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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魯迅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託，於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晉人寫信，已經得聲明“匆匆不暇草書”，今人作日記，竟日日要防傳鈔，來不及出版。王爾德的自述，至今還有一部分未曾公開，羅曼羅蘭的日記，約在死後十年才可發表，這在我們中國恐怕辦不到。
不過現在的讀文人的非文學作品，大約目的已經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較的歐化了的：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後者似乎要居多數。因為一個人的言行，總有一部分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卻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於是尺牘就有了出路。這並非等於窺探門縫，意在發人的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經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
就是在“文學概論”上有了名目的創作上，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麼，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不過加了些藻飾，有了些排場，仿佛穿上了制服。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套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願意別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編這部書，我想是為了顯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奧如叔本華先生者，中國還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寫信，總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經：這是要請編者讀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魯迅記於上海閘北之且介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