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珍藏的記憶:光漢詩文選》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何光漢，男，1938年7月18日生，北京人，滿族。中共黨員。寧夏人民出版社原總編室主任兼總編輯助理，編審。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寧夏作家協會會員。1958年畢業於瀋陽製藥工業學校．同年9月分配到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製藥廠工作。1963年考入寧夏大學中文系(調乾生)，1967年畢業。1972年調寧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歷任校對、編輯、文藝編輯室主任、總編室主任兼總編輯助理。1998年8月退休。業餘時間寫作發表了詩歌、評論和散文40篇左右。退休後又喜好書法和繪畫，自娛自樂。
圖書目錄
自序：寧夏，我的第二故鄉
詩歌習作編
睡吧，寶寶
雁的旅程
我想起了你們
我決不會把這一天輕易地忘懷
在前進的道路上
琴弦和心弦
趵突泉
挑土的姑娘
火車上有十個上海姑娘
銀川南郊素描
雨後的早晨
鑽天楊
銀川春景
梭梭
題雕塑“非洲人民的憤怒”
念徐匡而自勉
聽首都迎春詩歌朗誦實況廣播
歌唱寧大
巨大的火炬——觀電影《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
敬愛的郭老
您和魯迅
您和歌德
您和蔡文姬
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獻給張志新同志
新聞櫥窗前的緬想
張海迪頌
六盤吟
我心中的六盤
山村篝火
歡樂的小河
水磨
題詞——為中專同學的通信錄而作
評論散文編
“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談詩歌構思的獨創性
新詩在前進
要尊重作家的創作個性——與否定小說《靈與肉》的同志爭鳴
謳歌花的歷史，花的時代——喜讀嚴陣的詩集《花海》
“把每個細胞都化作音符”——讀高深的詩歌新作
“做擊水的人，唱奮進的歌”——評肖川的詩歌新作
讀《論文化和藝術》
評《北大荒之戀》
漫談茅盾對新詩發展的貢獻
一部頗有新意的現代作家研究專著——評《張天翼小說論稿》
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戀歌和戰歌——讀郭沫若的《爐中煤》和艾青的《煤的對話》
附：《爐中煤》(郭沫若)和《煤的對話》(艾青)
悲憤化成的詩篇——讀臧克家的《炭鬼》
附：《炭鬼》(臧克家)
論張武的小說創作
訪賈平凹
歡快的旅途
“九歌傳四海，一死足千秋”——悼念人民音樂家施光南同志
長江三峽雜記
夜晚，銀川並不寧靜
致友人的一封信
超常搭配：一種強化和美化語言的修辭手段
“把心交給讀者”——巴金老人剪影
我國性學領域的拓荒者——訪劉達臨教授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初訪回族女作家霍達
為繁榮寧夏的散文創作而努力——1994年《朔方》散文巡禮
讀《為狼正名》有感
一封遲發的信
同學為我過六十歲生日
附：為六十歲生日而乾杯(羅北雁)
“編輯老師，您在哪裡？”
城鄉飛鴻——1977年參加隆德縣好水公社路線教育的家書
重訪水磨
沈師傅，走好！
致中專同學
難得的聚會
初游羲皇故里的印象
相聚在北京
在北京過五一
大學同學聚會
社裡組織離退休老同志去石嘴山市旅遊
我們永遠懷念你
我又恢復了活力——安裝心臟起搏器的前前後後
銀川製藥廠的故事
致江之滸和魏挽淑的一封信
後記
文摘
新詩在前進
在當前關於詩歌發展道路的討論中，尹旭同志的《新詩“洋”化的路是走不通的》一文(見1980年11月23日《寧夏日報》)，特別引人注目。早在兩年前，他在另一篇題為《新詩要革命》(見1978年第4期《社會科學戰線》)的文章中，就已經談過自己對“五四”以來新詩的看法和目前詩歌創作的意見。我覺得前後兩篇文章的內容大同小異，互為補充，只是後篇的語氣更為激烈，立論更為偏頗罷了。這裡，我就尹旭同志這兩篇文章所提出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並希望關心詩歌創作的同志給予指教。
如何看待“五四”以來的新詩
新詩真的如尹旭同志所說，“五四”至今，“基本上是在‘歐化’的路子上徘徊”，而且越來越“洋”，終於走上了“洋”化的死胡同嗎？我認為，無論從新詩的產生和它的發展以及現狀來看，都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新詩的出現，是中國詩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適應著現實生活的需要，在“五四”運動的革命浪潮推動下，應運而生。它在表現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用自話寫詩，打破傳統格律的束縛，實現詩體的解放等方面，為“五四”新文學的建樹，立下了汗馬功勞。因為這種以嶄新面貌出現的新詩，更能滿足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的需要，所以逐漸為人們所承認，站穩了腳跟。當時人們把這種新詩叫做“白話詩”。從形式上看，新詩用得較多的是自由體。無庸諱言，這種自由體，近似於外國的自由體；說它是一種“引進”的詩體也未嘗不可。這種詩體的出現，除了現實鬥爭的需要，還決定於詩歌本身發展的歷史趨勢。綜觀我國詩史，在格律上總是由嚴謹向自由演變的。如繼四言的《詩經》之後，產生了形式較為自由的《楚辭》；繼格律嚴謹的唐詩之後，又有靈活多變的宋詞；宋詞之後又出現了更為自由的元曲；在明清歌謠中，自由體更為常見。由此可知，“五四”新詩的產生也有它自身的歷史淵源。
其實，文學的歷史就是一個批判繼承與革新創造的辯證發展過程。魯迅先生說過：“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集外集拾遺·後記》)沒有在前人勞動成果基礎上的革新創造，文學就不能適應反映新生活的需求；但如果摒棄一切文學遺產，拒絕借鑑中外作家所積累的創作經驗，文學也不能健康的發展。在“五四”新文學的濫觴期，在各種新思潮特別是馬列主義在古老中國的土地上廣泛傳播的歷史條件下，新詩為了適應當時鬥爭和現實生活的需求，衝破傳統的束縛，更多地從內容和形式上接受外國現代詩歌的影響，作為創作的借鑑，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怎么能說是“砸爛了‘舊枷鎖’，又戴上了‘洋鐐銬’”從此“走上了‘歐化’的斜路”呢？
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曾經指出：“文學創作，從它的本質來說，在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民族中都是一樣的。”(《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他用讚賞韻語氣談過外國文學，特別是法國文學對他深刻的影響，為它們語言藝術的魅力和卓越的寫作技巧而感到驚奇。他說：“我是向法國作家學習寫作的。”(同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在談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時也說過：“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新詩的奠基人郭沫若說他寫作《女神》時，也曾受到過惠特曼等外國詩人的影響。從外表看，魯迅的小說和郭老的新詩，都和傳統的章回小說、古典詩詞不同，甚至大相逕庭。但你能把它們看成是“舶來品”嗎？不，絕對不能。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巨擘，都有著深厚的國學根柢，他們並沒有拋棄本民族的文學傳統，而是在擷取我國古典文學的精華的同時，又吸收了外國文學中對我們有益的成分，將外來影響和民族傳統有機地結合，加以推陳出新的創造。他們的作品，無論從形象、取材、意境、風格、語言和表現手法方面，都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它們是民族生活的土壤上開出的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學之花，是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
可見，是否“歐化”不能光著眼於形式，要首先看它的內容，看它是否反映了民族生活的內容，其次再看它是否具備與所表現的內容相統一的民族形式。
恰好相反，尹旭同志就是偏重於從形式上看問題，說“所謂‘歐化’，主要的表現在形式上，特別是語言的運用上。大量運用散文化的句子，毫無節奏感，或採用一種‘歐洲’式的節奏”。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我認為，對是否散文化，有無節奏，同樣不能光看形式；不能一見長句或“轉行”，就斷定它“毫無節奏”，說它不是詩。新詩以自由體為主要形式，只要它具有詩的素質，“雖沒有一定外形的韻律，但在自體是有節奏的”(郭沫若：《論節奏》)。
後記
這本書是我五十年來所寫詩文的一個選集，是對自己業餘寫作的回顧，也是在寧夏生活五十年的一個小結，它就像一隻鴻雁在雪地上踏過留下的一串爪印，是用文字形式把我的一些難忘的記憶固定下來，故取名為“珍藏的記憶”。
今年10月25日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五十大慶，我把這本拙著獻給她。自己覺得這份禮太薄，太輕，太寒酸了，有點羞於出手。但是，它畢竟代表我的一份心意，一份真誠的心意，我想她不會因禮輕而拒絕吧。
我是出版社的一名文藝編輯，長期忙於“為人作嫁”的工作，業餘寫些文字，沒有計畫，也不成系列；五十歲以後又被心腦血管疾病襲擾，完成日常的編輯任務都勉為其難，更談不上自己的研究和寫作計畫。1998年退休以後，又被出版社返聘，搞了幾年出版史志的編纂工作。2002年初安裝了心臟起搏器後，生活質量大為提高但不能過於勞累，伏案學習和寫作稍久會感到頭暈眼花。這些年，大部分時間花在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學習上面，偶爾寫些遊記和懷舊的文字，數量不多。今年為了出這本集子，才花費了較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對舊作的整理和編輯上，並撰寫了幾篇新作。全書基本上按寫作時間排列，這樣，讀者就可以知道某年某月，我幹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和想了些什麼。我學習尊敬的巴金老人：相信讀者，“把心交給讀者”。我不是作家，更不是詩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編輯。平時有感而發，寫作態度是認真的；不率爾操觚，不作無病呻吟。寫成的文字，缺乏文采，也無重大的內容和深刻的思想，僅有作者的一點真情實感而已。
拙著能在自治區五十大慶的前夕順利出版，全仗出版社領導和文藝室同人的關心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2008年5月26日
序言
寧夏，我的第二故鄉。
我原籍北京。1938年7月，我出生在全家南下逃難途中的漢口；三歲左右隨父母在上海定居，隨後上了國小、國中，1954，年考入上海製藥工業學校；中專才上一年，隨學校遷到瀋陽；1958年9月1日畢業分配來寧夏工作，至今已整整五十年。我親歷了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成立，見證了寧夏經濟建設的起步和騰飛，目睹了首府銀川如何從一個以往不起眼的塞上古城，變成為一個光彩亮麗、引入注目的可愛家園。如果說，上海是我的故鄉，那么寧夏就是我的第二故鄉了。
老實說，分配來寧夏之前我對她並不了解，只知道她是陝甘寧邊區的一個省份，新中國成立之後曾一度與甘肅省合併；對我即將去報到的城市銀川更是一無所知了。於是，在我的想像中，出現的是沙漠、駱駝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荒涼景象。在蘭州到銀川的火車上，一起分到寧夏的我們五個同學結識了十個上海小“阿拉”，她們也是到寧夏參加建設的(後來知道她們在地質大隊上班，我們五人還抱著兩個大西瓜到她們銀川仁義巷的住地去看望她們)。她們一路說說唱唱，非常熱鬧。《火車上有十個上海姑娘》(見本書21頁)這首詩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景。那時銀川剛通火車，車站還沒建成，沒有像樣的月台，要下個土坡才能出站。因京、津、滬等地每天都有支寧人員到來，車站外專設一個調乾接待站。我們出了車站後，接待站用卡車把我們拉進城裡。
第二天，先到工交廳再轉到衛生廳辦好報到手續後，我們都分在銀川製藥廠。藥廠正在籌建，我們就在藥廠的籌備處上班。籌備處在解放東街140號的二層小樓里，對面就是玉皇閣。從我們的小樓望下看，對面的一家老字號敬義泰糕點醬菜鋪的院中，一頭毛驢圍著磨盤轉，一個夥計向磨口續著紅辣椒正在做辣糊醬。在銀川這座塞上古城中，當時這種手工式的作坊較多，比較現代的工廠企業除了銀川電廠、麵粉廠、毛紡廠沒有幾家。那時寧夏回族自治區尚未成立，銀川城裡沒有一條柏油馬路，大部分是土路，只有一兩條主街鋪了石子；沒有老大樓和郵電大樓這些三層以上的建築；市容也不繁華，沒有公車，汽車很少，街上行人不多。比較人多的新華街上，有一個燈光球場、兩家電影院和同福居幾家飯店。再有鼓樓和西塔附近也比較熱鬧，商店不少。街頭巷尾和居民的住宅幾乎是平房，而且大都是土坯壘的平頂房，像藥廠籌備處這樣的二層小樓都不多；比較像樣的是公園街口的幾排交際處的二層建築，頗合時尚：那是為迎接貴賓準備的。公園就一個，那就是中山公園(當地老百姓叫它“西馬營”)。剛來銀川時我們幾個去逛過，裡面樹木高大繁密，湖面不小，有亭台樓閣，居然還有游泳池；公園的葡萄很甜，一毛三分錢一斤，我們還買來嘗過。位於公園東北角的寧夏師範學院：寧夏的第一所高校剛剛成立，外地分來的大學生正在參加艱苦的建校勞動。
過國慶節不久，還沒等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的大喜日子(10月25日)，廠領導決定鄭茂林、金麗容和我(我們是同班同學)以及七八個徒工去上海第三製藥廠培訓抗生素的生產技術。我們在上海學習了近八個月，基本掌握了金黴素車間各個工序的生產技術。此時，銀川製藥廠在南門外已經白手起家地蓋起了簡易的廠房。回廠後，我們投入金黴素的試製工作。我們是第六車間，又叫抗菌素車間，由金麗容和我負責。當時是大躍進的年代，人人幹勁沖天，鬥志昂揚；我們也不講困難，不講條件，土法上馬進行試製。我還記得，當從發酵好的培養液中提取出黃燦燦的金黴素粉末的時候，我們欣喜的情景。因為不具備必要的條件，金黴素始終不能投入生產，試製工作也不了了之。其他車間的針片劑、酊膏劑和中成藥都能正常生產並搞得熱火朝天。後來，我們車間的人員分到其他車間幹活，我也下放到中藥車間勞動。
不久，三年困難時期來臨，實行“低標準，瓜菜代”。與全國人民一樣，藥廠職工勒緊褲腰帶，同心同德地堅持生產，堅持工作，克服一個個困難，渡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困難時期，我們在廠領導的帶領下，開荒種地，來解決糧食和副食的不足。我們車間一度生產過小球藻這種代食品。廠里還把做肝流浸膏的廢物肝渣送進食堂，加工後再賣給職工；它既耐餓又有營養，比其他代食品強多了。
1963年，困難時期結束不久，自治區對企業實行“關、停、並、轉”的政策，我們的藥廠下馬了！銀川製藥廠當時是自治區唯一的一家藥廠，那時全廠職工已發展到近200人，生產初具規模；況且，我們大部分職工參加過建廠的勞動，視廠為家，對藥廠充滿著感情。對於它的下馬，我們想不通。想不通又有什麼辦法，這是自治區的決定，要服從大局嘛。從此，我們職工四處雲散，各自走向新的工作崗位，繼續為建設寧夏貢獻青春，貢獻自己所有的力量。值得慶幸的是，保留了一個中藥車間，後來與市內永康巷的電錶廠易址，改名為寧夏中成藥廠。中藥車間的工人大都成了新廠的骨幹。1969年我結婚後，愛人沒有工作，全憑他們的引薦，1971年當上了一名製藥工人。藥廠下馬的那年，我考入寧夏大學中文系，又重新開始了學生生活；雖然脫離了製藥專業，但是圓了自己從小喜愛文藝的夢想。(參見本書320頁：《銀川製藥廠的故事》)
在藥廠的五年中，工作之餘我常常練習寫作，習作主要是詩歌和快板。尤其是最後幾年，詩興大發，幾天就一首。一般寫的都是重大題材，如反帝反美的，歌頌古巴的，與世界人民友誼的。再有，就是歌唱我們藥廠的，有十幾首。比如，反映建廠時艱苦勞動的有《這裡本是稻田》和《打夯歌》；表現我們職工站立在比膝高的水中，手挽手地保護藥廠，避免因附近紅花渠決口而造成損失的《深更半夜廣播響》；還有歌頌工人忘我勞動和崇高品質的《給三個生產上的標兵》和《退休工人孔秀峰》等。這些習作沒有保存價值，所以提到它們，也只是個人寫作道路的一個回顧，對自己青春歲月的緬懷而已。收錄在我的詩文選中不多的幾首，如《雨後的早晨》、《鑽天楊》、《銀川春景》這三首(見本書23—25頁)描繪了當時銀川南門外的景物，作為組詩，我給起了一個“素描”的名字，倒是比較恰當。現今的南門外，素描中有的景物已不復存在，建起了不少樓房。在藥廠，生活雖然貧苦，但我堅持上完了夜大學的中文課目，為以後進一步的學習打下基礎。
在藥廠的五年中，我結識了同廠的不少朋友。後來，這些朋友雖然在不同崗位工作也沒有斷了聯繫，有幾位至今仍有往來。我們一起分來寧夏的同學自不待言，除了余揚金回了無錫老家，我們四個保持著長久的友情；遺憾的是，分到區藥檢所的鄭茂林同學於1991年過早地去世，無緣見到今日寧夏經濟的騰飛。
寧夏大學的學習生活，令人懷念。1963年我入學的時候，寧夏大學剛成立一年。它由寧夏農學院、寧夏醫學院和寧夏師範學院合併而成。新校址在新市區的荒灘上(我們叫它“西沙窩”)，周圍是一片荒漠，其間還有大大小小的沙丘。1960年秋，寧夏師範學院從城裡遷到“西沙窩”始，就一邊教學上課一邊治沙植樹，到我們那屆新生入學時治沙任務還沒有完成，課餘時我們參加過治沙和綠化校園的勞動。在班上牆報發表的《歌唱寧大》一詩(見本書32頁)，就是我最初獻給寧大的一份薄禮。“文革”前，像我這樣二十五歲的大齡青年上大學的很少，我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抓緊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自己早就喜愛的中文專業知識，不能落在班上弟弟妹妹的後頭。我同班上的同學親密相處，有幾位後來成了知己朋友，如范泰昌(已去世)、於洪福、張迎勝、喬俊峰、權振聲，何炳業等。在校期間，先後參加了中衛縣鎮羅公社和青銅峽縣邵崗公社的兩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我第一次下鄉的經歷(以前一直在城市生活)。我接觸了寧夏的農民，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感受了他們的淳樸和辛勞。黃河流經寧夏川區，這裡溝渠縱橫，交織成網，土地秀麗豐饒，是魚米之鄉，素有“塞上江南”的美稱。可是，自從“大躍進”以來農民沒過上安生的日子。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聯產承包制以後，這裡的農民和全國的廣大農民一樣，才開始過上安寧的日子，走上幸福的道路。
如今，你漫步在寧大的校園，到處是花香鳥語，綠草如茵，樹木成蔭；一排排漂亮的樓房和寬敞平坦的操場，沿著偌大的湖面走一圈約需半個小時；舊日的教學主樓早已被新的更氣派的高樓代替，留存的唯一一幢筒子樓：我們稱它“拐角樓”，曾經是年輕教師的宿舍，“文革”後恢復高考還住過新招收的部分新生，現在不再住人，修繕一新改作他用，成為寧大舊貌換新顏的歷史見證。
寧大畢業前後，我曾被借調到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保衛部特偵組工作。任務完成後，1972年9月分配到寧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經擔任過校對、文藝編輯、文藝編輯室主任、總編室主任兼總編輯助理，一直到1998年8月退休。在寧夏這五十年中，我先後在兩個單位工作：一個是前面提到的製藥廠，才待了短短五年；一個就是出版社，渡過了我大半生的歲月。人的一生真是不可逆料，如果藥廠不下馬，我可能一輩子從事製藥事業，隨著寧夏經濟的發展，藥廠也會逐漸發展壯大，成為現代化的企業，就像如今開發區的啟元藥業集團一樣；誰能料到我會改行投身於寧夏的出版事業，做了個“為人做嫁衣裳”的編輯，終年與文字打著交道。這樣，我就親歷了寧夏出版事業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親眼看到：出版社最初沒有一間房，長期寄人籬下，後來有了自己的辦公樓(在公園街口)，如今在50里長街的北京路東段建起了十六層的巍峨高樓：出版大廈。出版社由開始僅出版毛主席著作、語錄和幹部學習用的材料以及其他通俗讀物等，逐漸發展成一家綜合性的出版社，今天擁有政治經濟、民族歷史，科技、文藝、美術攝影和綜合六個編輯室，教育、少兒兩個副牌社，《寧夏畫報》、《周末文匯》、《少年讀者》、《小腳丫》四個雜誌社，職工195人，發展成為一家年出書千餘種的名副其實的省級出版社。近年來寧夏人民出版社因為成績突出，榮獲國家人事部和新聞出版總署授予的“全國新聞出版系統先進集體”的稱號。現在全國出版社早已突破我在崗時300來家的數字，達到570家左右，真是強手如林，競爭激烈，能站住腳並取得發展和成績，實在不易，我作為一個退休老編輯為之感到驕傲。我是文藝編輯，長期與寧夏文藝界接觸；因此對寧夏文藝事業的發展歷程，感受尤深。拿文學創作來說，最初作者寥寥，不成氣候；“文革”後進入社會主義新時期才出現“兩張(張賢亮、張武)一戈(戈悟覺)”這樣的領軍人物，開始形成一支頗有生氣的文學隊伍；以後又陸續出現“寧夏三棵樹”(陳繼明、石舒清、金甌)和“西海固作家群”等新秀，更加發展壯大了這支隊伍，不斷創作出比較優秀的作品，引起全國文壇的注目，顯示了寧夏文學事業的初步繁榮。
俗語說的好：“大河沒水小河乾，大河漲水小河滿。”只有國家富強了，廣大人民民眾才能過上好日子。我在寧夏工作、學習和生活了五十年的經歷充分地說明這個真理。回想當初我們這批支寧人員初來時寧夏落後的情形，歷歷在目。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和關懷下，在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很快成立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我們和當地人民一道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白手起家，艱難創業，為寧夏各項建設事業的百廢俱興打下基礎；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自治區某些政策的失誤，影響了寧夏經濟發展的速度。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我們的國家從此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寧夏也不例外，我們看到在我們生活的首府城市這五十年來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近十來年的變化，可說是日新月異，改地換天！現在的銀川變大了，道路變寬了，湖泊變多了，天空變藍了，變得連我們這些老銀川都感到陌生，需要藉助新版地圖和實地考察對它重新認識和辨認。1993年我在一篇短文里寫道：“這兩年銀川危舊房屋改造工程進展很快，眼見一幢幢樓房拔地而起，一片片小區接著出現。我來銀川整整三十五個年頭，可算老寧夏了，有些街道小巷半年一載沒去，再去都不認得了。來銀共搬過四次家，如今我重新造訪這些故地，已變得面貌皆非，那些熟稔的窄巷、土房不見了”。發了一通感慨後接著寫道：“我向銀川市的領導同志和從事城市規劃的同志建議：銀川老城面積不大，房屋太密集了不好，能不能留點空間搞些綠化區、街心公園，多種些樹和多鋪些草皮。”(見本書178頁：《夜晚，銀川並不寧靜》)看來，我是多慮了。其實，區市兩級政府早就成竹在胸，建設新銀川的藍圖正是從那時或更早些開始實施的。
現在的銀川已經徹底改變了舊日的模樣。首先，它變大變美了，城市區域已由以前的3499平方公里擴展為7471平方公里，擴大了一倍多。轄三區(興慶、金鳳、西夏)兩縣(賀蘭、永寧)以及靈武市，總人口為140多萬人。在銀川市區，像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上百個名稱繁多的居民小區，樓房的建築和周圍的環境越來越現代、時尚、幽雅，舊日的平房幾乎不見蹤影；市內有十多個大小公園，有南門、大團結、光明、新月、人民、麗子園和西夏七大廣場；街道建設和城內交通也隨之跟上，主要街道均改為八車道或十車道，很少遇見大城市的堵車現象，出門辦事十分方便，公共汽車的線路由幾條增加到50條左右。其次，是重建“塞上湖城”。銀川早有“塞上湖城”之稱，據說曾有“七十二連湖”。由於過去沒有認識環保和濕地的重要，填濕地蓋房屋，與湖泊爭土地，致使湖泊和濕地的面積大為減少。現已將大西湖、小西湖、寶湖j清水湖、鳴翠湖、北塔湖六大湖泊的景觀水道全線貫通，一個嶄新的更為亮麗的湖城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再次，就是充分利用和發掘了旅遊資源。銀川是全國99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1038年，西夏國曾在此建都(時稱興慶府)，它又是古河套文化和古絲綢之路文化的交匯地。像西夏王陵、賀蘭山岩畫和賀蘭山蘇峪口、滾鐘口(小口子)這些名勝古蹟、自然風光每年都吸引著大量的遊客，十幾年前開發建設的沙湖和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以及新開發的閱海公園、黃河古渡等成為新的旅遊熱點。還有，銀川的交通也發展很快。除了包蘭鐵路外，又有中寶鐵路和太銀鐵路(在建)；高速公路南北東西貫通寧夏全境；河東機場於1997年建成通航以來，與全國一些城市的交往更為快捷。寧夏現在交通四通八達，已經形成現代交通網路。
值得驕傲的是，自2005年以來，我生活的這個城市獲得“園林城市”、“環保模範城市”、“衛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等榮譽稱號。為了建設寧夏，為了建設銀川這個美麗的家園，我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由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成為一個七十歲的老者，這五十年的歲月沒有虛度，我又感到非常欣慰。
寧夏，我的第二故鄉，我衷心地希望你的明天更美好更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