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王輝,參加了大興鎮、陳道口、大伊山、來龍庵、左圩、運河等戰役戰鬥。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副大隊長、團參謀長、科長兼辦公室主任、浙江省江山縣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兼剿匪司令員、兵團工兵總隊司令部參謀長等職,參加了淮海、渡江等戰役戰鬥。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大隊長、團長、副處長、處長、師長、河南省軍區副司令員兼鄭州警備區副司令員、武漢軍區工程兵主任、鄭州市委第一書記、鄭州鐵路局第三書記、河南省委書記、武漢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等職 ,參加了抗美援朝,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貢獻。
2010年8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所獲榮譽
王輝是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曾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和獨立功勳榮譽章。
主政鄭州
創辦郊區知青農場
19761月份,10個“五七農場”如雨後春筍般在鄭州市郊區冒了出來。
當時,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學生,都到邊疆組建建設兵團,中小城市的學生也都到偏遠的農村插隊落戶,而鄭州的1969、1970屆初、高中畢業生卻很幸運,都在城市郊區農場“上山下鄉”。
這是很多鄭州知青當時解不開的謎團,比如須水五七農場一連知青蔡建生。
而當知道謎底後,蔡建生在對逝去年華惋惜的同時,心頭多了一份感恩。這份感恩,也是眾多鄭州知青所共有的,這與一個人有關——原鄭州市委第一書記王輝。
當年,在那個“極左”年代裡,正是市委書記王輝頂住上級的壓力和巨大的政治風險,在鄭州郊區建了這10個“五七農場”,使得鄭州知青可以在家門口“上山下鄉”,這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創舉。
“這次下鄉,我們免受遠離家門之苦,有些溫情脈脈的色彩,我們應該感謝王輝書記。”花園口五七農場知青李先生說,在那個“極左”年代裡,王輝敢冒著不可預知的政治風險,將鄭州的孩子安排在本市郊區,確實需要非凡的魄力。
就這樣,當時鄭州的數萬國中和高中畢業生,在王輝興辦的郊區農場裡安定了下來,並且用他們自己的雙手創辦了玉雕廠、拖拉機配件廠、鞋廠、燒鹼廠、玻璃廠等。
“在郊區建農場,在當時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王輝後來回憶說,此舉雖然符合中央關於知青勞動鍛鍊的精神,但當時是要求插隊落戶,省里不同意,說是為什麼要在家門口辦農場,市里也有人反對。
他說了可行理由:一是鄭州郊區不少地方有房子,比如馬寨就有不少備戰窯洞可以住;二是當時每個知青有200元的安家費,可以集中起來辦農場;三是將來“五七農場”可以辦小工業(後來許多農場都辦起了小工廠);四是農場離家近,家長放心,有利於數萬個家庭的穩定;同時,作為鄭州市的後備力量,將來市里招工需要多少立刻就能上來多少。
之後,王輝跑到省里,說可以把武漢軍區工程兵辦的農場撤銷,省下錢來辦農場。市領導張志彬、陳文書和郊委書記杜德新很支持這個想法,他們說:“王司令,辦!我們去跑。”
“把子女放到郊區,一個月總可以見次面吧?”王輝說,大多數老百姓是擁護這種做法的,當時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定下辦郊區農場以後,郊區農民也很支持,他們讓出房子給知青住,劃出地給知青種。後來他被批判了,不少知青給送飯送煙,郊區農民還講:“王司令,我們保護你!”
王輝的苦心沒有白費,在郊區下鄉的鄭州知青,相對而言是“最幸福的”。
花園口五七農場一連知青王平曾寫道:下鄉時回城拉糞,對於知青來說是個美差,這意味著可以回家、洗澡、改善生活。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黃委會禮堂看場電影,或者到河南影院,給把門的師傅說說好話,買一張站票。
相比之下,那些遠赴他鄉的鄭州知青卻苦不堪言。鄭州知青吳寧豫說,他們1973年5月到周口沈丘下鄉,去的路上整整跑了一天,困苦的生活和艱辛的勞動自不必說,每次回家都要扒汽車、轉火車,折騰一兩天才能到家,回家是最奢侈的事情。
悲慘的是,有兩位同去沈丘的同學,卻再也不能回來了——農村洗澡不方便,一位女生去河邊洗澡淹死了;還有一位女生冬天在熬糖稀的大鍋里舀熱水洗澡,掉進鍋里燙死了。
時至今日,那個年代一人之念可以使無數人的命運結局出現天壤之別的情景再次被提起,不得不令人反思。
嚴格自律
秘書出去可以帶車,他的子女不可以。
王輝的秘書崔清說,她2004年擔任王輝的秘書,當時王輝就交代她,秘書出去可以帶車,但他的子女不可以。王輝的外甥上學自己坐捷運,女兒從鄭州到北京,每次都是自己搭車過去。可有些領導祖孫三代都用公車,一家3台車都不夠使。
“打仗時,首長腿受過傷。”崔清說,但當年在鄭州工作時,王輝曾走遍了各個農場。在鄭工作期間,王輝非常重視抓生產工作,發展了塑膠廠、化工廠、機械廠,建了西流湖、邙山提灌站,修了第一座穿越鐵路的立交橋,主持建造了如今的二七塔等。
王輝的女兒王和平是鄭州某部隊醫院皮膚科醫生。“從小開始,父親就對我們很嚴,不準我們打著他的旗號走關係。”王和平說。她兄妹5人,兩個姐姐、一個哥哥,還有一個妹妹。哥哥退休前在一國家單位上班,剩下她們姊妹4人,都在部隊醫院上班,兄妹中沒有一個“官二代”。
每次王和平去北京,王輝都會問她,鄭州知青過得好不好,二七塔還是不是市中心,有沒有翻修過,去那裡參觀的人多不。而讓她遺憾的是,直到父親去世,她也沒有顧上製作一個關於二七塔內容的光碟給他。
大興水利
當年在修邙山提灌站的時候,王輝了解到邙山頭有個桃花峪,這個地方不錯,但還歸滎陽管,旁邊有個古滎公社提出從邙山頭修,他就自己爬到山上看,因為他左腿在解放戰爭中打斷了,不方便,每次爬山來回要走40公里路,疲憊不堪。這樣前後爬了3次山,決定就在邙山頭上修。
預算出來了,建邙山提灌站要1000萬元,省里只給200萬,於是王輝想到“民辦公助”這個辦法,老百姓修渠,每天補助飯錢,每人5毛錢,不給工錢,原來一天上3000人,後來一天上到8萬人,三班倒,人停工不停。只兩年零幾個月就修好了。最後一算賬,花了800萬。好多東西都是自己做的,水泵、電動機,這些設備當時沒地方買,他就派人去武漢、上海和瀋陽學技術,回來自己研製,都成功了。
修建期間,他只要在鄭州,每天都要到工地上查看,看質量,看進度,對於這個老首長,工地上的人都熟識了。
在鄭州的十餘年間,王輝還主導修建了尖崗水庫,在花園口搞出了水澆田,種出了鄭州大米,發展了街道工業,甚至還動用了工程兵,修建金水河,軍人從山上拉來石頭砌護坡,回去時把金水河的污泥拉到農村肥田,一舉兩得。可惜後來因為被批鬥,金水河沒有徹底修好,王輝一直覺得是個遺憾。
20世紀70年代末,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王輝率部調往內蒙古,從此離開了鄭州。