去的，因此等於將老百姓的財富轉移到政府手中了。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貨幣交換來說，也總是占據國際貨幣主導地位的所謂“全球貨幣”國家取得權力先機。例如，美國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和大量發行美國國債，既可以通過美元向世界各國輸出通貨膨脹以緩解自身壓力，又可以輕而易舉地掠奪別國的財富。有經濟學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通貨膨脹是現代社會隱秘的搶劫；米塞斯、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則指出，政府之所以要壟斷現代貨幣供應權，不斷實施貨幣信用擴張政策，就是為了能夠通過增發信用貨幣盜竊百姓的財富。這些話看上去很誇張，但卻是事實真相。
從現代貨幣效用理論上講，現代貨幣供給首先是為社會當期信用交易需求(或者說當期國內生產總量GDP、國民收入總量GNP)服務的。某一國的現代貨幣發行為滿足市場信用交易活動需要，增速超過GDP或GNP增速的話，適度信用膨脹是有利的，但過度信用膨脹，極有可能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度”是一個最難掌握的原則。對於一國社會經濟發展而言，處理全球貨幣信用危機，並不是單純依靠一國央行貨幣政策和政府財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就可以解決的，必須要從現代貨幣制度的改革人手。
現代貨幣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如果現代貨幣很多，就要把更多的信用資源推進去，從提高貨幣行為效益或行為責任能力的角度，不斷增加和擴充社會信用資源總量來加以平衡。這也是本書在討論現代貨幣效用和現代貨幣均衡關係中，不斷強調現代貨幣信用、數量以及行為效益三者內在平衡機制的根本原因。這個問題是各國經濟當前第一位的問題，決定著一國經濟的未來。在上述問題中，對於現代貨幣信用、數量以及行為效益的均衡關係，涉及一些具體的細節問題。
第一，現有匯率形成機制要不要改變？
要保持一國現代貨幣的幣值及匯率穩定，要靠該國央行發行基礎貨幣來承擔這個責任，但任何一國的央行都很難做到，為什麼？因為其他國家的現代貨幣是國家主權問題，管不了。在當前情況下，如果國際貨幣信用體系不對各國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根本改革，各國貨幣被美元牽著“鼻子”走的被動局面就不會消除。各國唯一的可行辦法也許就是根據各國現代貨幣效用大小，直接比較確定自己的匯率：
當期匯率一A國家的現代貨幣效用/B國家的現代貨幣效用
現代貨幣效用一行為效益/廣義貨幣量M2
行為效益一利率×(經濟效益+行為成本)一當期GDP(或GNP)
第二，政府要不要進行實質性減稅或者有針對性地調整稅收？
從現代貨幣均衡公式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行為效益是與現代貨幣效用密切相關的要素。在經濟下行時期，意味著經濟效益的減少和信用交易成本的增加，即行為效益的下降，對於社會經濟活動個體來說，減稅可以提高自身的行為效益，最終提高貨幣效用。如果國家政府從自身利益考慮在經濟下行時期加稅，甚至查過去沒繳的稅，無論是從提高現代貨幣效用的需要，還是從實現現代貨幣均衡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徵稅行為看起來是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來源，但對整個社會信用總量提高和實體經濟發展來說卻是“飲鴆止渴”。
第三，要不要提高貨幣信用化程度？
所謂貨幣信用化，是指一國的所有信用資源是否都已經放在市場交易活動上了，如果該國有很多信用資源不在市場或金融體制內循環和增值，那么這個國家的現代貨幣信用基礎必然是薄弱的和不可靠的，其貨幣效用也要大打折扣。並從20世紀70年代美元徹底脫離金本位制度起，不兌現的信用貨幣的本質特徵，讓現代貨幣發行不僅成為一個國家政府擁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為民間各種貨幣信用的“創造”帶來了便利，形成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貨幣信用循環體系。提高社會貨幣信用化程度，就必須考慮從法律和貨幣制度上“並軌”監督和控制的問題，把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要求其依法活動。
第四，在現代貨幣制度下，金融改革需要從法律上解決問題。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發展不能只依靠政府實行巨額赤字財政、放鬆金融信用擴張規模或增加公共債務來解決，需要依靠社會信用資源總量的有效增加，而不是增加發行現代貨幣的數量。要通過搞好社會物權信用改革、促進社會信用資源的不斷增加，從提高信用行為效益和現代貨幣效用人手。有一個平衡的辦法就是把不在金融體制內或市場交易體系中的貨幣信用資源放進去。當今社會不在貨幣體系中循環的信用資源很多，無論是政治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經濟管理機制改革、社會物權體制改革，還是社會資源分配、產業結構調整、社會收入分配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等，都應該定一種法律權力、給一類信用行為規範、建一個統一交易市場、定一種現代貨幣制度，把市場信用交易中過量的現代貨幣消化掉。這需要通過現代貨幣調控、信用制度改革和信用資源深化予以解決。
此外，在世界“貨幣權定”的大背景下，人類社會往往會產生許多難以解決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文的衝突與矛盾，但世界和平環境和國內政局穩定始終是每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基礎條件。人類社會歷史事實證明，任何一國試圖依靠政治、經濟或軍事“霸權”進行貨幣信用擴張，終究是要以失敗而告終的，因為它與人類理智柑障；同樣，當一個社會實體經濟萎縮而虛擬經濟過度擴張，或市場交易活動過於集中在資本市場內循環，人們對金融活動趨之若鶩而不計後果，其結局必然是危險和災難性的。人類需要自省和警惕！
我在商業銀行工作了幾十年，在銀行信用實踐中對貨幣效用的思考由來已久。通過梳理有關貨幣理論，我把自己對貨幣效用問題的思考逐一論述。作為個人學術管見和理論探索，期待它能夠為現代貨幣理論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能為從事金融、經濟、法律等工作實務的人，推開一扇現代貨幣理論及金融實踐探索的前行之門。為增加可讀性，我數易其稿。
對於本書的寫作完成，我要特別感謝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蔣長流教授以及有關學者、專家能在百忙之中，不辭辛勞、躬親審讀、指點迷津，對本書的整體完善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吾兒珉川，作為經濟學學士、法學博士，在兼修經濟學和法學的基礎上，利用眼下在清華園研習的機會，獲得相關圖書資料的便利，協助了全書構思安排以及專業知識審校，對書中若干分析觀點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議並貢獻良多。妻兒的支持，令我欣慰和感動。
同時，中國銀行安徽省分行為我提供了學習、成長、實踐和進步的平台；原中國銀行安徽省分行老領導給我真誠的關懷與激勵；曾經在一起合作共事與勤勉工作的夥伴、好友、同事、朋友等始終給予我各種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表達誠摯的感謝。
諸多名家的著作成為本書的參考書目，使我能夠從中汲取理論精華，以其理論觀點和相關論述作為引證，在此向各位經濟學前輩、專家、學者們一一致謝。
我還特別感謝為本書成稿付梓，辛勤耕作、熱誠以待、關心扶持、無私幫助的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責任編輯汝濤先生。
由於學識微淺，困於學術研究能力和視野所限，不能詳盡貨幣理論的全部精髓與內涵，薄冊難窺貨幣效用的廣博與深邃，不免存在諸多粗糙、不足與遺憾，懇切期望讀者不吝賜教，批評指正。
徐輝
2013年2月28日完稿
於安徽·馬鞍山·雨山湖畔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